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那邊還在琢磨怎么跟中國談關稅，歐洲這邊已經翻出了一本四十年前的舊賬本，準備照抄作業。

德國總理默茨在歐盟峰會上公開聲稱，人民幣“被低估了30%”，呼吁歐盟效仿1985年美國施壓日本簽下的《廣場協議》，通過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來削弱中國制造的競爭力，他還呼吁歐盟27國聯動，一起給中國“設套”。

法國總統馬克龍更激進，公開提議建立“歐洲版301條款”，對實施所謂“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視性做法”的國家直接征收關稅。

歐盟還在醞釀效仿美國“301條款”打造歐版機制，歐盟委員會甚至計劃提出一項新法律，要求企業實現關鍵供應來源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

這套組合拳打下來，連特朗普都得豎起大拇指——我都沒想這么干，你們歐洲人居然先動手了。

默茨提到的《廣場協議》，翻開歷史書看看，對日本來說是一場持續了整整三十年的經濟噩夢。

1985年，美國、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在紐約簽署協議，日元在幾年內從約240兌1美元飆升至120左右，升值超過一倍，日本出口競爭力被徹底摧毀，制造業大量外遷，國內資產泡沫急劇膨脹，1990年代初全面破裂。

此后的日本陷入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停滯，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德國當年是簽署方之一，也是受益方之一。

如今，默茨想把這杯當年自己喝過甜頭的“毒酒”，原封不動地端到中國面前。

連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都看不下去了，她在回應默茨言論時明確表示，現在效仿《廣場協議》對華采取行動“可能不合適了”，因為“如今與《廣場協議》的時代不同了，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截然不同的局面”。

她還引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稱人民幣被“低估了15%至16%”——比默茨說的30%直接砍半。

法國政府咨詢機構的一份報告也承認，操控歐元貶值或人民幣升值“比加征關稅還要困難”。

一個連自己陣營的央行行長都不買賬的方案，默茨卻當成“大招”來推。這套操作，比特朗普還特朗普。

默茨的邏輯鏈條是：中國出口太多→貿易逆差太大→人民幣被低估→簽個協議讓人民幣升值→問題解決。

這套邏輯的問題在于，它把復雜的中歐經貿關系簡化成了一道小學數學題。

首先，貨物貿易逆差本身并不構成貿易保護主義的正當性基礎。

中歐貿易結構的分化源于產業結構差異——中國在制造業領域具備完整的產業鏈和規模化的生產能力，而歐盟在高端服務、精密機械等領域保持比較優勢。

僅知識產權使用費一項，中國就向歐盟支付達百億美元，德國對華貿易逆差擴大至約893億歐元，可德國汽車、機械制造等行業深度依賴中國市場——既要賺中國的錢，又嫌中國賺得多，這賬怎么算都算不平。

更關鍵的是，歐洲產業的困境遠非中國崛起所能解釋。

德國過于激進的能源轉型——一邊倉促關停核電站，一邊過度依賴波動性的可再生能源，加之北溪管道爆炸后天然氣價格飆升，導致工業電價長期高居全球前列。

德國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反應遲鈍，整個經濟體幾乎錯失了智能化轉型帶來的效率紅利，這些內生性短板，遠比來自外部的競爭更為致命。

把產業困境歸咎于中國，已成為歐盟政界與輿論場的主流敘事。可問題從來不在別人身上。

最諷刺的是，默茨想拉著27國一起“對付中國”，可歐盟自己先吵起來了。

據法廣報道，除西班牙外，其余26個成員國領導人均支持強化歐盟貿易防御措施——可“支持”和“執行”之間，隔著一整個太平洋的距離。

正如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強調的，當前歐盟內部真正形成統一對華強硬陣線面臨較大障礙，德國的務實立場是最大變量。

而中國企業已經在用腳投票，中國歐盟商會最新調查報告顯示，68%的歐洲企業選擇堅守或擴大在華業務。

一邊是政客在布魯塞爾喊“去風險”，一邊是企業在北京加碼投資，這種分裂，比中歐之間的貿易逆差更值得關注。

默茨想用四十年前的藥方治今天的病，可他忘了三件事。

第一，中國不是1985年的日本——日本當時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在外交上沒有回旋余地；而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獨立的貨幣政策。

第二，歐盟不是1985年的美國——美國當年能壓服日本，是因為它既是最大市場又是安全保護傘；而歐盟連自己內部的立場都統一不了。

第三，41年前的藥方，治不好今天的病——歐洲產業競爭力的下滑，根源在能源價格、技術創新和內部治理，不在人民幣匯率。

當默茨在布魯塞爾高呼“效仿廣場協議”的時候，他大概忘了——當年簽協議的五個國家里，有一個叫西德。

而那杯“毒酒”喝下去之后，日本失去了三十年，德國卻成了歐洲經濟的火車頭。

如今，默茨想把同一杯酒端給中國喝，可他有沒有想過，時代變了，桌子也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