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1925-2017），這位成長于二戰時期、經歷過美蘇冷戰風云與千禧年網絡時代的思想家，其生命歷程橫跨兩個世紀。正如他的弟子特斯特所言，將鮑曼的社會思想與其個人經歷聯系起來實在是一件極具誘惑力的事。但我想，這種誘惑更多源于鮑曼每一次身份的轉變，都恰好踩中了歷史所押出的那個韻腳。從猶太逃亡者，到布爾什維克軍官，再到學者，最后成為流亡知識分子，這種經歷的獨特性使我們讀者得以通過捕捉一個人物的思想發展軌跡，去回顧那段波譎云詭、變幻莫測的世界史進程，進而思考如何更好地理解我們當下所處的這個時代。

齊格蒙特·鮑曼

《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2026）一書由鮑曼與其弟子基思·特斯特的五次對談構成。與其說，這份對談是借鮑曼之口完成的一次晚年思想回溯，不如說更像是一位智者對于時下種種迷思與困頓的一次嚴肅性思考。特斯特的追問主要圍繞鮑曼從事社會學的初衷、研究路徑與方法展開，其間貫穿鮑曼對于自由、道德、倫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個體化、消費社會等一系列彼此交織的價值議題的思考。應當看到，這部對談錄已遠超出那種試圖一舉捕獲某位思想家全部精髓的創作企圖，它旨在向我們展示出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一種將個人命運、學術追問與時代癥候緊密關聯在一起的思考姿態。

在這部對談中，關于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似乎始終繞不開鮑曼反復提及的一個追問——即“何種社會是正義的”。當特斯特將話題引向其作品中倫理面向的問題時，鮑曼說道：

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認識到自己還不夠正義的社會，一個不斷質疑自身正義的程度，并始終認為正義仍在前方、尚未完全實現的社會。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對任何不義現象都感到憤怒，并立即著手糾正的社會。

可以說，“何種社會是正義的”這一問題是貫穿鮑曼關于全球化、勞動、消費主義與新窮人等主題進行倫理拷問的一條中心線索。正如《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中所呈現的那樣，鮑曼反復強調，正義與對他者的責任息息相關，它并不擁有一個固定而明確的含義，其含義本身只能在對抗不義的具體過程中得以呈現。鮑曼對正義的思考，既不同于實證社會學那種可量化的經驗化路徑，也不似規范倫理學那般致力于構建一套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而是將正義視為一種流動的、情境化的道德實踐。正義并非一個擺在書齋、案頭邊等待被定義的概念，而是一種需要被不斷喚醒和激活的感知能力。比起“正義是什么”這一概念化的追問，鮑曼更為關心的是，我們如何保持對不義的警覺。

基于此，鮑曼在書中對正義的原則做出一個關鍵區分。他認為，從個體自我出發，所謂正義就是要求我們對自身行為可能給他人境況造成的影響承擔責任；而從全球化的高度出發，正義則意味著一種超越國界的全球性責任。然而，面對如今世界各地區間的沖突、戰爭頻發，鮑曼顯然并不樂觀。在他看來，全球化時代的道德想象力已滯后于資本與技術的全球性擴張，更滯后于那些需要被控制與約束的跨國風險。因此，在與特斯特隨后的對談中，他再次流露出對當下國際社會中正義持續缺席的深切憂慮。鮑曼指出：

真正的問題在于，盡管我們知道該做什么（以及該避免做什么），我們卻缺乏能夠推動人類事務朝期望方向發展的機構。并不是我們缺乏關于善惡的知識，而是這個世界明顯缺少將這種認知付諸行動的能力和熱情。在這個世界里，依存關系、政治責任與文化價值已然分道揚鑣，不再能夠彼此制約。知識與行動之間、行動與其后果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甚至駭人聽聞的、潛藏著災難性的——鴻溝。

缺乏一種全球性的政治治理機制，以及未能建立起應對科技帶來的無限風險的責任規范，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最為根本性的挑戰。其實，鮑曼的憂慮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出版的《尋找政治》（1999）一書中便有過更為系統性的論述。在書中，鮑曼深入分析了人類社會的風險性問題，指出其系統性根源在于我們關于政治的處理方式，依然停留在人類社會早期的部落階段，而經濟卻早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話題。因此，當地方性政治遭遇全球化經濟，二者似乎天然就存在一種能力上的錯位。面對這份充滿張力性的關系，美國學者福山（F. Fukuyama）曾在歷史終結的樂觀主義期許中將其一筆勾銷。福山認為，全球化攜手自由民主制與市場經濟作為人類制度演化的終點而宣告勝利。在這場宏大敘事里，政治與經濟之間那點小小的不協調終將在自由市場的繁榮與民主價值的普及中自然消解。然而鮑曼提醒我們，比起以往現代性所抱持的政治雄心，如今我們更需提防的恰恰是盲目的樂觀。當我們轉而沉浸于后現代的各類碎片化敘事，試圖以解構一切宏大理想的方式來消解沉重時，按照鮑曼的理解，我們也就一并喪失了重新建構一種全球性政治議程的能力與動力，從而錯失從根本上緩解社會正義危機與地方苦難的契機。鮑曼認為：

