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前蘇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曾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個政府。”異見者的價值，正在于此。他們的聲音，是體制的“警報器”，是社會的“清醒劑”。壓制他們，就是關閉了體制自我完善的通道，就是堵死了社會進步的道路。
但他的話并沒能警醒蘇聯政府，反而讓他們變本加厲的打壓異見者，利用手中的公權，將這些說真話的人送進了精神病院，把拯救生命的醫院變成了掛著紅十字的集中營，而親身經歷了這場劫難的蘇聯人權運動倡導者弗拉迪米爾·布科夫斯基在自己的著作里詳盡描述了蘇聯政府是如何把病床變成囚籠的。
他說：精神病院里關著的都是和我一樣的正常人，真正的病人反而無法住院，在這個瘋狂的社會，正常人反而顯得不正常，醫生我剛住進來時問我：是否愿意改變信念，如果簽下保證書，就會讓我回家，我回答了“不”，他說:那你就留下治療吧。
此后的漫長歲月里，我曾質問醫生，你憑什么認為我有精神病，醫生回答：因為你寫的那些文章，我說：我寫的都是事實，醫生說：正常人寫不出來那些東西，我要給你加大藥量，加強治療效果。
經過多年的治療，藥物嚴重損害了布科夫斯基的健康，直到后來他逃離了蘇聯，才又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他說：蘇聯當局打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旗號，干的卻是比納粹更加邪惡的勾當，領導們不愿聽真話，也不想聽真話，只要你揭露體制弊端，道出社會的不公，說官員貪污腐敗，就都會被送往精神病院，更讓人發指的是很多為親人鳴冤叫屈者，不但沒有得到政府的幫助，反而被認定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全家都被關在精神病院，
在這里沒有審判，沒有盡頭，只要你不肯向命運低頭，不向政府認罪，就永遠會被定性為精神病患者，公民憲法，言論自由在這里都不適用，這種政治精神病學算得上蘇聯偉大的發明，他的恐怖之處在于讓住在里面的人社會性死亡，就算走出精神病院，也會被人當成瘋子，他的真話也不會有任何人相信。
而強大的蘇聯為何如此忌憚異見者呢？因為蘇聯體制就是領導的個人集權，法律法規形同虛設，外表看似強大無比，實則內在早已潰爛，異見者發出的聲音很容易引起共鳴，只有通過非常手段進行打壓，才能用謊言去掩蓋這些矛盾，只是這種抱薪救火，掩耳盜鈴的做法并沒能挽救蘇聯，踐踏人權、壓制異見、用謊言維持統治，最終必然會走向滅亡，而精神病院那些被關押者，也成為了時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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