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關于“有”與“無”，最先是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有無相生”，闡述了“有”與“無“是相互對立、互相生成和依賴的關系。
老子在《道德經》中的第十一章更具體地講明“有“與”無“的相互關系：”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牗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其意是講：三十根輻條集中在一個轂上，由于輪子的虛處和實體的結合，才能起到車輪運轉的作用，摶揉粘土作器具，由于器具與虛處的結合，才起到器具盛物的作用。開鑿門窗造房屋，由于四壁的虛處和實處的結合，才能起到房屋住人的作用。所以說實體以一定的形態為人們提供便利，只是形成了一定的的空虛才會產生作用。
老子認為“無“比”有“更根本，天下萬物生于”有“， ”有“生于”無“。莊子繼承和發揮了”有“與”無“的理論。莊子在《知北游》中強調了”有“生于”無“這個理念。文中：光耀問乎無有日：“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耀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貎，窅然空然，終日視這不見，聽之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日：”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其意是說：光耀問無有：先生你是存在呢？還是不存在呢？無有不吭聲，光耀得不到回答，便仔細地觀察它的形狀和外貎，是那么的深遠，那么空虛，整天看它看不見，整天聽它聽不到，整天摸它摸不著。光耀說：“最高的境界啊，誰能達到最高的境界呢！我能做到”無“，卻未能達到”無無“，等到做到了”無“，卻仍然是基于”有“，從哪兒達到這種境界啊！莊子的”有“與”無“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大變動時代沒落階級的虛無主義。
魏晉時期，統治階級集團內部激烈的權力傾軋，窮極富貴的人，可能隨時有殺身之禍。權國、富貴、生命的有無交換，，使得有無的哲學問題顯示出其重要性。貴無派王弼說：“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 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以全有，必返于無也。” 此時佛教傳入中國，它主張現實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虛幻不真實的。僧肈認為王弼等人的“貴無”思想，還不徹底：有不能自有，待緣而后有“，所以”有非真有“”同時“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在他看來，：“有“不能硬說成”無“，但他這樣說并不是主張承認”有“，而是主張”有“不真，是虛幻的存在。
到了唐代，以上觀點受到唯物主義的批判。劉禹錫認為：“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 ，必依物而后形焉。”又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爾。”（《天體論》）他否定“空”、“無”是一無所有，認為它們是“有”的希微的、不確定的存在形式，它們的作用必須依賴于“有”。
宋代的王安石則對“世之學者，常以無為精，有為粗”（《老子注》）提出批評。他針對老子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的思想，指出：““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 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于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近于愚矣。“因此不是”有“依賴”無“，才能起作用，而是”無“依賴”有“。宋代張載從“太虛即氣”的觀點出發，指出：“太虛即氣，則無”無“。“無形僅是氣之散，”方其散也，安得謂之 “無”（《正蒙太和》）
清代王夫子發揮了劉禹錫、張載、和王安石等人的觀點。他說：“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者人謂之有，散則隱，隱者人謂之無 。”（《正蒙注》）因此“無”不是虛，而是“氣彌淪無涯而希微不形”的狀態。··他針對老子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的觀點指出：夫所謂“無”者，未有積之謂也。未有積則車之 無即器之無，器之無即車之無。凡可使器載貨而車注漿？（《周易外傳。在有》）。即沒有車和器的“有”，哪來的車和器的裝載和容納的作用。
2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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