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邊往事：指導員是我的主婚人也是我倆的介紹人，更是我們兵團戰士的知心人

“每一個不懂愛的人，都會遇到一個懂愛的人，然后經歷一場撕心裂肺的愛情，不懂愛的人慢慢也就懂得了愛情。”這句話是我寫給我妻子的，寫在了我送給她的那個日記本的扉頁上，因為我當初就是那個不懂愛的人。

我叫王東暉，是一名上海支邊青年，1966年夏天到新疆去支援邊疆建設，從此成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軍墾戰士。在新疆的戈壁荒漠我們灑下了青春汗水，我也在那里收獲了愛情。有關我的青春往事，應草根作家的邀請，我慢慢講給大家聽。

據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到新疆支援邊疆建設的上海青年達到了十萬人，作為一名上海支邊青年，我就是這十萬支邊大軍中的一分子，當然，也包括我妻子在內。想當年，我們滿懷激情，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隨同一大批有志青年，在上海北站乘坐火車離開了生養我們的大上海，離開了我們熟悉的老弄堂，離開了我們的父母親人，開啟了奔赴新疆、支援邊疆、建設邊疆的支邊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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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去了整整六十年，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是1966年夏天離開的上海。那天上海的天氣很熱，我們乘坐大巴車在南京路等繁華路段轉了兩圈，就來到上海北站，坐上了即將開往新疆的列車。

滿載上海支邊青年的火車不分晝夜一路狂奔，歷時四天三夜的時間，最終停靠在了新疆吐魯番境內的大河沿車站。帶隊干部安排我們在大河沿車站短暫休整后，大家又依次乘坐敞篷大卡車，繼續前行。

長龍般的車隊在滾滾煙塵中行駛了五、六天，終于來到了喀什地區的農三師駐地，最終，我們幾十名上海青年被分派在了巴楚總場（農三師下屬團場）的十七連，到了連隊我才發現，我的小學同學李桂梅和我分在了同一個連隊。

我們所在連隊是一個新建連隊，那時的連隊駐地周邊都是一望無際的戈壁荒漠，荒蕪遼闊到令人心生悲涼。當時連隊的營房都是低矮昏暗的地窩子、窩棚，還有一排低矮的土坯房子，是連長指導員的辦公室和連隊會議室及連隊的伙房。我們新來的上海支邊青年四人為一組，住在一個地窩子里。

安頓好了住處，經過短暫的軍訓和學習，我們新來的上海支邊青年，也就是所謂的軍墾戰士就跟隨老戰士投入到了緊張又繁重的生產勞動中去了。當時我們連隊的主要任務有兩個，一個是挖引水渠，一個是在荒漠中打田埂放水洗堿，淡化土壤中的鹽堿度，改良土壤。

新疆境內的河流水源主要來自雪山融化的雪水，把雪水通過水渠引到大漠中反復灌溉，就能稀釋土壤中的鹽堿濃度，改良土壤造田，用以播種農作物，這個過程就是洗堿造田。當時我們連隊的水源來源于葉爾羌河，要修建一條引水渠，把葉爾羌河的水引到我們連隊轄區的戈壁灘上來，用以灌溉荒灘，洗堿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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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勞動量很大，一天十幾個小時都在勞動現場，早晚時間天氣寒涼，穿上棉襖都不熱。到了中午，氣溫能達到四十度，在高溫下從事繁重的生產勞動，那種苦累，也就可想而知了。

勞動一天回到營房，我們累的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到了晚上躺在低矮的地窩子里，想起遠在上海的父母，我們就禁不住淚流滿面。想家，是每個支邊青年心中最深的痛，別人根本無法理解。四年一次的回上海探親，成了我們軍墾戰士最美好的期待。

我和李桂梅雖然在一個連隊，但我倆很少見面，即使見面了，相互間也不會打招呼的。當時連隊有紀律，因為我們連的生產任務重，男女戰士不允許談戀愛，誰違反了紀律，就會受到處分。在同一個連隊一起生活了好幾年，我和李桂梅幾乎沒說過話，連隊的戰友也沒人知道我倆是小學同學。

來到新疆巴楚的第四年，那天傍晚我去伙房打飯時看到了李桂梅，仔細打量了她一下，猛然發現她曬黑了累瘦了，跟剛來新疆時簡直是判若兩人，要不是在連隊，我可能就認不出李桂梅來了。那次李桂梅主動跟我說了一句話：“王東暉，你也曬黑了，個子好像長高了不少。”

看張排長就在我身邊，我沒敢接李桂梅的話茬，只是沖她笑了笑，就去排隊打飯了。

那時我們上海的支邊青年每隔兩年至四年才能獲得一次探親假，新疆離上海的路途那么遙遠，各方面的條件都很艱苦，而假期時間控制又特別嚴格，回上海探親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雖然回家探親的路程遙遠又艱辛，可就算再苦再難，我們還是期盼著能早日回家和父母團圓，陪著父母過一個團圓年。

1979年年末，我的探親假批了下來，當時我很激動，整整一夜都沒睡踏實，一閉眼睛，滿腦子都是和父母相擁的溫馨畫面。

第二天中午，我們幾個班的班長剛從連部開會回來，李桂梅突然來到我面前，把一張折疊的紙條塞給我就轉身離去了。

一起開會回來的幾名戰友看見李桂梅塞給我一張紙條，他們就一起起哄：“王東暉，你女朋友給你寫情書了，快打開念給大家聽聽，看看都寫了什么甜言蜜語。”

