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可訂閱哦！

本文作者王振忠教授

摘要

明代珍稀醫籍《生生錄》抄本，亦即著名的《黃俅醫案》，該書雖屢見著錄，但此前并未有人見過原本。整理研究田野調查所獲抄本，可糾正此前一些醫史著作對于該書著錄之謬誤。在分析作者的生平以及此一抄本未曾刊刻的可能原因，并討論徽州醫案書寫的特點以及新安醫家之相關問題之后，可以發現：在富商輩出的徽州，早在１７世紀前期，服用人參治病的現象就已相當普遍。因此，江南“溫補文化”之形成，顯然可以追溯至晚明。與當時的主流醫學不同，徽歙名醫黃俅反對動輒使用人參，而這在富甲徽州的歙縣巖鎮附近，其主張并不為時人所看好，這可能是《生生錄》一書迄未刊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關于“新安醫學”的概念，當然是后人的追溯與建構，不過，能否完全以現代科技史的基本問題意識去理解傳統文化，其實亦頗值得進一步分析。根據明人論述，徽歙不獨有“醫術”，而且有“醫學”，單憑這一點，恐怕不能說“新安醫學”一詞完全是憑空而來。今人倘若不拘泥于現代學科的定義去苛刻界定，那么，在傳統文化的語境中，“新安醫學”這一術語，亦未必不可用以狀摹徽州一地名醫輩出、醫學遺產豐富的地域現象。

關鍵詞

《生生錄》；黃俅；醫案；溫補文化；醫療社會史

在此前“新安醫學”的相關論著中，有不少學者都提到《黃俅醫案》一書。但關于黃俅究竟是何方人氏，以及其人生活的確切年代，一向言人人殊。例如，民國時期謝觀所著《中國醫學大辭典》就指出：“黃俅：元明時歙縣人，精于醫，有醫案若干卷。”此處雖說黃俅為歙縣人，但卻稱其為元明時人。黃俅另著有《黃帝內經素問節文注釋》10卷，根據余瀛鰲、傅景華主編的《中醫古籍珍本提要》，該書成于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主要版本有萬歷年間的瓊芝室刻本、武林卓觀堂藏本。不過，在對作者的簡介中，《中醫古籍珍本提要》卻認為“黃俅，字谷如。新繁（今四川新都）人，明代醫家”。可見，有關黃俅的生活年代及其籍貫，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傅景華主編《黃帝內經素問譯注》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有的辭典甚至將撰寫醫案的黃俅，與《黃帝內經素問節文注釋》之作者分列為兩人。如《中醫大辭典》編輯委員會所編的《中醫大辭典（試用本）》醫史文獻分冊就這樣說：“黃俅：（1）元明時醫家。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精通醫術，著有《黃俅醫案》。（2）明代醫學家，字谷如，新都（今四川境）人，1619年撰有《黃帝內經素問節文注釋》，十卷。”甚至還有人以上述注錄為考證依據，批評李濟仁所著《新安名醫考》有誤，認為后者是“把二人誤為一人”。

從諸多跡象來看，《黃俅醫案》原書此前并未有人見過，在一般的“新安醫學”研究論著中也往往只是一筆帶過，遑論更為具體的探討了。2016年12月出版、由王鍵主編的《新安醫學流派研究》一書，反映了中醫學界較新的學術成果，但該書甚至沒有提及《黃俅醫案》之名，這明顯也是因為作者未曾見到該書的緣故。

萬四妹著《明清新安醫者群體研究》

此前，筆者在皖南的田野調查中，偶然收集到一冊抄本，書名為《生生錄》，亦即《黃俅醫案》。關于“生生”二字之意，說見《易·系辭》：“生生之謂易。”對此，孔穎達疏曰：“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后生次于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因傳統醫學應對的是人之生命，處理的核心問題就是陰陽，“不學《易》無以知陰陽”，所以“生生”歷來為醫學所重視，明代著名醫家孫一奎就自號“生生子”，而冠以“生生錄”之名的醫學著作，亦不僅只《黃俅醫案》一種。

黃俅撰《生生錄》抄本

一、關于黃俅及其醫案的著錄

目前所見的《生生錄》共3卷（第3卷略殘），全書題作“古歙黃俅谷如先生纂述”，卷1為《傷寒集要論》，卷2和卷3為《古歙黃俅谷如先生醫案》。可見，該書即迄今為止諸多醫學史研究者皆未曾寓目的《黃俅醫案》。

《生生錄》卷首有《原自敘》，個中提及：黃俅之父“南塘翁”是位醫生，他在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客居清源（今山西省清徐縣），常年往來于河北、河南和山東各地，只要聽說什么地方存有醫書善本，就一定要想方設法購置，前后十九年，積累了相當多的醫籍。黃俅最早是習學儒業，亦頗有成就。24歲那年，他前往清源迎接父親歸來。父親對他說：以前有人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現在社會上從醫的人，未必都能得到多少先人的遺書，但我現在覓獲一些秘本方書，你可愿意操習此業？對此，黃俅隨即表示愿意。當年，黃俅偶然罹患重病，于是延請名醫郭龍岡診視，后者“辯癥察脈，決嫌疑，定可治”。病愈之后，黃俅就拜郭氏為師，向他請教醫道。郭龍岡認為：“人身猶天地，然天地運行，而不能使陰陽之不愆伏。然陰至而焦金，其陰為常；陽至而觱發，其陽為常。常茍不知，而徒見其標之形似，未有不枉人夭橫者。”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的身體猶如天地一樣，天地運行，不能讓陰陽失調。陰與陽，如果只看到表面上的形似，那常常會讓人白白地意外夭亡。黃俅牢記郭氏的這些話，回去后廣泛而深入地研讀《素問》《難經》各書，前后歷時十年。后來，他在為別人治病時，“競競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也就是透過表象看本質，十分注意陰、陽之間的辯證關系，唯恐有所閃失。他在隨身的藥囊上寫有“毫厘有差，千里之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在黃俅看來，自己觀察陰陽，辨別虛實，不敢掉以輕心，這些都是在繼承父親的遺志。

該敘文末題“萬歷壬子仲秋新安谷如黃俅題”，“萬歷壬子”即萬歷四十年（1612），而黃俅應字谷如。從序文可見，黃俅出身醫學之家，其人原為儒生，后則以儒通醫。從《生生錄》中所列各醫案來看，他與歙縣西鄉（今屬黃山市徽州區）的一些著名人物皆有交往。另外，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方氏信札七百通中，有一封尺牘曾提及：“眷侍教生黃俅頓首拜謝，辱厚惠，愧感！愧感！敬頌。”對此，陳智超教授引述《亙史》記載：“七十以上百十二人……保御黃公俅，戊戌生，年七十四。”據此，他認為：“黃俅，歙縣巖鎮人，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年已七十四，仍健在。”今按黃俅所撰《黃帝內經素問節文注釋》序文作于萬歷四十七年，其末署“時年八十有二”。而《生生錄》卷首序文雖作于萬歷四十年，但書中另有萬歷四十八年之醫案，可見黃俅至少活到83歲高齡。

陳智超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

二、《生生錄》產生的地域背景

在明代中后期，徽州歙縣的醫學中心有兩個：一是歙縣縣城，一是巖鎮。前者也是徽州府城所在，而巖鎮則是富甲徽州的繁華市鎮。

關于前者，明萬歷時人方承訓著有《張國醫狀》，講述了當時的歙縣東門，為徽州一府六縣名醫麇集鱗聚之處，“東門醫，天下醫莫能出其右。何以故？弱可使強，羸可使壯也”。狀主張國醫是歙縣東源人，為醫學世家，其父特別精通艾灸，“起死人多矣，著聲邑郡”。張國醫承家道秘傳，精于《本草》《素問》，也在東門坐醫。他的醫術，在東門一帶的醫師中最為精湛，據說達到了“夭可使壽，死可使生”的水平，故而前來求醫者絡繹不絕，“旦暮安車結轍，良馬軟輿盈門”。為此，人們常常稱贊張國醫為“秦越人（扁鵲）復生”。當時，徽州六縣的縉紳大夫以及府縣之守令監司，都服食張國醫的藥劑，因其效果便捷，又沒有副作用，故而歙縣人認為，只有張國醫才操持著生死壽夭之權。于是，歙縣的遐邇鄉落，處處都留下了張國醫的足跡。其人每到之處，治療無不立馬見效，他也樂此不疲。此外，徽州其他五縣之人聽聞張國醫的聲名，也都趨之若鶩。特別是每年五月五日，四方前來接受針灸的人千百成群。張國醫“劑艾所獲，半以供子孫館谷，裕如也。起家數千金，不計錙銖苛細”，這是說他因行醫所得而積累的家產多達數千兩白銀，家資頗為寬裕。后來，他的長子也子承父業。

除了東門之外，歙縣境內的另一個醫學中心是在巖鎮。巖鎮位于歙縣西鄉，根據《巖鎮志草》的描述：“歙在萬山之中，西鄉特開平陽，周環百里，直接休寧，名鄉巨室，棋布星羅，巖鎮適其中。”由此可見，巖鎮地處皖南低山丘陵間的開闊盆地，平原沃野，是徽州開發較早的地方。及至明代，巖鎮及其周遭一帶是活躍在江、浙各地的鹽、典巨商之桑梓故里。明代中葉以后，高居中國財富排行榜頂端的一些富商，有不少也就居住于歙縣西鄉一帶。在此背景下，巖鎮匯聚了徽州極佳的醫療資源，顯然并不令人詫異。據嘉靖、萬歷時人汪道昆的《世醫吳洋吳橋傳》記載：“嘉靖中，吳洋以醫著歙。洋居歙巖鎮，其先世世受方，為目痺醫，賈不取贏，踵門者屨相及也。”

