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評論

作者：孫鍇軒，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4300字，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近幾個月，核電重新回到歐洲能源議程的中心。

6 月 15 日，瑞典在多年審慎觀望之后，正式開始籌劃新的核電項目；

英國在最近也決定延長現有核電站的使用期限，以免電力供應出現缺口；

意大利亦逐步放松長期以來對核電的法律與政治限制。

三國路徑雖異——一者重建，一者續期，一者重啟政策之門——但所指皆同：歐洲正在重新審視核電在未來能源體系中的位置。

過去數十年間，核電在歐洲常被視為成本高、風險大的舊技術，理應由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逐步取代。

如今，能源安全壓力漸增，用電需求不斷上升，風電與太陽能的局限也日益顯現，各國遂不得不重新權衡核電的價值。

歐洲尚未真正回歸核電，卻已開始追問：一個沒有核電的低碳能源體系，是否真能行穩致遠？

▲ 德國一座傳統燃煤火力發電廠廠房實施定向爆破拆除（圖源/DPA）

三個國家，三種核電回歸路徑

歐洲核電政策之變，在瑞典、英國和意大利三國身上尤為鮮明。

瑞典籌建新項目，英國延長舊機組，意大利則重啟法律討論。

三國所行之路各不相同，一國著眼未來，一國維持當下，一國則試圖打破舊日禁忌。

路徑雖異，方向卻漸趨一致，核電正重新回到歐洲能源議程之中。

瑞典所走的是重建之路。

多年來，瑞典對新建核電始終態度審慎，能源轉型更多寄望于風電、水電等可再生能源，現有核電站則被視作舊有體系的一部分。

如今，交通日益電氣化，工業用電不斷增加，穩定電源的重要性也隨之上升。

核電也由舊日遺產，漸成未來選項，由被動保留，轉為主動籌劃。

不過，新建項目投資巨大，建設周期漫長，若無政府貸款與財政支持，計劃仍難順利落地。

英國所走的是續期之路。

英國從未真正放棄核電，然而舊機組漸次老化，新項目又屢屢延期。

舊者將退，新者未至，供電缺口由此浮現。為保電力穩定，英國只能設法延長現有核電站的運行期限。

此舉并非另起爐灶，而是以舊帶新，以延壽換時間，使現有體系得以支撐至新項目投產。

意大利的轉向則更具政治意味。

切爾諾貝利事故之后，意大利通過公投關閉核電站。福島事故之后，恢復核電的嘗試又一次受挫。

自此，核電在意大利既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治禁區。如今，政府開始重建相關法律框架，為新型核能技術預留空間。

核電站尚未真正開工，政策之門卻已重新開啟。昔日不可言，今日可再議，變化雖緩，其意已明。

瑞典建設新的，英國留住舊的，意大利放松制度限制。一個謀增量，一個保存量，一個解禁令。

三條道路看似不同，實則共同表明，歐洲關于核電的爭論，正由是否退出，轉向如何保留，由徹底告別，轉向重新安排其在未來能源體系中的位置。

▲ 2026 年 6 月行業媒體 The Economy 報道瑞典國有電力公司 Vattenfall 選定英國 Rolls-Royce 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 SMR（圖源/ The Economy）

從進步象征到政治禁忌的核電

若將瑞典、英國與意大利今日的轉向置于歐洲數十年的反核歷史中觀察，其意義便更為分明。

如今三國漸次靠近核電，而在過去四十余年間，歐洲大勢恰與此相反。

核電由現代化的象征，漸成公眾恐懼之源；由國家發展的工具，轉為政治爭議的中心。

二戰結束后，歐洲百廢待興，工業迅速擴張，用電需求日增。

各國既欲擺脫進口煤炭與石油的牽制，又希望以科技重振國力，核電遂應運而興。

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與意大利相繼發展核能，原子之力亦被描繪為和平、進步與繁榮的象征。

彼時的核電，不僅關乎發電，更關乎國家能力與工業尊嚴。

▲ 1979 年美國賓夕法尼亞三里島核電站發生堆芯熔毀事故后，廠區外圍聚集大量記者、民眾與安保車輛（圖源/ AP ）

20 世紀 70 年代，這份信心開始動搖。

環保運動漸成聲勢，核電站選址屢遭地方反對。

公眾所憂者，已不限于事故本身，還包括造價高昂、廢料安全，以及民用核能與核武器之間若即若離的聯系。

1979 年美國三里島事故更令歐洲社會意識到，技術先進并不等于萬無一失，制度嚴密亦未必能夠杜絕風險。

1986 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放射性物質越過國境，使核安全再難被視為一國之內的工程問題。