那時連隊雖然不再禁止男女戰友談戀愛了，可我當時剛當上班長，也剛成為預備黨員，我怕這件事影響我的前程，就返回連部，找到趙指導員，把李桂梅寫給我的紙條交給了指導員。

趙指導員接過我遞給他的紙條，一臉茫然，揮動著手里的紙條問我：“王東暉，這是啥？你搞什么名堂？”“報告趙指導員，這是李桂梅寫給我的‘情書’。”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誰寫的？什么情書？你念一下。”趙指導員說著，把紙條又還給了我。

我接過紙條，展開，只見上面只有一行字：王東暉，我的探親假也批下來了，咱倆結伴一起回上海吧。我把紙條的內容念給趙指導員聽，趙指導員板著臉質問我：“王東暉，這就是李桂梅寫給你的‘情書？人家只字沒提感情問題呀，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李桂梅當年參加拾棉花比賽

因為這事，我成了連隊戰友們閑暇時的談資，李桂梅也因此事受到了影響，馬上就要動身回上海探親了，李桂梅沒來找我，我也沒好意思去找她。

就在我猶豫著到底要不要去找李桂梅時，趙指導員找我來了，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王東暉，明天一早你們坐連隊的拖拉機去團場，團場幫你們搭乘去烏魯木齊的車。我交給你一個任務，路上照顧好李桂梅，出現什么差錯，我拿你是問。”

我們所在的十七連地處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巴楚距離大河沿車站一千多公里的路程，當時的路況特別差，交通十分不便，戰友們每次回上海探親，絕對是一次不確定的冒險和考驗。

每次有戰友回家探親，都是從連隊搭乘拖拉機或馬車出發，一路顛簸到團場駐地或師部，然后才能搭上到烏魯木齊方向的貨車輾轉到大河沿車站。這段行程，如果順利的話，至少也要五天的時間。路上稍有差錯，就要花上差不多六、七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到達大河沿車站。

到了大河沿車站，如若不能及時買到去上海的火車票，就得在大河沿住招待所，花錢不說，關鍵是耽誤時間，因為我們回家探親歸心似箭，都想著能夠早一天回到父母親人的身邊。

正是因為這樣，回家探親，讓我們歡喜也讓我們憂愁。

第二天吃過早飯，回上海探親的戰友在連隊機耕排集合，乘坐連隊的拖拉機去團場。往拖拉機上裝行李時，我主動幫李桂梅把行李放在了拖拉機的車斗里，并小聲對她說了一聲對不起。李桂梅笑了笑，沒說什么，她也就等于原諒了我鬧出的那個有關“情書”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烏龍。

回上海探親的歷程可說是一波三折，我們到了團場，倒是順利搭上了去烏魯木齊的大貨車，可貨車到了半道卻拋錨了，兩名司機師傅檢修了整整一天，才排除故障。一路上，我盡可能地幫助照顧李桂梅，給她送吃的，還把我的一塊毛線圍脖讓她圍在脖子上遮風擋寒。李桂梅也拿出自己的零食給我吃，還讓我靠著她的那個大提包。

在大河沿車站上火車時，因為乘客太多，我們背著大包小包很難擠上車去。情急之下，我讓李桂梅在站臺看行李，我一個人赤手空拳拼命擠上了火車，跑到車廂里，打開車窗，讓車下的戰友把行李從車窗遞進來，我又把他們一個個從車窗拉進車廂，我們一行四個人都順利乘上了大河沿發往上海的列車。車站工作人員跑過來批評我們，我隨手閘下了車窗。

那次回上海探親，我給予了李桂梅很多照顧，也算完成了趙指導員交給我的任務。自那以后，我和李桂梅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李桂梅看我的眼神溫和了，時常幫我洗衣服，給我送好吃的。我生病了，她給我送藥，處處關心照顧我，我也發自內心地喜歡上了漂亮大方又善良的李桂梅。

1973年冬季，我和李桂梅領取了結婚證，舉辦了簡單的婚禮，趙指導員親自為我倆主婚，他還送給我們兩條毛巾。戰友們都說趙指導員是我倆的主婚人，也是我倆的介紹人，更是我們連隊戰士的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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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生活簡單又快樂，李桂梅不讓我做家務，不讓我洗衣服，有點好吃的都省給我吃，我成了連隊最幸福的人。第二年春天，李桂梅懷孕了，趙指導員就跟團場領導協調，把李桂梅上調到團場幼兒園工作，直到我們的女兒上了小學，她才離開幼兒園，到團場供銷社當了售貨員。

1991年，我女兒的戶口遷回了上海，女兒跟著我父母一起生活，高中畢業后考上了醫科大學，大學畢業后有了一份好工作，組建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退休后，我和李桂梅一起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上海，回到了父母身邊，陪伴父母度過了最后的時光。雖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我父母都說李桂梅是上海最賢惠、最孝順的好媳婦。

似乎就在轉眼間，我們已從翩翩少年成了白發老人，每次和老友小聚，最多的話題就是在新疆的支邊生活經歷。時間過去了這么多年，每當說起當年我把李桂梅寫給我的“情書”交給指導員的往事，我還覺得臉紅和不好意思，大家也都笑我天真幼稚傻得可愛。每次說起這段往事，我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可親可敬的趙指導員和朝夕相處的戰友們，那份真摯情感，是我們支邊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的記憶！

講述人：王東暉老師

執筆創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