佘華瑞纂《巖鎮志草》

吳洋故居在九龍池上，所以在歙縣，人們稱之為“池上公”。其子吳橋字伯高，繼承父業。“初，池上公道既道，歲入饒益。橋敏給自負……久之，聲名出池上公上，即部使者、郡邑大夫若旁郡邑，皆以上客客之。蚤起，部署里中，巡問病者。日高舂則肩輿出，遠近歷十余曹。其行以先后緩急為差，甚者待之旬日，不能辯至。或不得請，則輿疾僦居以就橋。橋出入挾四丁夫，疾如鳥舉……旦日啟門安車，綦履滿矣”。根據這段描述：起初，池上公吳洋行醫濟世，每年收入豐厚。其子吳橋聰慧機敏，頗為自負，久而久之，名聲甚至超過了父親，被許多人奉為上賓。吳橋每天清晨起床后，先在鄉里巡視，挨家探問病人。等到日上三竿，便乘轎出門，一天輾轉十幾個地方。他看病的順序依病情輕重緩急而定，有些重癥患者甚至要等上十幾天。若有人請不到他，便干脆租住在吳橋家附近，以便就醫。由此可見，吳洋、吳橋二世在巖鎮周邊診治病人極為忙碌，可謂供不應求。對此，汪道昆在其傳末贊曰：

古者醫不世不良，是以君子論其世也。吳門之醫世矣，至長公始大行。伯高亢宗，益濟其美……伯高有子文仲，骎骎以傳業名，蓋三世稱良矣。

汪氏指出，醫術若非世代傳承，便難以精良，因此君子在評價醫者時，必然要考察其人的家世淵源。當時蘇州出現了一些醫學世家，而徽州在這方面則急起直追，也涌現出一些世代相承的醫家。其中，吳洋、吳橋和吳文仲三世行醫，就反映了新安醫家之傳承。

另外，《世醫吳洋吳橋傳》中還不時提及治病場合中時常出現的“眾醫”，這也從一側面反映了巖鎮一帶諸多醫家相互之間的激烈競爭，這亦是不少醫案產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在《世醫吳洋吳橋傳》一文中，汪道昆為我們展示了當年諸醫“打擂臺”的場景：

余從叔母吳病，小腹急痛，而惡寒。叔父榕迎二醫路、萬先至。

叔曰：何病？

曰：姙婦轉胞。

（吳）洋曰：不然，此陰癥也。

叔曰：諾！病得之內，誠如公言。

汪道昆像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說：汪道昆的堂叔母生病，其堂叔先后請來了路姓、萬姓醫師以及吳洋。聽罷上述的對話，“萬拂衣行”，厲聲曰：“吳生殺而相矣。”吳洋“即為炙氣海一所，進理中湯，頃之疾平，路語塞”。“氣海”為人體經穴之名，屬任脈，在下腹部，而理中湯之功效則是溫中除寒、補氣益脾。此段描述是說病家接受了吳洋的治療方案，萬姓醫生十分不滿，拂袖而去。而最后的治療效果，則讓另一位路姓醫生無言以對。從汪道昆的相關描述來看，路、萬二醫皆為巖鎮一帶的名醫。

在該篇傳記中，汪道昆又講述了另外的一個例子：汪氏的一位堂嫂生病，在“眾醫”百般治療無效之后，才請來吳洋，后者說其實很簡單，只要拿冷水給她喝就好了。此一治療方案頓時引起周圍人的質疑，他們說“病者三日不食，奈何予水？”吳洋則說：“傷寒陽明熱甚，恃藥將不遑，即投所宜，勿藥可也。”于是，他讓人打來一桶冷水放在病榻前，先舀一杯喂給病人喝，后者感到很舒服，才喝了一半，病就好了不少。于是，再端來人參白虎湯，喝下之后病就徹底好了。類似于此舉重若輕、在“眾醫”無能為力的情況下，以簡單方法治好病的例子還有：

閔節用為洋里人，病歸自浙，四肢厥冷，六脈若亡，尸寢旬余，水漿不入，眾醫以為死矣。公后至，曰：“此熱厥也。”乃就浴室貯盤水，水皆汲新，筑版傅之，臥病者其上，則以青巾冪四體，挹水沃之，即以水蘸病者唇，欲得水甚，遂盡其量飲之，乃瘥。

巖鎮人閔節用從浙江抱病回鄉時，四肢冰冷，脈搏微弱，直挺挺地昏睡了十多天，滴水不進，醫生都以為他沒救了。后來吳洋趕到，診斷說是熱厥，于是讓人在浴室內準備一大盆清水，四周用木板圍住，讓病人躺在上面，再用青布巾覆蓋全身，舀水慢慢淋灑。同時又用水蘸濕病人嘴唇，后者因極度口渴而主動求飲，病人最終得以痊愈。這些，同樣是以“眾醫”之束手，來襯托傳主的高明。其中，通常是以出人意料的獨特治法，藉以反襯吳洋之醫術。以“眾醫”與傳主的鮮明對照，凸顯傳主之鶴立雞群，特別渲染了吳洋的起死回生。此一手法，在后來的黃俅醫案中也時常可見。

汪道昆撰《太函集》

從內容上看，《世醫吳洋吳橋傳》一文實際上就是一部醫案。事實上，醫案書寫的技巧乃至套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時巖鎮一帶乃至徽州各地醫師之間的激烈競爭。在明代，“巖鎮繁華地，深藏數萬家”，當地的商業競爭異常激烈，著名墨商程君房、方于魯之間因彼此競爭反目成仇，甚至在墨譜中相互詆毀，便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當然，相較于你死我活的交相攻訐，在醫案中，醫家往往是以“眾醫”之無能，來襯托案主之高明，這顯然只是較為溫和的一種宣傳策略。這一點，在《生生錄》記錄的醫案中，多有生動的體現。

程君房撰《程氏墨苑》

方于魯撰《方氏墨譜》

三、從《生生錄》看十七世紀徽州醫案的書寫

目前所見的《生生錄》抄本共計3卷，除了卷1為《傷寒集要論》之外，其后兩卷皆為醫案。全書經整理、標點共約58 000字，計收錄了82個醫案。

圖1 《生生錄》所見黃俅在歙縣、休寧和旌德的行醫軌跡

從《生生錄》的記錄來看，經黃俅診治的患者中，一些人具有較高的地位。如“停食腹痛夾陰，治驗”條提及：萬歷十四年臘月，“大中丞江公念所，先初任行人，歸得腹痛癥”，即延請黃俅診治。江念所也就是歙縣人江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萬歷丁丑（1577）進士，曾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擊高砦叛苗，斬首九百級”。復以派遣指揮楊國柱討伐楊應龍，因慘遭敗績而被黜為民，一時憤恨不平，抵家后就很快死去。萬歷三十年，黃俅曾為歙縣桂林人“憲臺洪含初”從侄洪述先治病。揆諸史實，“憲臺”始置于漢朝，是御史大夫官署，及至明代，從三品的巡撫亦稱為“大憲臺”，故洪述先當為官宦子弟。另外，黃俅診治的患者雖然集中在歙縣、休寧等地，但也涉及鄰近其他府縣之人（圖1）。例如“傷食腹痛夾陰，治驗”條，就提及萬歷四十一年旌德貢元周文溥之子周廷杏，因病屢治不效，遂托人到巖鎮，延請黃俅前往旌德醫治。

從抄本內容來看，《生生錄》中記錄了不少起死回生的醫案。例如，萬歷三十年，前述的歙縣桂林人洪述先，時年26歲，患了傷寒。雖延醫飲藥，不料卻入喉氣絕，家人為其準備了棺木，并已將床上的帳幔撤去，只是因其人之心坎尚微有溫意，故而等著咽氣后收殮。據《生生錄》記載，病人為憲臺洪含初之從侄，洪含初于八月初二夜二更時由同安丁憂歸來，聽說從侄病狀后，急忙出具名片，星夜召來黃俅診視。對此，洪含初之二弟頗不以為然，其人聞聽之下情緒激昂，厲聲揚言說：“既然人都已經死了，即使是請來扁鵲，又能做什么呢？”黃俅進門后，看見病人赤身裸體，如尸首一樣僵仆在那里，便問道：“像這個樣子已幾個時辰了？”得到的回答是已經一晝夜了。經過診視，黃俅發現病者“六脈全無，惟左尺隱隱約約，來如游絲似有似無之狀”。所謂六脈，是指手足三陰之脈，在傳統時代，中醫通過六脈判斷全身狀態。當時，病人只有左尺脈（對應腎、膀胱、下焦）呈現微弱、難以清晰觸及的狀態，來如游絲似有似無，則為真陽將脫、命門火衰之危候。此外，病人還“神昏不語，定睛斜視，口鼻無氣，渾身冰冷，指甲黧黑”。不過，細心的黃俅發現，洪述先雖然面如土色、唇色煤黑，但其人的腎囊并未縮小，眼睛尚無凹陷，嘴巴也未張開。看畢，黃俅拉過夾被給病人蓋上，接著便問起初病的原因。病家回答說：“病人是因感冒風寒引起頭疼發熱，兩三天內就變得相當嚴重，煩躁不安。醫生前來投藥，藥剛一入咽，就昏死過去了。”聽罷病家的描述，黃俅先讓人試灌滾水進口，但沒有成功。于是，又令人炒熱鹽三袋，用這些鹽來不停地熱熨病人的臍、胸和背部。兩個時辰之后，再灌以滾水，結果發現病人好像有微微吞咽之感。接著，又開出“火劑附子理中湯”。所謂火劑，也就是峻補脾腎陽氣、回陽救逆的重劑，其中“重用人參、附子、干姜、肉桂、吳茱萸，每味重五錢”。關于此藥，黃俅連開了四服，“初劑進一分，出三分”，后來灌藥，漸漸覺得湯水似乎已進入喉嚨，又用鹽加以熱熨，并掐其眉心、人中，但病人仍然渾不知覺。灌了一夜的藥，一直灌到天亮。等到初九日上午，病人手足似乎微有溫意，但按其六脈，仍然毫無所動，其人還是像先前那樣僵硬地躺在床上。看到這種情形，黃俅又重投附子理中湯，按照前一天那樣連續喝了三服，又再用鹽熱熨。及至初十日五更，病人終于蘇醒了。對此，洪含初非常高興，笑著對黃俅說：“您能起死回生，但我的侄子家境貧寒，無以為謝。”黃俅聽罷笑著回答：“天地間如果沒有神明就罷了，倘若真有神明，那必然要為我登箓（名登天曹），哪還需要什么感謝呢？”這一醫案是說病家本已放棄希望，但經黃俅長時間的耐心治療，病人終于轉危為安。