事故本身固然源于技術與操作失誤，但蘇聯當局封鎖信息、層層推諉，則進一步放大了災難。

機器失控尚可修復，制度失語更令人不安。

▲ 1986 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4 號反應堆爆炸損毀后的現場航拍，是人類史上最嚴重核災難（圖源/Getty Images）

此后，歐洲各國反核力量迅速壯大，歐洲反核情緒發生根本轉折。

意大利通過公投關閉核電站，其他國家亦相繼推遲或取消新項目。

核電自此不再只是工程之爭，也成為公共安全、政府責任與民主選擇之爭。

2011 年日本福島事故發生后，舊日恐懼再度蘇醒。

德國加速棄核，意大利再次否決核電回歸。

彼時歐洲所設想的未來似已十分清楚，風電與光伏不斷擴張，天然氣負責填補缺口，老舊核電站則陸續退場。

以新能源代煤電，以天然氣作過渡，以退核完成轉型，一度被視為既安全又可行的道路。

在當時看來，這一選擇自有其理。

核電造價高、工期長，社會阻力亦大；可再生能源則顯得清潔、安全而富有未來感。

到了 2010 年代初，不少歐洲國家已相信，核電可以從能源體系中從容退出，能源安全亦不會因此受損。

因此，今日之變并非對舊技術的簡單回歸，而是歐洲數十年政治信念開始松動。

真正值得追問的，已不再是歐洲當年為何遠離核電，而是當初用來取代核電的那套能源體系，為何如今顯得不如預想中穩固。

▲ 2011 年日本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后，東京電力 TEPCO 福島第一核電站反應堆氫氣爆炸、輻射煙塵外泄的衛星航拍圖。（圖源/ DigitalGlobe ）

