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網友吐槽，平時經常去的家附近大三甲醫院兒科停診了，據網友分享，就醫的時候，從醫生那里了解到，天河區的兒科不賺錢。現在醫院自負盈虧，所以決定把天河兒科全部轉移到黃埔院區。

通告該院的官方公眾號信息，我們發現醫院于6月18日發布了正式通知，通知明確從7月1日起全面暫停兒科門診，搬遷到其他院區。

這不是個別醫院的無奈之舉，而是當下全國兒科醫療體系面臨系統性困境的縮影——曾經守護萬千兒童健康的兒科，正陷入“醫生不愿干、科室撐不住、基層保不了”的艱難境地，多地基層兒科早已在“茍延殘喘”中艱難維系。

今年3月31日，內蒙古 商都縣人民醫院 發布的一則通告，撕開了基層兒科生存困境的真實一角：因全院僅2名兒科醫師人手嚴重短缺，醫院被迫從4月7日起，暫停兒科夜間急診與住院收治服務，僅保留白天常規門診。

出生率+醫改背景下兒科醫生供需失衡

兒科被業內戲稱為“啞科”，患兒無法清晰表述病情，診療全靠醫生經驗判斷，溝通成本、診療風險遠高于成人科室；同時，兒科工作強度極大，白天門診患兒扎堆、夜間急診突發狀況頻發，值班頻繁、加班常態化是常態，醫護人員長期處于高負荷運轉狀態。但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兒科收費標準偏低、藥占比管控嚴格，科室經濟效益遠不如成人內科、外科等科室，醫生薪酬待遇、職業晉升空間也相對受限，“又苦又累又窮”成為兒科醫師最真實的職業寫照，這直接導致醫學生報考兒科方向意愿低迷，資深兒科醫生轉行、流失現象頻發，人才梯隊徹底斷層。

疊加近年來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的大背景，兒科醫療的供需矛盾愈發扭曲：一方面，基層兒科、中小醫院兒科因患者流量減少、運營成本高企，進一步失去吸引力，陷入茍延殘喘的狼狽景象；大醫院兒科雖然靠著 虹吸效應 ，還能維持下去，但是也開始力不從心了。為了活的久一點，也開始想方設法續命了。

還記得前陣子刷到全國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王雅麗說的那句話嗎？ 她說，解決兒科醫生短缺，絕不能把責任和壓力簡單地“壓給醫院”。

王雅麗代表點破了一個我們都能感覺到，但說不清的核心矛盾：兒科醫療，天生帶著“高公益屬性”，它應該是社會最基礎的保障之一；可醫院，特別是公立醫院，在現在的運行邏輯下，又不得不算經濟賬。 當“公益”撞上“經濟”，最先被犧牲的，往往就是兒科這種不賺錢、還特別“費”醫生的科室。

我們先來算算兒科醫生自己的賬。 一個剛在市兒童醫院參加工作的兒科大夫，基本工資只有700元左右，而且頭三年沒有績效獎金。 三年后，每個月績效大概五六百元。 全部加起來，到手一千六七百塊。 這是2026年2月，一位市政協委員調研披露的數字。 護士的收入更低，月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元。 這個數字，別說在大城市，就算在威海這樣的城市，養活自己都夠嗆，更別說組建家庭、養育下一代了。 可他們的工作呢？ 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兒童醫院的醫生日均擔負診療12.1人次，接近當年綜合醫院醫生日均擔負診療數6.8人次的兩倍。 這意味著，一個兒科醫生每天要看差不多兩倍于其他科室醫生的病人。孩子病情變化快，不會表達，家長焦慮情緒重，溝通解釋的時間成本極高。高強度、高壓力、高情緒勞動，換來的卻是長期墊底的收入。這種性價比，醫學生們用腳投票太正常了。 人才“招不來、留不住”，成了一個死循環。

那醫院這邊的賬又怎么算？ 醫院不是慈善機構，它要發工資、買設備、維持運轉。 在過去的模式下，醫院收入很大程度上靠“多做檢查、多開藥”。 但兒科偏偏是這里的“弱勢群體”。 兒童用藥劑量小，很多檢查因為孩子配合度問題也做得少，單看每個病人的“創收能力”，兒科天然就弱。 這還沒完，更大的沖擊來自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現在全國推行的DRG/DIP付費，簡單說就是醫保部門根據疾病診斷，給醫院一個“打包價”。 醫院治這個病，花的錢低于這個價，就能有結余；花超了，就得自己貼錢。在這種“結余留用、超支自負”的硬約束下，醫院從“搶病人”變成了“控成本”。兒科病情復雜多變，治療過程中不確定性高，很容易就“超支”。再加上兒科病種的“打包價”在設定時，可能就沒有充分考慮到其溝通成本高、風險大的特點，導致權重系數偏低。 結果就是，兒科在很多醫院眼里，從過去的“不賺錢”變成了現在的“可能虧錢”科室。一些已經虧損的醫院，根本無力獨自承擔兒科的人力成本溢價，于是縮減兒科規模，甚至關停兒科，就成了無奈卻現實的選擇。這就是王雅麗代表說的醫院“不愿辦、無力辦”。