黃俅撰《素問節文注釋》

類似于此的醫案，在《生生錄》中都寫得相當生動。另一個例子是書中的“內傷外感，又兼寒實結胸，治驗”條。該條說的是萬歷四十六年秋，黃俅為歙縣小溪文人項之彥妻治病的過程。此條首先詳細描述了得病經過及其相關癥狀：病人平常就氣血羸弱，又因生不出兒子而頗感憂郁。九月初二日，她用不太熱的雞湯泡飯吃下，因而“停積不快，胸鬲一團，飽悶橫于心前”，感覺自己身子脹痛欲裂，并伴隨著腰痛、腹痛，而腹大如鼓，以致躺平、起身乃至轉側都相當困難。從此以后，飲食減少，每天都只能喝些稀粥湯，雖然不過一碗左右，但仍會感到急脹不能下咽，晝夜難以伏枕，必須有所倚靠，躺在他人身上。大便稀少且不成形，一天拉一次或兩次，但想拉卻又拉不出來。此外，還伴隨著昏沉恍惚，有時還不辨親疏。根據分析，這是因為其人長期憂郁，又因偶發因素觸動而發作，遂發展到如此地步。一直捱到初八、初九，項妻又感冒風寒，頭痛發熱。及至初十日，發燒嚴重，整個人昏昏沉沉，渾身作痛，號叫不息。米飯沒有辦法入口，如果勉強喂一匙粥，就會惡心嘔吐不止，大小便也相當艱澀……對于此一癥狀，項家先是請了一位醫生前來救治，但后者束手無策，認為病人是必死無疑。后來再找來黃俅診治，他的判斷是項妻“內傷外感，兼夾陰寒之癥，脈病相應，猶可調治”，于是投以平胃柴胡姜桂大黃湯，又用生姜吳茱萸湯，并吞神兵塌氣丸。翌日早晨五更時分，病人腹中隱隱作痛，旁人將其扶起大便，解好大便之后疼痛就停止了，不過，她仍然感覺胸背腰脅脹痛，痰喘氣急，不停地呻吟號叫。見此情形，黃俅又投以人參三白附子理中湯。當夜，病人稍微喝了一些粥湯，略微安靜地鼾睡半時。大便自五更至晚上，一共拉了九次。及至十五日凌晨至上午，大便又拉了兩次，病人顯得平靜，由人扶倚著臥于身上，不能伏枕而睡，其胸背渾身脹痛的狀況并未稍減。見此情狀，黃俅判斷這是“寒氣實結于腸胃”，于是又投以人參三白平胃溫中甘遂湯，再用生姜吳茱萸湯，讓她吞服神兵塌氣丸。此后，黃俅細致描述了服藥后的效果：

藥一入咽，沖動凝結，滿腹走滾，轟轟雷鳴，源源水響，胸鬲堅硬，一塊如石，翻轉直下肛門，接聯泄氣，豁豁然寬泰矣。再以參苓、白術散，調治數時而痊。

當時醫師撰寫的醫案，有時如同編寫廣告文案，這些文字必須具有聳人聽聞的效果。有的醫案不僅文筆生動，而且還時常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例如，萬歷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39歲的休寧汊口人程浚，從前一年秋天開始傷風，未服解散藥，卻急著服用人參，以致風邪入肺，積于肺竅，時常咳嗽。當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人招飲，程浚冒著風雪過橋，遂感染風寒。喝完酒后回來，“發熱惡風，出汗昏沉，煩躁不寧，胸膈不寬，嘔惡不已，惡聞食氣”。請來各位醫師調治，都沒有效果。二月初九日午睡不久，忽然驚醒，對家里人說：“你們有沒有看見一位白衣女人？”家里人認為他是病中神志不清時的胡言亂語，只能順著他說：“已經看見了。”程浚接著說：“剛才有位白衣女人揭開帳幔對我說：‘你趕緊到巖鎮去請黃谷如先生！’我不知道黃谷如先生究竟是何許人？”“谷如”是黃俅的字。家人于是就向知情人打聽，并備下名片延請黃俅前去診視。程浚治好病后，旁人告訴黃俅曾有白衣女人托夢之事，黃俅認為那一定是觀音大士，并感慨道：“何感于大士而有此夢乎？今一藥而愈，莫道無神卻有神也！”在明代的徽州，觀音信仰在民間極為盛行，“百般苦難尋聲救，一切慈悲見景生”，此一醫案，通過病人夢見白衣女人（觀音大士）的故事，襯托出黃俅醫術之高明，顯然頗有神道設教的意味。

類似的醫案還有一些。例如，萬歷二十一年，巖鎮洪橋文人鄭和卿，年四十。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冒體熱，服用疏解之藥。至二十五日，頭疼發燒，渾身疼痛、口渴，連日召請方姓醫生前來調治。大概是沒有什么效果，及至十二月初二夜二更時分，延請黃俅前來診視。黃俅走到臥榻之前，但見病人神氣昏昏，睜著一雙眼睛看著，口齒不清地說著：“滿房人都在說：讓你！讓你！”黃俅遂問他的弟弟鄭一鳳：“病人在說什么？”鄭一鳳回答說：“這兩三天我哥整天說這樣的鬼話，真是不知所云！”待到黃俅將病人治好后問起此事：“我剛見到你時，你說：‘讓你！讓你！’究竟是在說什么呀？”鄭和卿回答說：“病重時，兩三天內，整個房間內都有男女老幼大小人等，時時前來纏擾，但一聽說先生您來到堂前，各位都紛紛說：‘黃先生是天醫，我們只能奔走讓位！’于是有的人跑了，沒有跑的，一聽到先生的腳步聲到了臥房門，大家都驚恐萬分，東奔西走，似有無處躲藏的樣子，后來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跑到哪去了。這不是夢，也不是囈語，直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青天白日之下，莫道無鬼神，便是有鬼神，也怕先生這樣的天醫啊！”顯然，這是黃俅借著病人之口，標榜自己是連邪神病魔也都懼怕的“天醫”。

王鵬主編《新安醫籍提要》

《生生錄》中還有“陽毒傷寒，一月發熱，昏沉譫語，治驗”條，其中記載：萬歷三十五年，歙縣二十四都羅下田方體仁之妻，年紀35歲，秋間感冒風寒，已經一個月了，整個人神志不清，胡言亂語，煩躁不安，渾身發出紅紫碎斑，飲食不進，夜不安眠，整日號叫呻吟。請來多位醫生診脈，看過之后都說已不可救藥了，病家也等著她去世。不久，黃俅經過其門，病家順便將其拉進去看一下。據說，他一登上樓梯進入臥房，病人就慌慌張張地說：滿屋子人看見先生到來，都表現得十分驚恐，有的逃入床壁，有的伏于床下，全都趕緊逃避，不像先前那樣在此喧鬧了。黃俅說這一場景是他的“面見所聞”，亦即完全是真實可靠的。此一醫案與前述的一樣，也都是將自己塑造成鬼神皆懼的“天醫”形象。另外，“大柴胡湯，治驗”一案，談及萬歷八年黃俅用大柴胡湯一服，治好了巖鎮方大深之妻的病。病人一覺醒來，睜開眼睛說：“真是神醫也！我何緣得遇此重生父母。我很長一段時間人都糊里糊涂，不分晝夜，不辨親疏，到現在才覺得清寧，不像以前那樣無知無覺。黃俅先生真是再生父母啊！”在此一醫案中，黃俅也是通過病人之口，稱自己為“神醫”和“重生父母”。

除了通過病人之口外，《生生錄》中還詳列黃俅與其他醫生、病家以及病人的辯論，通過周遭人相關見識的陪襯，藉以凸顯黃俅醫術之高明。

（一）醫師之間的擂臺賽

以前面提及的醫案為例，對于程浚的病況，前來診視的黃俅認為是傷風癥，“當以加減桂枝湯主之”。桂枝湯是傳統中醫的基礎方劑，而加減桂枝湯則是在原方基礎上，根據具體病癥加以藥物調整的變通用法，以應對更為復雜的臨床情況，其成分是桂枝、麻黃、杏仁、半夏、生姜和甘草，主治外感風寒痰壅、身熱發昏、喘急不寧和語言不便等。對此，在座的另一位醫生提出異議：“既然說是傷風，那病人為什么不頭疼？他只要一有動作，一吃飯喝水，汗水就會滲出，風由汗解，怎么又說是傷風？只是此時發熱未退，胸腹還不舒服，還沒能吃飯、喝水飲食，惡心嘔吐和喘嗽都還沒有停止，應當調治罷了。況且到現在已經超過十天了，不必再說傷風了啊！”對此，黃俅卻認為：“傷風使用加減桂枝湯，與病癥持續的天數無關。”他還引《傷寒論》的記載加以分析，論證必用加減桂枝湯的理由。等到他發藥時，那位醫生又議論起藥味是否合適。后來，病家從臥房內傳話，說任由黃俅如何開藥，請那位醫生不要再吭聲了。于是，黃俅開出藥劑，煎服后馬上讓病人喝下。藥一入咽，當晚就汗斂熱退，喘嗽安定，胸腹寬舒，能夠正常喝水、吃飯，身體遂得以恢復。

《傷寒論》

在治療過程中，碰到在場其他醫生的異議，是常見現象。萬歷十二年，江村江大中丞的母親，年紀68歲。九月初八日，江太夫人感冒，發熱惡寒，頭痛，骨節痛，接連延請醫生“服藥解散”，結果雖然治愈了頭痛發熱，但只要喝水、吃飯或活動，就會“浸浸汗出，手足冷，背惡寒，頭重不能舉，眼倦不能開，心惡不已，飲食少進”。十八日，病家延請黃俅前來診視，他發現患者“六脈緩弱，不任尋按”。當日，有位醫生在座，投以發汗解表之藥。對此，黃俅頗不以為然，《生生錄》記錄了雙方的爭論：

