山西
在浙江，有這樣一群身份特殊之人，地位比普通百姓還低，無法讀書做官，數百年忍辱負重？
1904年初夏，寧波三江口第一所新式小學開學，街邊圍滿好奇的挑夫和船工。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把孫子往前推著，低聲嘀咕：“去讀書，別學爺爺賣破布。”小男孩卻縮回腳步，“我們這種人，真能進那門？”老人沒敢回答，只是用力點頭。這一幕，把浙江地方社會深埋數百年的暗影照得分外清晰——他們是“墮民”。
翻檢律例就會發現，古代中國并非人人生而平等。自秦漢起，戶籍被分成良、坎、賤三等，浙江一帶偏偏多出一種附錄在賤籍后的特殊標記：墮。史家推溯源頭時常提到南宋末年。那時，主戰大將焦光瓚于臨安陷落前夕率部投降金軍，朝廷震怒，不但族誅，也將其部下與眷口連同所有后嗣降為墮民。政治叛逆被藩鎮為罪，污名隨血脈傳遞，這便是浙江墮民的制度胎記。
法條說得明白：墮民不得應科舉，不得仕任，不得與良民通婚。可真正讓他們寸步難行的，是日常瑣碎。紹興府志記下了奇異的行當：挑雞毛換糖、賣破布、演社戲，幾乎都由某一批“不得踏入學塾”的人壟斷。世人習慣了這副圖景：阡陌旁的草棚里，幾個穿著舊褂的漢子抖落破麻袋，“收破爛嘞——”一種刺耳的吆喝自帶自嘲。顧炎武游歷至此，寫下“百伍為社，世不與民雜處”，寥寥數字，道盡一切。
女子處境更逼仄。紹興俗例，墮民女必須赤足，不許裹足，更不得嫁給良民。村口老木橋旁常見這樣場景：新嫁娘著彩衣，身旁“喜娘”赤足相隨，口中喊著祝福的吉詞，卻知自己永遠與吉慶無緣。有人問：“你們何時能換上繡鞋？”喜娘笑得凄涼，“等天翻過來罷！”一語雙關，聽者沉默。
然而，舊制并非銅墻鐵壁。1723年，兩浙巡鹽御史遞上一封奏疏，稱“紹興墮戶，世受桎梏，誠當敷恩昭赦”。雍正帝批紅：“可。”按理，自此賤籍已除。但朝令難抵人心，地方胥吏仍在賬冊上偷偷保留“墮”字，婚書、地契、甚至茶鋪的長條賬都暗暗標注，仿佛一只無形手牢牢攥住這些人的命運。
真正的缺口，竟被教育撕開。光緒二十五年，浙江設立師范館，三江、會稽、金華相繼辦學。寧波士紳盧洪昶一句“救國先救愚”，硬是在鄉紳會上擲下重金，附帶條件：墮籍子弟同額取錄。書院山腳下，破布行的孩子和鹽商公子坐在同一間教室，“字要這樣寫！”老師用竹棍指黑板時，兩側同樣的眼神發亮。知識第一次替身份開了天窗。
辛亥風雷再催一把。清廷覆亡后，各省速行廢約法、改族籍。浙江都督府于1912年張貼《禁止籍別歧視布告》，縣衙不得再以墮籍為籍。老賬房嘴上不服，暗里卻已把簿冊上的“墮”字涂抹；因為他發現新來的巡警也是昔日墮戶出身，卻已成“民國警士”。觀念的壁壘，也在一次次公務往來中被磕掉了棱角。
文化浪潮同樣推波助瀾。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短評，寫到“同鄉某類悲苦人”，暗指墮民。文章流布十里八鄉，年輕人讀后扔下折扇奔向新學，鄉紳們也不敢再大庭廣眾呼人“賤戶”。社會輿論的壓力，讓陳舊的偏見日漸失溫。
1949年后，戶籍表格里只保留“農業、非農業”兩欄，墮民名稱自此消散。曾經挑雞毛唱社戲的后人，有人成了廠里的技師，有人考進大學。若追問他們祖上身份，往往連自家老人也答不上來，仿佛那段歷史隨最后一本清代戶帖一并塵封。
回頭看，墮民的悲劇并非偶然。封建政權需要一面鏡子，把叛逆者的名字刻在鏡框上，讓后人時時自警。可當社會轉向契約與法理，鏡子的魔力即刻碎裂。浙江街巷如今仍能看到賣破布的吆喝聲，卻不再有人在暗處點數誰是“低等人”。身份的枷鎖被卸下，只剩歷史書頁偶爾翻動時發出的微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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