為何歐洲重新轉向核電

歐洲原本寄望于取代核電的能源體系，并未如設想般運轉順遂。

風電與光伏雖快速擴張，天然氣卻不再可靠；用電需求不斷上升，穩定電源愈顯緊要。

歐洲今日重議核電，并非舊日風險已經消失，而是徹底排除核電的代價，已越來越難以承受。

首先改變的是能源安全。

多年以來，歐洲將天然氣視為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過渡橋梁。

其排放低于煤炭，又能在無風無光之時及時補位，既可支撐減排，又可維持供電。

然而，這一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俄羅斯管道天然氣。

廉價而穩定的俄氣，一度支撐歐洲工業運轉，也掩蓋了能源轉型背后的脆弱。

2022 年俄烏戰爭全面升級后，歐洲與俄羅斯的能源關系急劇惡化，天然氣供應收緊，電力與燃料價格隨之劇烈波動。

昔日互利相通的管道，轉眼成為戰略牽制；

原本用于保障轉型的天然氣，也由過渡之橋變為安全軟肋。

歐洲由此意識到，能源既是商品，也是權力；既關乎價格高低，也關乎危機來臨時能否掌握主動。

▲ 天然氣輸氣站管道設施（圖源/ Dreamstime）

核電因而重新顯出吸引力。

其雖造價高昂、建設緩慢，卻能長期提供大量電力，所需燃料體積較小，也較少受國際油氣價格短期波動的影響。

這并不意味著核電可以完全擺脫海外供應，更不意味著其價格必然低廉。

然而，與進口化石能源相比，它至少能使各國少一分外部牽制，多一分供應自主。

其價值不只在于低碳，更在于可控；不只在于減排，更在于安全。

其次，依賴天氣的電力體系也逐漸顯出局限。

風電與光伏仍是歐洲能源轉型的主力，未來地位亦不會動搖。

然而，風有強弱，日有陰晴，發電量隨天氣、季節與晝夜而變。一旦風停云起，其他電源便須及時補位。

▲ 圖為風光儲新能源綜合電站（圖源/Adobe Stock）

電池可以維持數小時，跨境電網可以調劑余缺，但二者皆需巨額投資，也難以完全應對長時間的電力不足。

正因如此，核電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關系正在被重新定義。

過去二者常被視為彼此競爭，爭資金、爭政策、爭未來；

如今，一些歐洲國家開始將其看作相互補充。天朗氣清之時，風力、光伏等新能源大量發電；天氣不利之時，核電仍可穩定運行。

由此，問題已不再是二者擇一，而是如何各展其長、互補其短。

再次，歐洲的用電需求正在回升。

過去多年，歐洲電力消費增長緩慢，各國因而可以在關閉核電站的同時維持供電平衡。

然而，這一時期或將結束。電動汽車需要充電，熱泵需要用電，鋼鐵、化工等行業若要減少化石能源消耗，也需要大量低碳電力。

人工智能與數據中心又添一重壓力。

這些設施晝夜運行、用電持續，難以完全依賴隨天氣起伏的電源。

歐洲面對的，已不只是以清潔能源替換舊有電力，更要在保持系統穩定的同時增加供給。

既要去碳，又要增量；既要綠色，又要可靠。

在此情形下，關閉核電站自然不再是一個輕易的選擇。

核電的回歸，也與歐洲產業政策的變化有關。

建設反應堆，需要先進工程、專業人才、特殊材料與完整供應鏈。

各國日益擔心，若徹底放棄核電，失去的將不只是一種發電方式，還有數十年積累的工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小型模塊化反應堆因而格外受到重視。

其被設想為可以標準化制造，再運往各地安裝，規模較小，部署較靈活。

一些國家希望借此服務工業園區、數據中心乃至偏遠地區。

▲ 標準壓水式核電站（PWR）熱力發電流程科普示意圖（圖源/ Mines Paris - PSL ）

只是，這些優勢目前仍多停留于設想。

小型反應堆只有實現批量生產，才可能真正降低成本，而最初幾批項目仍可能造價不菲。

即便如此，它的政治吸引力已十分明顯。

借助小型反應堆，歐洲各國可以將核電描繪為面向未來的新技術，而非對舊時代的簡單回歸。

舊核電意味著龐大、昂貴與遲緩，新核電則被賦予靈活、先進與自主的想象。

現實能否兌現，尚待時間檢驗；政策敘事，卻已先行一步。

歐洲并未忘記切爾諾貝利與福島，也未忘記核廢料、事故風險和工程超支，更沒有認定核電從此安全、便宜且易于建設。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各種風險之間的輕重正在重新排列。

俄烏戰爭打破了對廉價俄氣的依賴，風光發電暴露了穩定性難題，用電增長又提出新的供給壓力。

能源供應不穩，產業競爭日緊，無核未來遂不再顯得那般篤定。

歐洲并非學會了重新信任核電，而是開始懷疑，沒有核電的能源轉型，是否真能走得穩、走得遠。

核電回歸仍是未知數

即便歐洲重新審視核電，所謂核電復興，仍遠未成為定局。

政策轉向易，實際落地難。政府可以在文件中表示支持，也可以在演講中描繪前景，但真正進入建設階段，仍要面對造價高、工期長、爭議多等現實難題。

首先是資金之困。

核電站尚未發電，便需投入巨額資本；建設周期一經拉長，融資成本亦隨之上升。

私人企業往往不愿獨力承擔風險，政府遂不得不提供貸款、價格擔保乃至直接注資。

核電可以帶來穩定電力，卻未必帶來廉價電力；可以保障長期供應，卻可能加重眼前負擔。

其次是時間之難。歐洲急需更多低碳電力，而大型核電站從規劃、審批到建成投產，常需十年甚至更久。

待新機組真正并網發電，能源格局或已數度變遷。

英國延長舊核電站壽命，正說明這一矛盾。

新者遲遲未至，舊者只得繼續支撐；規劃著眼長遠，現實卻等不起。

▲ 全球首座陸上商用模塊化小型核反應堆建設工地（圖源/央視新聞）

小型模塊化反應堆常被視為破局之道。

其規模較小，理論上工期更短，也更適合標準化制造。

然而，這些優勢尚未經過大規模商業實踐檢驗。

首批項目成本或仍居高不下，唯有實現批量生產，方有可能壓低價格。

圖紙先進，不等于產業成熟；技術可行，也不等于經濟可行。

公眾態度同樣難以預料。

切爾諾貝利與福島留下的記憶并未消散，核廢料如何處置，核安全如何保障，至今仍難給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核電政策看似重新升溫，卻仍可能隨政府更替、輿論變化而再次轉向。

歐洲內部的分歧亦不會輕易彌合。

法國、英國、瑞典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或將繼續推進核電，德國、奧地利等國則很可能維持謹慎乃至反對立場。

未來的歐洲，未必會沿著同一條能源道路前行，更可能是擁核者繼續建設，棄核者另尋路徑，彼此并存，長期分化。

瑞典、英國和意大利的行動，皆說明歐洲已重新打開核電之門。

然而，開門不等于入門，表態不等于落地。核電或許會成為歐洲低碳未來的重要支柱，也可能繼續受困于高成本、長周期與政治阻力。

歐洲在原則上正重新接近核電，至于在現實中能否真正走近，仍是一個未定之局。

撰稿：孫鍇軒

編務：朱欣月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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