黃曰：此陽虛癥也，再投發表藥，誤矣！

醫曰：背惡寒，頭重眼倦，傷寒未盡散，何不可用之有？

黃曰：因脈驗癥，脈是陽微之脈，癥是陽虛之癥，理當扶陽，何敢又用發表之藥乎？以前發汗太過，致汗多亡陽，是以陽虛等癥見矣，再用發表藥，豈不誤之又誤乎？

黃俅通過脈象驗證癥狀，認為患者的脈是陽氣虛弱的微脈，癥狀也是陽虛的表現，按理應該溫補陽氣，怎么還敢用發汗解表藥呢？之前因為發汗過度，導致出汗太多而傷了陽氣，所以才出現陽虛的癥狀。他反問道：如果現在再用發汗藥，豈不是錯上加錯？這段話強調了辯證論治的重要性，提醒醫生不可見“表證”就盲目發汗，必須結合脈象和體質謹慎用藥，否則會“誤之又誤”，加重病情。聽罷上述的見解，那位醫生便沉默不言了。

在治病的場域，醫生之間的舌戰有時頗為激烈，其場景猶如醫學知識高下交鋒的擂臺。例如，萬歷十四年臘月，鶴慶通府、歙縣長齡橋人鄭穎峰，初任浙江參軍，適逢母親去世，當月二十一日夜回家，用冷水洗腳，又光著腳穿著單衣，到三更時就枕，出現“發熱惡寒，體熱頭痛”等癥狀。醫生投以參苓溫補，又服了羌活、柴胡，病情更加嚴重。三十日，黃俅遠出方歸，就被急忙召去診視。他診脈后問了病人哪里疼痛，鄭穎峰回答說自己“渾身拘急作痛，反側不安”，也不知是哪里疼痛。黃俅接著又問每日飲食如何，侍者回答說從發病到當時，每天只喝米湯數杯。問完話之后，黃俅就走出病房正想開藥，早先經手治療的方姓醫生前來，雙方相對一揖，就和主家一起入內診視。接著，便是兩位醫生過招：

黃俅問病人安否，方醫云：“感寒兼痰火，今日較前少減，遜吾用藥。”

黃俅曰：“既云少減，原托經手，安得推遜？”

李濟仁主編《新安名醫考》

“推遜”是謙讓、謙遜之意。黃俅看到方姓醫生似乎頗有信心，就讓他繼續開藥。于是，方醫投以消痰降火之藥，內有黃芩。病家之長子鄭希文，竟然急忙前去取藥來煎。對此，黃俅暗想此方有誤，但他“隱忍不敢言者，恐有礙于同道也”。除夕那天傍晚要分別時，鄭希文出來詢問：自己父親昨天晚上因兩腳放在被子外一段時間，到現在一直很痛，很怕冷，用火烘才好些，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黃俅遂問：“黃芩之藥服過幾劑？”鄭希文說已服過五劑了。又問：“剛才黃芩這藥服過沒有？”鄭希文說：“已經匆忙煎好喝下了。”對此，黃俅想到，自己說出真話無疑會難為同道，但如果不說，則病人命如懸絲。更為重要的一點，自己又與病家交深年久，怎能忍心無動于衷呢？當時，方姓醫師在座，黃俅說道：“不用黃芩也可以。”鄭希文問道：“為什么不用？”黃俅說：“病似熱而實寒，非附子、干姜不能救療。所喜者元氣稟厚，傷寒夾陰，故不即殞。若是弱質純陰，已收陰箓矣。”在他看來，這個病看似熱證，但本質上是真寒假熱，必須用附子、干姜這樣的熱藥才能救命。幸好患者先天體質較強，雖然是寒邪直中三陰，但還沒到立刻死亡的地步。如果換成體質虛弱、陽氣衰微的人，恐怕早就性命不保了。對此，鄭希文極為吃驚：“怎么會這樣？既然如此，那么以前所開的藥并不對路，吃了一天，病情反而一天比一天更重了！”于是，便急忙強求黃俅來開藥。黃俅說：“鄙見如斯，更與方醫酌量可也。”方姓醫師不置可否，只是笑而不答。由于鄭希文拉他發藥，黃俅迫不得已，遂投附子理中三拗湯。對此，鄭氏全家半信半疑，將藥喝了一大半，用被子覆蓋，頃刻大汗如雨，諸癥盡減，不再有昏沉喘嗽呻吟之態了。

黃俅雖然讓病人病情有所緩解，但病家似乎對其醫術并不完全信服。翌年正月初二日，病家先后又延請吳姓醫師、方姓醫師和黃俅三人，分別安置在不同地方，彼此不相聞見。三人的治法也各有不同，吳醫用黃連，方醫仍用黃芩，黃俅則認為“診脈浮滑，按之沉細而虛，猶是陰寒之脈”。他見鄭穎峰經過一番梳洗，“雍雍作禮，往來步走如常”，頗為吃驚：“此病感之重，除夜服藥，雖見少瘳，非靜心調養月余不能全愈，何汲汲奔走于家庭之間乎？”長子鄭希文說：“昨日是元旦，清晨梳洗之后，拜天地、祖宗，素性不以病為重也。”黃俅為他開了補脾養血少加附子扶陽之藥，交給病家后，他們無法判定，說鄭穎峰當時面赤口干，實際上是火癥。三位醫師所開之藥，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兩位醫師開了清涼之藥，一位以溫煖之藥醫治，所以接下來的幾天便連續讓病人服用寒涼之藥。黃俅告別病家之后，又前往其他地方看病。到初九日下午才回來，鄭家又請他診視，這才發現病情加重了，“正當陽氣將脫，命在須臾之時”。當時，原先有一醫師在座，正投生脈散，黃俅認為：“緩不濟急，當此陰盛陽微之時，非汲汲大溫中之藥，不能救其萬一，如少緩，縱神丹，何能為哉？”遂投大劑人參附子理中黃芪建中湯，每味五錢，連進二服。此后，經過諸多調理，才將病人逐漸治愈。

通過與其他醫師治病手法的比較，極大地凸顯了黃俅醫術之高明。關于這一點，另一個例子見于“感寒夾陰，治驗”條：萬歷三十六年叢睦文人汪維翰，年紀19歲，長期在外處館。晚上回家喝粥時，因汗出解開衣裳，不久便臥床入睡，及至二更時分，“頭疼眼脹，發熱惡寒，煩躁口渴，臥不成寐，呻吟達旦”。病家延請醫生，開了疏解之藥，一連吃了兩服，上身汗水流出，而病情卻更加嚴重。一更時延請黃俅診視，他投以平胃疏解干姜附子湯，很快治好了他的病。第二天早上，先前開藥的那位醫師到來，病家告以黃俅所開藥方，這位醫師笑著說：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我家二世行醫，從來沒聽說過陰癥而有頭痛發熱者，“此必明天麻似附子，用之不傷人，掩人耳目，炫耀為奇耳。若是真附子，安可用于此癥乎？”這讓黃俅極為感慨，他認為這位醫師完全不明醫理。類似的情況，亦見“陰癥似陽，舌黑發斑，譫語，平胃理中桂枝湯，治驗”條：萬歷三十六年，草市太學生孫文范之孫媳，年紀21歲。前一年臘月二十七日洗澡感冒后，并沒有注意，至元旦五鼓時分，全身換了衣裳，“又是清齋飲水”。到午后便頭疼發熱，“惡風，手足麻冷，胸鬲脹悶，腹痛，痛之急，不任摩按，水米入口不過咽，嘔惡盡吐，浸浸冷汗”。連著幾天延醫調治，“或發表，或清熱”，病情愈加嚴重。到了初九日，又請了一位醫師，開了知母、芩連、柴胡等藥，服藥后腹痛難忍，號叫不停，一連兩次水瀉，自己料想只能等死了，全家亦徬徨無措，認為是救不活了。后來請黃俅前往診視，投以平胃理中桂枝湯，很快治好了該女的病。與上個例子相似，《生生錄》中也安排了同樣的場景：先前開藥的那位醫師前來，病家告以黃俅所開藥方，這位醫師看罷，厲聲說道：“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說是用附子，竟是用豆腐片來騙人吧？從來沒聽說過‘發狂譫語，純熱癥而反用熱藥’。如果是這樣用的話，我家祖傳三代的醫書全都要燒掉！”主人說：“我雖然年至耄耋，但眼力還清楚，當面看著他是這么用的，哪有什么欺騙？”這位醫師聽罷還是直搖頭，仍然不相信這一點。上述的兩個例子，都是以黃俅治好了病，而先前為病人開藥的醫師卻不相信黃俅所開藥方，以此來襯托后者醫術水平之高超，為一般醫師所不及。

余瀛鰲、傅景華主編《中醫古籍珍本提要》

上揭幾個例子，與前述《太函集》所述路、萬二姓醫師與名醫吳洋打擂臺的情形頗相類似。

除此之外，《生生錄》中還記錄了一些病人死亡的例子。而這些案例，無一例外皆是病家不聽從黃俅意見所致。如“傷食腹痛夾陰，不遵服藥，案驗”條提到：萬歷十四年十月，汪姓婦人年紀49歲，吃了一顆冷粽，后來全都吐出來，腹部滿脹而痛，吃喝不下東西，日夜不安，想拉屎又拉不出來，“四肢厥冷，汗出惡氣，頭痛眼倦，口鼻氣冷”。三天之后，延請黃俅前來診視，他發現此人“六脈微細”，便認為這是因吃冷東西而致傷，建議應當服用干姜、附子這類溫熱藥物，讓脾胃得到溫暖，等陽氣恢復了，疾病自然就會痊愈。汪婦之弟聽到后卻不以為然：“姜、附大熱，性如狼虎，醫非神圣，安敢輕用？不如補脾、消食、行氣，平和調治，以俟漸愈之為妙也。”周圍的其他人也都認為應當是這樣。這讓黃俅想到《傷寒論》中的記載，他認為其人死期已近了。病家后來換了一兩位醫生，調治數日，汪婦便一命嗚呼了。