兒科發展的“結”該由誰來解？

一邊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焦慮的家長，一邊是留不住人的兒科和經營壓力山大的醫院。 這個結到底該怎么解？ 把板子全打在醫院身上，顯然不公平，也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代表委員和專家們的呼聲，越來越集中到“國家層面建立長效保障機制”上。2026年，正好是“兒科和精神衛生服務年”行動的第二年，我們能從這一年的政策動向里，看到一些解題的思路嗎？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薪酬杠桿。國家衛健委等十部門早就發文要求，綜合性醫院兒科醫師薪酬水平不低于醫院醫師薪酬平均水平。 這個“不低于平均”，成了政策底線。 一些地方走得更遠，比如北京市在公立醫院薪酬改革中，推動綜合醫院兒科醫務人員薪酬水平原則上不低于本單位醫務人員平均薪酬的1.2倍。 四川省更是明確要求兒科醫務人員收入原則上不低于本單位平均薪酬的1.2到1.5倍。 光有原則不夠，還得有結構保障。 2026年全國衛生健康工作會議后，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固定薪酬占比的提升。 作為三明醫改的示范，河南安陽等地出臺的公立醫院薪酬分配方案要求，2026年醫務人員固定薪酬占比至少達到65%。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資、崗位工資、津補貼等，這部分錢是穩定的，不隨科室當月收入劇烈波動。方案還特別鼓勵醫院對兒科、產科等緊缺崗位，采取增加固定崗位績效工資等辦法，增加其固定薪酬占比。 這意味著，一個兒科醫生的收入里，有超過六成是雷打不動的，這能在很大程度上緩沖科室“創收”波動帶來的沖擊，對于穩定兒科隊伍至關重要。

其次，是改革支付端，讓醫保為兒科服務的價值買單。既然按項目付費兒科吃虧，按病種打包（DRG/DIP）又可能定價偏低，那就在定價機制上做調整。 王雅麗代表建議，一方面提高兒科診查費、護理費、靜脈穿刺費等體現技術勞務的項目價格；另一方面，在DRG/DIP支付改革中，為兒科病組設立更為合理的權重系數或分值，探索“特例單議”機制，從支付端認可兒科服務的價值。 實際上，浙江、江蘇等20多個省份已經上調了兒科醫療服務價格，幅度在10%到60%不等。 這就是試圖用價格信號，告訴醫院和社會，給小孩子看病，本身蘊含的技術和風險價值，應該被更公允地衡量。

第三，是財政的“補位”。 兒科的高公益屬性，決定了其成本不能完全由醫院市場化運營來覆蓋。王雅麗代表建議，建立中央與地方財政聯動的“兒科專項運營補助基金”，專門用于補償公立醫院因維持兒科服務而產生的政策性運營虧損和人力成本。 這不是用來買設備的，而是實實在在補貼醫院，讓醫院敢辦兒科、能辦好兒科。 同時，政府對于公立醫院的投入責任也在被強調和優化。 比如廣東惠州市，財政對公立醫院的補助占比從2021年的8.89%增長到了2024年的19.16%。 政府投入的增加，是在為醫院“減負”，也是在為薪酬制度改革“鋪路”。

第四，是考核的“指揮棒”要變。不能光讓醫院發展兒科，卻不給相應的考核激勵。 代表建議，將“兒科薪酬保障線”即薪酬不低于平均水平的要求，轉化為所有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的強制性考核指標。 醫院領導的考核、醫院的評級，都要和兒科等薄弱學科的發展情況掛鉤。 用剛性的考核，倒逼醫院必須把資源向兒科傾斜。

除了這些國家層面的機制設計，現實中的兒科醫療格局也在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化。 一個最明顯的趨勢是資源整合。在出生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開始整合區域內分散的產科、兒科資源，組建婦兒醫療集團，或者將綜合醫院的兒科集中到婦幼保健院，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另一個趨勢是供需的重新匹配。雖然總量上兒科醫生依然緊張，但矛盾更突出地表現為“結構性”問題。 優質兒科資源過度向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導致這些醫院人滿為患，“一號難求”；而廣大的縣域地區和城市社區基層，兒科資源卻非常匱乏。 因此，2026年“提升兒科服務能力”被列為全國衛健體系為民服務十件實事之首，并且重點方向是向基層擴展。目標是新增1000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提供兒科服務。讓孩子的常見病、多發病在社區、在鄉鎮就能解決，這既能緩解大醫院壓力，也能讓兒科醫生有更合理的分布。

當我們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會發現兒科醫療的困境，從來不是某個醫生不努力，或者某家醫院沒良心造成的。它是一個系統性問題，是公益屬性與市場邏輯、是長期投入與短期效益、是總量不足與結構失衡多重矛盾疊加的結果。

2026年，在“兒科服務年”的背景下，從薪酬結構、醫保支付、財政補助到績效考核，一套組合拳正在試圖打破這個僵局。安陽的“固定薪酬占比65%”、北京的“1.2倍薪酬”、浙江的“提價10%-60%”，這些都是具體的嘗試。 然而，政策從文件到落地，從來都有距離。 就像網友吐槽的，有的醫院已經做到兒科績效高于全院平均，有的地方還停留在紙面上。 關鍵還得看每家醫院院長手里的算盤怎么打，看地方財政的底氣足不足。

來源：體育西的小橙子、風向伊旅行（本文內容及圖片來源網絡，版權或知識產權歸原創者所有。除非無法確認，“醫務之聲”都會標明作者及出處。本平臺選用僅用于科普，不作任何商業用途。如有侵權煩請告知，我們會立即刪除并表示歉意。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