今天，實現社會正義的主要障礙，已不再是國家那種侵入性的意圖或傾向，而是國家的日漸無力。國家的衰退，每日都受到“別無選擇”這一官方信條的助推。我認為，在接下來的這個世紀，我們需要對抗的危險，已不再是上個世紀所擔憂的極權主義強制，而是能夠保障人類社會自主性的“總體”的崩潰。

誠然，這里所謂的總體，并非列維納斯哲學中所批判的那種無所不包的封閉同一性。在鮑曼那里，總體更多帶有一種象征性的色彩——它是那種古希臘的“阿格拉”（agora），是介于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力之間的廣場。在那里，人們從各自的家中走出，以平等的身份相遇、交談、辯論，將私人的困惑轉化為公共的議題，又將公共的決議帶回私人的生活。正是在這樣一個中介性的空間里，個體的無助得以被聽見，集體的行動得以被組織，而那個總體才不至于淪為壓抑性的龐然大物，亦不至于徹底消散于個體化的流沙之中。鮑曼所憂心的總體的崩潰，說到底，正是這種連接個體與公共、讓責任得以分擔的廣場的消失，當它瓦解之后，人們便只能在個體化的生存處境中獨自承受那些本應被共同承擔的重量。正如鮑曼所言：

在《尋找政治》和《流動的現代性》中，我試圖理解這一切為何發生，并探討是否可以找到方法來遏制這一進程、減輕其后果或緩解其帶來的痛苦。在我看來，重建廣場這一最為純粹的政治行為，是通向任何可能解決方案的起點。

那么，我們又當如何重建所謂的廣場呢？卡斯托里亞迪斯（C.Castoriadis）在《社會的想象性建制》（1998）一書中，曾將社會比作“巖漿”（magma），強調社會的無限可能性和不確定性。鮑曼深受這一意象的啟發，在他看來，一個真正多元而開放的民主社會恰恰在于它能夠在個體道德與社會正義之間保留某種必要的張力與空間。即是說，它需要的并非一種凝固的、一勞永逸的完美秩序，而恰恰是那種不確定性，那種永不妥協的矛盾，正是它們為個人的道德沖動注入持久的活力，進而成為不斷修正與改良社會正義的道德基石。廣場，正是作為承載個體道德與社會正義之間張力、沖突的公共空間而存在的。當訪談進入尾聲，鮑曼再次重申道：

因此，在今天，真正的問題不再是“誰是政治的能動主體”，而是“誰能夠使業已分離的權力與政治重新結合”，并且能夠恢復政治的地位，使其重新成為“議會與人民”的共同事務——唯有在這樣的形態下，政治才能真正成為自主的社會與自主的公民之間的雙向紐帶。然而，“議會”與“人民”如今都尚未成形。我們并沒有一個真正的全球議會，而要建立這樣的議會，我們必須首先將自己提升為“全球公民”。

因此，當宏大的政治議題與烏托邦理想均面臨失落的風險，鮑曼選擇回到人與人之間最原初的道德相遇中去尋找力量。這一轉向，集中體現在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兩部倫理學著作中。在《后現代倫理學》（1993）與《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后現代道德》（1995）里，鮑曼系統地探討了這樣一條路徑：在普遍的規則與制度皆已松動、失效的年代，道德的重負反而更直接地落回到了每一個具體的“我”身上。這種道德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律令，也不是對某種共同體習俗的簡單遵從，而是一種面對他者面容時油然而生的、無條件的道德沖動。正是在這種看似脆弱的個體良知之中，鮑曼寄托了他對抵御“總體崩潰”的全部希望。

應當看到，鮑曼對正義與不公的關注始于早年東歐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思潮對他思想的浸潤。那種對底層命運的道德關切，對制度許諾與現實落差之間的敏銳感知，最終沉淀為他畢生對人類生存處境的持續性反思。在鮑曼看來，如今全球政治規范機制的缺失與難產并非一個孤立的政治學難題，它根植于我們時代的道德困境：一種普遍的、對他者責任的疏離與麻木。從《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中對納粹大屠殺的反思，到《流動的現代性》（2000）中對個體化孤獨的病理學診斷，鮑曼始終在追問同一個問題，即在一個生存法則與經驗不斷流動、變易的世界里，人與人之間那種原始的、無條件的道德沖動與責任關懷，究竟該安放何處？當宏大的政治承諾面臨失效，或許我們唯一能夠返回并從中汲取力量的，正是那種敢于直面不義、持續追問的良知，一種不被任何現成答案收買的道德警覺，一種反復挑戰既有共識、拒絕將苦難美化的勇氣。而這，或許就是鮑曼留給這個動蕩的世紀最沉重，也最珍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