（二）醫師與病家的論辯

除了同行醫生間的辯論、較量之外，黃俅還時常需要面對病家的質疑，甚至還要與后者激烈爭辯。例如，萬歷七年，歙縣橫山人方良范，正月元旦冒著風雪前往縣城候考，感受風寒，連日服藥。初五日勉強入場應試，午刻完卷，坐轎子回家，便開始發熱，心情煩躁，整個人恍恍惚惚，呻吟不息。當時，延請到的多位醫生都認為是“陰虛火動”，但開藥診治后病癥反而愈益嚴重。到了初十日，病家延請黃俅前來診視。他指出：根據脈象判斷病癥，這是受了寒邪，應當用加減麻黃湯治療。加減麻黃湯的主要成分是麻黃、杏仁、半夏、陳皮、辣桂和甘草，主治肺感寒邪、咳嗽等癥。病家兄弟在旁邊，乍看此一處方都頗感吃驚，他們提出異議：“既然說是受寒，但從生病起到現在，并沒有頭疼腰痛的癥狀。麻黃是發汗用的，病人身體原來就虛弱，如何消受得起？十天之內，吃的和喝的都很少，又如何有氣血抵擋此一麻黃？”為此，黃俅引證《黃帝內經》和《傷寒雜病論》的相關記載加以辯駁，認為方良范是因寒邪而受傷，必須使用麻黃湯加以治療。聽了這番話，病家兄弟有所覺悟，懇請黃俅用藥，果然藥到病除。

《黃帝內經》

上述這個例子，是名醫黃俅與病家就治病方案的辯論。類似的案例，亦見“大柴胡湯，治驗”一案。此醫案提及：萬歷八年五月，巖鎮方大深之妻感冒。黃俅于黃昏時途經巖鎮，正好遇到朋友方柏庵，說他的嬸嬸是鮑中素先生的姐姐，現在患病嚴重，多位醫生都不開藥了，已準備好了棺材，遂拉著黃俅前去診視。進門后，黃俅看到鮑中素也在座，他通過搭脈，發現方妻病情雖然沉重，但“陽病得陽脈”，也就是“脈從”（脈與證相一致），故而尚有生機，于是就詢問起了她的病因。病家回答說：病情發展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三天。剛開始時是頭疼眼漲，惡寒發熱，心情煩躁。醫生用九味羗活紫蘇湯，連續吃了兩服，但都不見效。因她小便量少而色黃赤，醫生就開了柴苓湯，喝后也沒有什么效果。又換了一位醫生，后者見病人“口渴思冷，體熱如燔”，就開出白虎竹葉石膏湯，一天一夜吃了四服，更不見效果。到最近一兩天，病人胡言亂語，號叫如狂，渾身發斑，痰喘氣急，食眠俱廢，呻吟不息。見此情形，大家都開始商議如何辦理后事了，醫生也認為已無可奈何。黃俅聽罷，遂問病人多長時間未曾大便，病家回答說已經十三天了。黃俅認為這是“邪入陽明經”，所以應當用大柴胡湯將病治愈。因大柴胡湯內有大黃，病人家屬方大深搖頭蹙眉，吃驚地問道：“病了十三天，只吃過很少的東西，體氣虛弱，還敢使用大黃入藥？”黃俅遂引《傷寒論》等加以解釋。對此，方柏庵也說：你們既然已準備后事了，就聽憑黃俅醫生用藥吧，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當時，病家內心雖有疑慮，但也覺得柏庵言之有理。方大深見狀只好說：“當此危急之時，死活聽之！”黃俅遂投以大柴胡湯，藥湯一入咽喉，病人就顯得煩憂躁亂，“揚手擲足，反覆不安，號呼必死，聲聞遠近”。見此情狀，病人全家都非常惶恐，紛紛對方柏庵說：“這藥是加快讓她死啊！”而方柏庵也相當驚訝地說道：“今后再不敢推薦醫生了！”在這一份醫案中，黃俅后來追憶起當時的情景，說如果自己內心毫無主見，聽到這些話恐怕會趕緊逃走。不過，他當時坦然毫無恐懼，又為病人診脈，發現其人的脈搏跳得比前稍緩，遂告誡其家人安心。黃俅讓人將病人強行扶起，讓她臥于涼地之上，汲來寒泉清洗舌頭。病人見水，雙手捧起碗將之全部喝完，又討了兩碗冷水喝下。對此，方大深捶胸頓足，厲聲說道：“病人很久都沒有米粒吃下肚了，怎么能消受這幾碗冷水？”黃俅又再投大柴胡湯一服，很快就讓病人醒來。當晚二更時分，三次泄下稠粘大便，各種癥狀隨即減輕，于是就開口索討稀粥喝下。到了第二天，六脈和緩，“惟健脾養血，調治全安”。

前文提及，萬歷十二年，黃俅為江村江大中丞的母親治病，他反對在座的一位醫生“投以發汗解表之藥”，開出桂枝附子理中湯。不料，病人之次子又提出異議：“家母年紀大了，平常便易動火，現在又怎敢輕易使用桂附？”對此，黃俅解釋說：“我是憑脈用藥。現在陽微陰盛，非桂附不能助陽。當此之時，且救高年性命，不論平日用辛辣與否。附子性走而不守，藥力運行，得效甚速，請試用一杯左右的量吞咽。”結果剛喝了一杯，背部怕冷癥狀即行消失，腳也不再冰冷了。太夫人高興地說：“藥果見效。”于是，將藥全部喝完，隨后頭便覺得輕了，眼也頓開，汗則盡斂。不過一時，病即痊愈。

類似于此的辯論，在《生生錄》中還有一些。例如，萬歷十三年，介塘文人程天任時年36歲，當年八月前往南京應試，十五日科考結束，十六日按照慣例參謁宗師。當時，有親友具酌邀飲，因等候的時間較久，杯寒炙冷，感覺比較饑餓，遂恣意大食，結果拉起了肚子，整夜不安，一直鬧到天亮。等到鄉試揭曉，又得知自己落第的消息，心情頗為落寞，而拉肚子仍然還沒有好。九月初十日回到家中，暮夜徒行七八里，通身汗出，進門以后脫去帽子，開始覺得寒意。十一日早又出門應酬，發覺自己“發熱惡食”，口渴腳軟，于是延請醫生調治，結果都沒有切中要害，病情反而變得愈益嚴重。二十二日傍晚，遂延請黃俅前來診視。醫案記錄了黃俅診脈后的發現，接著又談及各人的質疑以及黃俅之回復：

父、兄問曰：“此何病也？”

黃曰：“此病由積累而來，六七月奔走，傷熱；八月場后勞頓，傷食；以前無感冒之癥，及歸家之時，又傷風寒。雖泄瀉月余，胃中結有燥糞，是以不辨親疏，不知人事，命在須臾矣。有一藥可救，誠恐見之，未必肯用也。”

父兄曰：“相迎救命，何不用之有？”問：“用何藥？”

黃曰：“小承氣湯。”

父兄曰：“用何藥味？”

黃曰：“內有大黃。”

中國大黃圖繪

病人的父親一聽此話，“縮頸張口吐舌”，非常吃驚，而其兄也頗感為難。他們認為——病人已日夜水瀉十余次，到此時已三十六天，當日也拉了六次，終日米粒不入口，身體極為虛弱，他們擔心程天任之病軀難以消受大黃，于是另請一位“知醫者”前來商議。后者見黃俅要用大黃，便笑道：“病人奄奄一息，你這么用藥是讓他快點死？還不如不用藥，尚能活得久一點！”對此，病家父、兄點頭表示贊同。黃俅則認為該老者并不知醫，建議再請一位通曉醫術之人前來討論一下。于是，又有一老者到場，他問道：“先生您如此開藥的思路是什么？”黃俅回答說：“救急扶危，實遵先賢矩度，非敢輕試妄投，以枉人性命也。如遇病重有一線生路，若藥弗瞑眩，何能起死回生？”所謂藥弗瞑眩，典出《尚書·說命》“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是指用藥后的頭暈目眩等不適反應，總體意思是若藥物不能引發機體積極反應，疾病就難以痊愈。接著，他引證《傷寒論》的記載，闡釋自己開藥的邏輯。老者聽罷說道：“先生見理之言，用藥有所憑據。”接著便回頭對病家父、兄說：“今天朱姓醫師前來，午間見病勢危急，悄悄地徒步溜走了。今夜有黃先生擔當，還怕什么？寧可服藥盡其努力，不可不服藥，消極地看著病人死去。應當照此煎藥，讓病人服用。”黃俅認為，這位老者發此議論，其實并非理解了自己開藥的道理，而是到此關頭，不得已說出這些話而已。至此，父、兄聽從了他的建議，遂將藥煎好，讓病人喝下。病者藥一入咽，就酣睡到三更，等到醒來，上了三次廁所，拉出燥糞數十粒。及至雞鳴時分，又請黃俅前去診視，當時，六脈平靜，病者自述連日昏沉，此際清爽，并贊嘆用藥之神效。從此，病人不再拉肚子。黃俅又以補脾養血之藥調理，兩個月之后便痊愈了。據說，剛剛煎藥時，父親害怕病人喝完藥就會死去，自己不忍心親眼見到，于是緊閉臥房，讓侍兒在外探聽消息。第二天早晨看見兒子平安無事，便向黃俅頓首叩謝，稱贊他是“真神醫”。

黃俅撰《生生錄》抄本

（三）醫生與病人的直接交流

在徽州，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醫學知識，故而有的病人本身也會與醫生討論病情及用藥。例如，萬歷四十二年正月，53歲的巖鎮太學生趙邦傳，因“飲食過傷”，打飽嗝時呼出的氣味像是臭雞蛋，有時腹部脹悶，要吐盡酸水、酸痰后，腹中才稍微好些。吐的時候，水米不能入口；但不吐的日子，又腹脹不已。一直拖到二月初，腹中酸水、酸痰直滿到喉嚨，終日喝不了水，也沒有辦法吃東西，想躺倒下來，但卻胸腹脹滿；而要想起來坐著，又腰背脹痛。早晚都在床上，起來時又想躺下，躺下時又想起來，反覆不寧，不能吃不能睡，長達六天六夜了。因其“大便秘結，醫作火癥治之”，開出山梔、石膏等藥，但治療的結果卻讓病情更加嚴重了。二月初八日，他延請黃俅診視，后者因其“六脈浮大，按之弦澀不鼓”，遂提出了自己的治療方案。不過，趙邦傳似乎并不以為然。關于這一點，黃俅與病人有如下的對話：

黃俅曰：此胃中傷食停寒也。亟亟溫中，庶幾可愈。

趙邦傳問：用何藥？

黃俅曰：脾胃過冷，六晝夜水米不入口。人七日不食則死，今病急矣，非參術姜附理中湯，何以救乎？是以用之，不可緩也！

趙邦傳曰：白術有十余年不敢用，人參敢用乎？平素火旺，與寒涼藥味相宜，姜附大熱，又敢用乎？

黃俅曰：何故不敢用白術？

趙邦傳曰：一用白術，蒸蒸發熱。一醫曰：爾藏府與人不同，切不可輕用白術，一服之，便受害矣。是以常用黃連，而白術至今不敢用也。

黃俅笑曰：有是病，當服是藥，何畏之有？凡人五十歲以前，命門火旺，猶可以消受此寒涼。及至五十以后，命門火衰之時，脾胃漸弱，安能消受此寒涼乎？病急當憑脈論藥，不必記昔日庸庸之言也。

經過上述的對話與辯論，最終說服了趙邦傳，于是讓他連續喝了兩服，經此溫脾暖胃，從此，趙邦傳打嗝不再呼出酸氣，腹背也不脹不痛，能喝水、吃飯，夜臥安眠，漸漸得以病愈。

關于醫家與病人的辯論，《生生錄》中還記有另一醫案：萬歷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年已七十一歲的巖鎮文人汪文瀾，飲食后嘔吐，不久后又入席與客人飲酒，回家時，自覺昏沉恍惚，不愿與其他人交往，言談難以自知。二十三日時還能吃喝，等到二十五日申刻吃了個油粿，及至二十六日便發現痰多，“胸鬲脹悶，飲食不思，口渴，小便黃澀，大便不解，夜寐不寧”。他自以為是上火了，醫生也以治上火的辦法來治療。二十七日，汪文瀾時時嘔吐、惡心，水米全不入口，吃了兩只水浸雪梨后，整夜煩躁不安。二十八日，他請來黃俅診視。后者發現患者六個部位的脈都像琴弦一樣繃直，而且脈形寬大，但按下去卻感覺中空無力，像按蔥管一樣，手指感覺不到明顯的搏動壓力。據此，《生生錄》中詳細描述了黃俅與病人汪文瀾之間的對話：

黃俅曰：據脈驗癥，必因食冷受傷，而得此脾胃病也。

汪文瀾曰：平生不食冷物，則冷物從何而來？一生謹慎不多食，則安有受傷之理？每日有事關心，常懷郁怒，是以動火，而痰因火動也，非雪梨之寒，藥味之安，能消此痰、降此火乎？若論食冷、食傷，思之必無此也。

黃俅曰：據脈，必因食而得。

汪文瀾曰：某日赴席飲酒，某日申刻食油粿，從此水米入口做吐，胸鬲飽悶，便不思食矣。

黃俅曰：食油粿冷乎？熱乎？

汪曰：冷。

黃曰：然。此食冷油粿之過也。是以胃中停寒油粿，便不消化矣，此停寒也，非食多傷食也。

白術圖繪

聽了上述的剖析，汪文瀾才默不作聲。黃俅遂投以平胃理中湯，連喝二服，嘔吐終于停止，也有了食欲，從此得以痊愈。

除了與其他醫生、病家甚至病人本身的交流與論辯之外，在《生生錄》中，黃俅還不忘標榜自己在治法上敢于創新。譬如，“陽毒發狂，治驗”條就記載：萬歷十八年三月，巖鎮文人汪藻前往南京備考，住在承恩寺內，五月發熱，整個人恍恍惚惚，像是被妖魔所纏擾。甚至與后者彼此詠詩唱和，晝夜不寐，飲食也頓時減少。有一天晚上，親友們圍在病榻之前，想通過眾人的力量加以制止。過了不久，看見“有形如火，滿地流轉”，侍者揮起扇子驅趕，卻忽然被飛石擊穿扇子。六月初三日，汪藻悄悄地坐轎回家，剛剛走出寺門，心神便稍微舒暢，不再聞見此前的那些場景。只是感覺很熱，口渴，沿路時常驚疑，難以睡覺和飲食。初十日抵達家中，時時煩躁，長夜不眠。十三日中午，“忽聞妖魔又至，走出臥房，入大堂前，反復驚悸，發狂大呼，兩手亂舞，不省人事”。全家人都認為汪藻是必死無疑，但還是請來黃俅診視。經黃俅診斷，認為是陽毒癥，遂以蚯蚓、寒泉調六一散進之，又投以五黃二石湯，和蚯蚓水同煎，熱服，終于將病人治好。當時，對于此一治法，有人也提出過質疑。

對于詰難者，黃俅抱有同情的理解：“此公見行此治法，心驚膽怯，恐不應手，何以抵擋眾人之唾罵乎？諄諄為吾，乃實心實意也。”而對于自己的治療方案，他解釋說：“余目擊危急，出吾一念之明，必如此施治，可以回生。正當倉惶急遽之中，何暇逡巡畏縮、有所顧忌乎？是以不懼人言也。”接著，《生生錄》又提到一個人的詰難：“此癥原被妖瞇，何投大寒涼之藥，作陽毒傷寒治乎？”黃俅則引證《難經》《內經》《病源》等的記載加以解釋。而聽罷黃俅的一番闡述，那位詰難者笑曰：“如此治法，使扁鵲復生，吾知其無逾此矣！”在這里，黃俅實際上是透過詰問駁難者人之口，委婉稱贊自己是“扁鵲復生”。事實上，黃俅在《生生錄》中，也殫精竭慮地將自己塑造為“扁鵲再世”的形象。例如，在“女人高年，中風痰，治愈”條中，黃俅就借柳希點之口稱贊自己：“學祖岐黃，術精倉扁，望聞問切兼優，君臣佐使，悉當江左名醫，畿南國手。”換言之，自己傳承了醫學精髓，醫術較古代名醫扁鵲和倉公（淳于意）還要精湛，望、聞、問、切四診樣樣高超，開方精準得當，是江南一帶的國手級名醫。

扁鵲像

四、明代徽州的“固本培元派”與黃俅之特立獨行

根據此前中醫學界的研究，“新安醫學”內部有多個分支流派，其中，特色鮮明的“固本培元派”不僅歷史悠久而且陣容強大。早在16世紀，名醫汪機就“以參芪和營衛、溫補脾胃陽氣，到其再傳弟子孫一奎以溫補下元為重，或合干姜、附子‘以行參芪之功’，固先后天之本、培脾腎元氣并舉并治，以汪機眾多的弟子門生們為主體的新安培元治法學派蔚然形成”。據統計，汪機在《石山醫案》中，“參芪”培元的臨床驗案極多，全部119案中用參、芪之劑者就有82案，占比69%。另據《名醫類案》所收集的汪機驗案196案，其中用人參、黃芪者有125案，占比64%。若歸納其用藥規律，人參、白術、當歸、黃芪用藥頻次最高，且劑量所占百分比較高。汪機及其門人、弟子、后學共同構成早期新安固本培元學派的主體。

王鍵主編《新安醫學流派研究》

汪機之“固本培元派”在徽州一府六縣有著較為廣泛的影響。例如，在歙縣巖鎮，吳洋曾受業汪機，其臨證重用人參、黃芪。汪道昆在《太函集》中稱：“郡人服習參蓍，則自洋始。”而黃俅主要活動的區域是在歙縣西鄉，這一帶正是徽州最為富庶的地區，所以人參之使用，甚至到了濫用的地步。在黃俅之前，溫補大劑主要就是指使用人參。例如汪道昆曾指出：

長原太學生程本中，余弟子也。其室年近三十，產后病三月而垂危，家人徹帳去枕以待終，喪具畢具。適橋入里，其兄當車邀視之，瞑目無聲，肉削且盡，四肢厥冷，獨心坎微溫，診之，則六脈沉微，即將絕，稍有神氣。急投溫補大劑，一服氣轉而能言。橋曰：“幸哉，可無死矣！”治之，數月而愈。

當時，人們普遍相信，人參是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汪道昆還提到：“兄子一龍，幼而患痘。方七日，痘多而不起，四肢皆涼，痘色如浮萍，干紅枯紫。渴甚，啜茶水，日數十升，水瀉不禁。諸醫以為寒也，遞以木香異功散、獨參湯溫補之。”在這里，因出痘病危，也是以參湯加以溫補。

與當時的通常偏好不同，黃俅在治病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時常對人參之濫用提出不同意見。例如，萬歷三十年池州府兵臺柳希點之母，年紀八旬，身體歷來肥厚，當年四月間，“病風痰，精神恍惚，言語蹇澀，惟手足不偏廢”。請來的醫生見她年事高，就多讓她吃人參，但越吃越見昏沉。后來歙縣尋找名醫治療，當地人方承郁就推薦黃俅前往診治，黃俅決定用安神清痰烏藥天麻湯。對此，柳希點提出異議：“何不用人參？”黃俅認為：“高年血虛多痰，若用人參，言語反難出聲矣。”后來用藥四劑，得以痊愈。由此一例子可見，當時遇到病患使用人參，成為皖南一些人油然而生的想法。

人參圖繪

在《生生錄》中，類似的例子計有13例。例如，“傷寒食后大柴胡湯，治驗”條，說的是一位50歲的婦人，在當年秋天八月時“感寒發熱”，頭疼已經十日，服藥之后各種癥狀減輕，她便自以為是體虛，驟然服用人參，以至于病情轉而加劇。延請黃俅診視，后者認為這是“外感兼內傷”，病癥未除而服用人參，顯然有誤。于是，他投以平胃防風羗活葛根湯。是夜微微出汗，諸癥頓減，病人自以為病退，早起食雞煮酒，午后先寒后熱，病情再度反復，又請黃俅診視，后者不顧異議，堅持投以大柴胡湯，藥服之后，“溏泄止，寒熱退，脈和緩”。主家驚惶，即欲用補法，必加人參。黃俅則認為，若用人參滋補，“恐反助邪為害”。又如，萬歷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休寧隆阜吳守誨之妻，年紀33歲，身體一向虛弱，常服六味地黃丸，忽然有一夜夢中偶然大驚，又因感冒風寒，手足搐搦，三天三夜不能伏枕安眠，雖然延請醫師診治，但都查不出生病的原因。當時，對于生病的性質，各家有著不同的看法：“以火論者，則用黃連；以汗多論者，則用黃芪；以發寒論者，則用附子；以虛論者，則用人參。”不過，病人吃了人參，病情卻并無好轉，以致諸醫束手無策。及至二十七日，延請黃俅前來診視。黃俅認為，“若用溫補，則風火壅塞而不散，必逐漸調理而愈”。經他開藥診治，病情大為好轉。不料，待至黃俅辭歸，五月十二日，休寧的醫生勸進人參，而病家也喜用人參，“止服三分，十三日，手足面目又掣”。十六日，又召黃俅診視，他根據脈象指出：“人參服之不相宜。”但病家聽信醫言，必加人參煎服，喝下之后，病情加重，這才開始認識到人參的危害。黃俅照前方，加竹瀝一杯、姜汁三匙。但主人與本地醫家商議認為不妥，有的醫生說：“竹瀝性寒，久服之損脾，不服人參，不能收功。”后因病情加重，病家才聽從黃俅意見，得以治愈諸癥。關于此一醫案，黃俅總結說：

醫家強用人參，主家亦喜用人參，人參用之而善，多服，病魔退舍，精神強健，氣血充溢，精珍美玉，何以加之？設用之不善，少用之，動火助痰，反致加病，與丹毒、砒霜等耳，何世人暗昧而莫之知也！今之醫流，無本領，布流言……又謂不服人參，不能收功。今病愈之后，又舉一子，于人參何功之有？觀此醫布散流言，惑人聽聞，比比皆是，不獨一處一人為然也。

在明代中后期，汪機、孫一奎等人的醫學主張在徽州占絕對優勢，他們在“臨床上注重溫補下元，形成擅用‘人參、黃芪合附子、干姜、肉桂’的固本培元新風格”。而黃俅則反對動輒服用人參，他主張應不拘于成說，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對癥下藥。關于這一點，在《生生錄》中還有不少例子。萬歷二十一年，桂林憲臺洪含初的夫人，年紀36歲，懷孕四月而胎墮，血傾如注，數日后出現發熱頭痛等諸多癥狀，“每服十全大補湯，重加參芪”，病情更加昏沉，呻吟不絕。請來黃俅前往診視，他發現夫人“六脈浮緩而大”，便判斷這是產后傷風之癥，在這種情況下，服用參、芪并非所宜。對此，洪含初則認為，夫人是大虛之癥，已用人參八錢、附子三錢煎好了，只等著黃俅前來商議。倘若可以服用，就給她喝。洪含初還引古醫方，說：產后當大補氣血，何況是有唇舌麻冷惡風？對此，黃俅不以為然，他認為：“產后當補，此朱丹溪尋常產后調理而言……若傷風而補，則風何由而散？傷食而補，則食何由而消？世醫不悟，泥于朱丹溪之一言，吾見冤抑死者多矣。詳此已服過參芪，誤矣！若以重劑人參、附子用之，豈不誤之又誤乎？參、附之藥當沷之，無留于藥注也。”在這里，黃俅批評了當時醫生機械照搬朱丹溪“產后當補”的觀點，強調必須辯證論治。對于產后兼有“傷風”（外感）或“傷食”（積食）等“實邪”的情況，盲目進補會“閉門留寇”，將病邪關在體內無法排出，導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經他調治月余，病人得以逐漸康復。

萬歷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洪坑文人洪武卿之妻，在臨產期順利生下了一個男孩。產后第七天起床時受了風寒，出現頭痛、眼睛發脹、身體高熱、怕風怕冷、胸口脹悶等癥狀，惡心不止，水和食物皆無法下咽。初九日，延請黃俅診視。主家洪武卿引用朱丹溪的說法：“產后當大補氣血，雖有雜癥，以末治之。”他認為自己的妻子原本身子就單薄，再加上產后身體極度虛弱，所以當天服過藥一劑，其中使用人參一錢，想在后面再逐漸加大劑量，以期保全生命。對此，黃俅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據脈投藥，因病制方”，如果貿然使用人參，可能適得其反，只會“固其邪氣”。于是，他投以和解藥二服，再三叮囑要讓病家煎熬并讓病人喝下。但病家并未遵命，仍然急著熬煎獨參湯給病人喝。數日之內，常常使用人參五錢或七、八錢，前后統共服過八兩人參，希望讓病人“正氣勝、邪氣自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固執地遵照朱丹溪醫書的宗旨，結果卻使得病人不治身亡。對此，黃俅感嘆說：

嗟乎！余思朱丹溪立言之時，必有活法，未必不善，后人遵之，執泥不通之不善也。且如婦人生產，有感寒者，有傷暑者，有惱怒氣滯者，有勞力倦怠者，有血虛者，有停食者，種種病生，皆令人發熱。臨癥者診脈，審問清切，隨病投藥，病見減，可再議溫補，人參何不可用之有？今人不察寒熱虛實，一見后之病，驟用人參，不明醫之奧理、病之淺深，恣意施補，病邪何以蠲除？元氣何以發生？未有不傷生殞命者，此吾之所以長嘆息也！此皆執泥朱丹溪之一言，不察脈理，而無變通之法也。余不揣淺陋，表而出之，使人遵朱丹溪之言，全要活法，毋徒執泥，不知變更，以枉人也。

《中國歷代名醫畫像·朱丹溪》

在黃俅看來，當年朱丹溪提出他的理論時，必定有其靈活運用的方法，未必不好，只是后人遵從他的理論時，過于死板不知變通才造成問題。醫生臨證時要仔細診脈，詳細詢問病情，根據病癥用藥，等病情好轉后，再考慮用溫補的藥物。現在的人不辨寒熱虛實，一見產后病就急著用人參，不明白醫理之奧妙和病情的深淺，隨意進補，病邪怎么能消除？元氣怎么能恢復？沒有不因此傷身喪命的，這是讓人深感痛心的地方。

萬歷四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叢睦文人汪成龍之妻，年紀24歲，生下一個男孩，連日遍身疼痛，頭暈目眩。至初七夜，喝了一盂稀粥。到初八日以后，出現胸膈不舒等諸多癥狀。請來的一位醫生，連日投人參、酸棗仁、麥冬等藥，都沒有效果。此后，逐漸覺得四肢困倦，精神恍惚，痰壅氣塞，想吐又吐不出。見此情狀，醫生判斷是極虛，認為產后不補，恐氣、血兩虛。若長此以往，便無藥可治。于是在藥內加大人參的劑量，煎人參湯給她喝下。當晚，情況便更為嚴重。到十三日上午，熱度還沒有退，為人煩擾躁亂。于是，又換了一位醫生。醫生判斷說是火癥，便以芩連知母湯為主。十四日又吃了同樣的藥，結果病人精神倦怠，昏沉半睡，雖然不再發寒熱，但身體卻仍然像是燃燒的炭火一樣滾燙，睡至半夜，胸鬲填脹，鼻竅壅塞，比先前更加困倦。十五日早起，耳聾氣粗，精神恍惚。醫生還照此前的辦法，投以芩連知母湯，沒有什么效果。又投以人參等藥，也沒有效力。到了中午，遂延請黃俅前來診視。黃俅搭脈后作出判斷，投以芎歸平胃活血柴胡湯，后經調治而安。對于此一醫案，黃俅指出：

朱丹溪云：“產后當大補氣血，雖有雜癥，以末治之。”憶昔丹溪立言之時，未為不善，人往往遵之，枉人多矣，何也？有病不去病，而驟用補藥，吾見族醫執泥，不明虛實，一概投補，誤人更不知其幾矣，此吾之所以長嘆息也。此癥明是產后外感內傷，必宜疏解消食，可以保全而無害也。

上述的三個醫案都提及朱丹溪之學說。朱丹溪即朱震亨（1281—1358），元朝義烏人，字彥修。精于醫，治癥多奇效，醫家稱丹溪先生，后人稱養陰派（或滋陰派），名重江浙，著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本草衍義補遺》等著作。其門人又集其緒論，為《丹溪心法》《丹溪醫要》和《丹溪治法心要》等書。他的醫學理論，對于明代醫家有著重要的影響。不過，黃俅一直主張，不能拘泥陳法，要分清前人所述見解的具體語境，并清楚地了解當前病癥的實際原因，以便真正能對癥下藥，治好各類疾病。

《中醫大辭典·醫史文獻分冊》

五、余論

在當代，“新安醫學”頗為著名。按照通常的說法，所謂新安醫學，是指徽州一府六縣（歙、休寧、績溪、祁門、黟縣和婺源）自宋代至清末出現的、頗具影響的醫家群體。不過，近二十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質疑，認為“新安醫學”的說法可以進一步斟酌。

王樂匋主編《新安醫籍考》

中國臺灣學者張哲嘉曾經指出：“（徽州）風氣重醫如重儒，而且當地出身的醫者有意識地融合醫、儒兩道，能為世所重。再加上徽人遠游外地謀生者多，更使得徽醫的表現容易為人所知。”不過，“盡管‘新安醫學’有這么多傲人的紀錄與成就，但是若要問起‘新安醫學’是什么，則無法扼要地說出個所以然來……幾種關于‘新安醫學’的定義性描述，都似乎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名醫以及名著的加總而已。個別醫家之間并非以師承或思想而相關，而主要是以徽州這塊土地的鄉土情誼被相提并論”。他還認為：徽州人雖有同鄉人善醫的自我認識，但“新安醫學”主要是以籍貫為取舍標準，“新安醫學”的觀念是在徽州鄉親紐帶的強化在近代才真正成立鞏固，并逐漸擴大其譜系。換言之，“新安醫學”這個名詞之所以成立，是相當晚近的現象，“是個后世緬懷前世、追尋自我根源時所塑造的集團概念”。對此，熊秉真也指出：應從科技發展史之基本問題意識出發，重新檢討了“新安醫學”的問題。她認為：“一般所謂的‘新安醫學’是否因其在醫理上之主張，臨床上之實踐，因奠基于或構建成一套特殊學理典范，因而成支成派，是一個學界迄未深究，也非倉促可決的問題。遽以后人所輯新安醫籍之作者，或一般民間流傳的新安名醫立論，則側身其間者多半是近世成名于外，顯赫有聲，然僅貫籍新安，卻絕少執業新安一府六邑之醫書名流。其各自之醫學成就與新安地方人口之健康安恙間之關聯，遂成了更難建立起任何直接聯想的一個學術公案。”

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

上述二文，最早發表于2005年前后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實際上構成了對“新安醫學”這一膾炙人口稱呼的挑戰。稍后，唐力行、蘇衛平二人對“新安醫學”之形成作了新的探討，他們認為：明清來徽州地區的宗族保障日趨完善，族醫制度與宗族的“顯親寧親，儒醫等耳”之價值觀促進了“新安醫學”的發展，成就了“新安醫學”的輝煌。該文顯然沒有正面回應先前的一些質疑，但仍將“新安醫學”看成一個約定俗成的流派。

揆情度理，關于“新安醫學”，當然是后來人的追溯與建構，不過，能否完全以現代科技史的基本問題意識去理解傳統文化，其實也是頗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課題。另外，由于此前所利用的醫學著作，甚少與徽州當地社會結合在一起，有鑒于此，一些具體而微的醫案，便成了進一步探索“新安醫學”的重要史料。就本文關注的問題來看，黃俅為歙縣巖鎮人，他的《生生錄》也是以巖鎮為中心展開敘述和分析，這就為我們研究徽州當地的醫學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涂豐恩著《救命：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

黃俅撰著的另一部醫學著作《黃帝內經素問節文注釋》，此前已被收錄于《四庫未收書輯刊》第4輯第24冊，書中有張濤的序文。其序曰：“醫家尊《內經·素問》為經，所由遠矣，如歙之名醫黃氏俅者，因采仲景以下，引經辨證，以補滑氏之未備，名之曰《節文注釋》。余入歙，甚快是書……聞之邑乘，黃山舊名黟山，因黃帝所嘗游，以改今稱，黃氏俅歙產也，而仍黃帝姓，意黃帝之苗裔歟？且以耆德賓于鄉，有于而才，優游澹漠，或者循歧伯法，以進于浮丘容成服煉之事。而就其醫案，固能日新《素問》者，余喜而并識端簡。”撇開文中牽強附會的說法，張濤最后一句是說——由于黃俅有著類似于醫案中的諸多臨床經驗，故而能對中醫經典《素問》提出不少新的認識，從而撰著成文。

張濤亦即歙縣縣令，他曾于萬歷三十七年作有《草創歙志序》，對萬歷《歙志》之編纂緣起，作了細致的說明。萬歷《歙志》的作者為謝陛，其人字少連（一字少廉），歙縣人，父親曾經過商。本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萬歷四十三年，早年為邑諸生，鄉試屢試屢挫。在萬歷《歙志》中，他曾這樣論述其時的徽歙醫學：

吾鄉之醫甲于海內，遠則羅鄂州志張擴，近則汪司馬傳世醫，詳哉其言也！……以科而論，則婦人科醫博黃孝友至黃天爵，蓋數十世矣，另為江子振、應龍、應鳳，亦再世矣。小兒科先有劉氏、丁氏，后則夏氏，轉而楊氏，近有程氏，卓卓乎專門矣。陳正道又所崛起者矣。鄭應婁、劉尚文，又痘疹之所獨精者矣。外科則洪廷鎮、洪欽銘、洪文衢，則非特專精，而且獨擅者矣。劉錫著《活幼便覽》，吳倫著《養生類要》，程弘賓著《傷寒翼》，黃俅著《醫案》，吳昆考《醫方》，是不獨有醫術，而且有醫學，非一世之功，而有百世之功矣。

謝陛撰萬歷《歙志》

文中的“羅鄂州志張擴”，是指南宋羅愿《新安志》對張擴的記錄，這也是將歙縣之醫學上溯至宋代；而“汪司馬傳世醫”，則是指汪道昆《太函集》卷三一的《世醫吳洋吳橋傳》。據《世醫吳洋吳橋傳》記載：“是時，眾醫棋布，各用所長，小兒醫丁氏、婦人醫黃氏以按方，里人汪濟川以著論，路、萬以辯給，吳玄以縱橫，汪椿用纖，巴深用罔。及洋后出，乃得擅場。”這段文字雖然指的是嘉靖年間的事情，但與上揭的萬歷《歙志》之記載仍可比照而觀。上述的“眾醫”，著名者皆是“世醫”，這些“世醫”，也就是具有三代以上傳承的醫學世家。

在明代，徽州商業的興盛，使得一些席豐履厚的徽商更加重視養生之道。與此同時，僑寓各地之徽商開設的諸多藥局，也對醫學人才產生了一定的需求。再加上海外貿易中藥品需求量的不斷加大，更刺激了徽州醫學的發展以及醫家隊伍之擴大。上揭謝陛所論，提及徽州的婦科、兒科、外科，有的子孫世業長達“數十世”。而且他還明確指出，徽歙不獨有“醫術”，而且有“醫學”，單憑這一點，恐怕就不能說“新安醫學”完全是憑空而來。如果不是拘泥于現代學科的定義去苛刻界定，那么，“新安醫學”這一術語，在傳統文化的語境中，未必不能用以揭示徽州一地名醫輩出以及其中紛繁復雜的專業流派。據粗略統計，“自宋代至新中國建立前，徽州卓然成醫家者819人，其中420人撰集匯編醫籍約729種”。在上述那段文字中，謝陛驕傲地聲稱：“吾鄉之醫甲于海內。”這從后來盛清時代《醫宗金鑒》由御醫、徽州歙縣人吳謙領銜主編，似乎仍可看出其中的傳承與地位。當然，本文并不糾結于是否存在“新安醫學”之類的爭論，但也認為“新安醫家”輩出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地域現象。

張玉才著《新安醫學》

《黃俅醫案》又作《生生錄》，明代孫一奎號生生子，所以我們不妨可以將《黃俅醫案》與孫一奎（字文垣）的醫案稍作對照。從中可見，黃俅醫案與《孫文垣醫案》的敘事結構頗相類似，只是較孫氏醫案內容更為豐富。事實上，明清以來遺存的眾多醫案中，大部分醫案都頗為簡單，其內容重點在于癥狀和處方，其中有些記有病人姓氏及地名，但有的則完全沒有。當然，也有少數醫案較為獨特。本文聚焦的《黃俅醫案》，其中的每個醫案皆是一則完整的短篇故事，這些故事有情節、有內容，相當生動。晚清“江南大儒”汪宗沂在《名醫李聲遠先生別傳》中指出：“予家世業商，足衣食者百有余年。先大夫獨嗜醫術，儲書孔多，予年八九歲時侍親側，常以醫案當小說讀之，以是得知醫。”揆諸實際，汪氏之所以將醫案當小說閱讀，顯然是因為一些醫案之撰寫往往相當生動。

值得注意的是，從謝陛前揭的描述中，我們還看到了他所提及的“黃俅《醫案》”。前文述及，《生生錄》一書中有萬歷四十八年的醫案。而《歙志》既然成書于萬歷三十七年，其中又已提到黃俅《醫案》，則《生生錄》之成稿顯然早已存在，只是在萬歷三十七年以后的十數年間仍在增補、完善。

《生生錄》抄本卷首有“原自敘”，既曰“原”，可見抄本應經過整理，為后出之作。另外，從筆者手頭的這冊抄本之紙張來看，此書似非明代原抄本或稿本，當為后代所傳抄。而從《生生錄》的內容來看，此書應經過系統的整理，條理頗為清晰。不過，該書僅有黃俅的自序，卻未見其他人為此書所作的序跋。從晚明刻書的風氣來看，一般說來，刊刻某部書籍時，作者一定會延請當代的諸多名人為之作序。黃俅為歙縣巖鎮人，活躍的地區也是圍繞著巖鎮附近，而巖鎮號稱“萬金之聚”，這里不僅集中了大批的醫師、手工匠人等，而且還有諸多文人學士。以黃俅與周遭人的密切交往來看，若決定刊刻，應有其他諸多名人為其作序。由此推測，此一醫案未曾刊刻，而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存在，后世所知者亦不多，這也就是迄今為止中醫學界從未有人見過該書的原因所在。而之所以沒有刊刻，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可能是醫案中談及的不少人，都是巖鎮附近著名的人物，這些醫案有的涉及其人的隱私，描述過于細致，于黃俅在世時難以公開。例如，萬歷四年黃俅曾為巖鎮方于魯治病，寫有“酷暑綿衣、咳嗽、吐血、夢遺”的醫案。方于魯也就是著名的制墨大師，類似于夢遺等癥，病家未必希望被公諸于世。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黃俅寫完自序后不久很快就去世了，而他的后人中，沒有人繼承他的衣缽，再加上黃門亦未有傳人弟子，所以沒有將此醫案刊刻面世，而只是在民間以抄本的形式，并在有限的范圍內流傳。第三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固本培元派”在晚明、清代成為“新安醫學”的主流，而《黃俅醫案》反映的諸多主張與之并不合拍。

本文作者撰《萬歷〈歙志〉所見明代商人、商業與徽州社會》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5輯

根據此前學人的研究，盛清時代江南各地對人參的大量需求，與江南溫補風氣之形成密切相關。當時，醫書中出現了相當多使用人參的醫論。不過，此種討論，在不同區域存在著明顯的時間差異。在一些地方，關于溫補文化之形成，應當還可上溯至晚明。例如在富商輩出的徽州，早在17世紀前期服用人參治病的現象就極為普遍。《生生錄》中的“大承氣湯，治驗”條記載：

萬歷三十年壬寅，巖鎮文學方君胤朔，年三十七。十一月赴縣候考，出場，是夜夢遺，次早感冒頭疼，渾身拘急，蒸蒸發熱，口干。歸家，醫以夢泄傷寒治之，不效。越三日薄暮，延余診視……曰：“據脈驗癥，正當危急之時，不急下，不可為矣！投大承氣湯加甘遂疏解之藥，庶可救治。”父曰：“因夢泄感病，諸醫正擬用參術溫補，而大黃、芒硝、甘遂敢用之乎？”曰：“《傷寒論》云：傷寒病發熱二三日，下利純清水，心下急，郁郁微煩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硝黃何不用之有？若用溫補，泄氣洶洶，喉中閉塞，安有性命復存乎？”

蔣竹山著《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

在這里，黃俅臨癥酌量，明確反對隨便使用參術，認為“溫補”會導致嚴重的后果。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黃俅醫案》中的一些主張并不受當時人所看好，故而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這應當也是該書迄未刊刻的重要原因所在。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3期，作者：王振忠，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編輯：若水

歡迎大家關注本微信號！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官方微信平臺

Journal_of_T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