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不僅為寒門打開上升通道，至九世紀，它也成為皇權主動打壓士族、重塑政治秩序的工具。本文即以李德裕改革科舉為線索，說明唐代皇權如何借科舉抑制士族、獎拔寒門。

大約公元845至846年間，在江南任刺史的杜牧，給宣歙觀察使高元裕寫了一封長信，控訴當朝“執事者”主張進士名額宜歸寒門，而士族子弟“不可進”。這項政策執行得“堅如金石”，且極其嚴苛，令杜牧憤懣不平：它不僅堵住了士族科舉進身的道路，也使已經由科第入仕者，被“浮華輕薄”的名目壓低仕途。作為京兆杜氏的名相之孫，杜牧在信中為因此受限的士族子弟辯護，又枚舉歷朝出身顯赫的賢臣，證明歧視士族本身便荒謬不通。在這番雄辯背后，不難聽出杜牧為士族衰落發出的哀嚎：朝廷取進士時對士族“施設網罟，如防盜賊”，士族子弟遂“魚潛鼠遁，無入仕路”。（《上宣州高大夫書》）而令杜牧如此憤懣的那位“執事者”，正是宰相李德裕。

在有關唐代“士族”的任何討論中，李德裕都是無法繞開的人物。無論從何種標準衡量，他的家世都無可挑剔。他出身于趙郡李氏西祖房，是根正苗紅的“五姓七望”。在中晚唐，這種顯赫門楣本身所能提供的政治資源已大不如前，遠沒有父祖的官聲與權勢來得直接。李德裕的祖父李棲筠仕至御史大夫，以剛直忠義享譽一時；父親李吉甫更是憲宗朝的骨干宰相，締造中興，名重天下。

德裕兩朝為相，其主政期間最具爭議的舉措便是改革科舉制度。他煊赫的家世以及父子兩代皆由門蔭入仕的事實，都使他對進士科的批判與修正極易被后世學者賦予階級色彩。而其政敵牛僧孺則由進士入仕，家世遠遜于他，更令這層色彩格外濃重。陳寅恪曾以“舊族禮法”與“進士文詞”的沖突以及其背后的階級取向，來解讀圍繞李德裕的派系斗爭；后世則將這一框架進一步簡化為“李德裕因出身士族而反對科舉，牛黨因出身寒門而支持科舉”的階級敘事。

然而，這一較陳寅恪原論更為簡化的宏大敘事，早已被岑仲勉、Michael Dalby、王炎平、礪波護、渡邊孝、傅璇琮等中外學者從多角度推翻。事實上，中晚唐的黨爭并非涇渭分明。即便牽強地羅列出所謂的“牛黨”與“李黨”名單，學者們也一再發現：無論是舊族出身的比例、父祖官品的高低，還是入仕途徑（科舉或門蔭）的構成，兩黨之間都難以看出顯著差異。

王、傅等人更是進一步通過對中晚唐史料的抽絲剝繭，駁斥了一些來自筆記小說及基于部分小說而形成的正史中對李德裕的消極記載。簡言之，出身士族的李德裕十分重視獎拔寒門，特別是用科舉的方式為寒門入仕開路。他并非反對進士科本身，只是反感其過于華而不實，而他兩度為相都大力改革科舉，去其浮華與儀式感，并增強其公平性。正如杜牧在信中所言，李德裕獨攬大權之后，科舉的大門甚至一度對士族關閉；而當這位“贊皇君子”被貶崖州之時，“八百孤寒齊下淚”的景象，也確實讓人感到一種“公道自在人心”的意味。

唐代科舉

看似支持階級敘事的史料

我們也需注意到，用以支持上述簡化敘事的史料是客觀存在的。例如，一則出自《舊唐書·武宗本紀》，其中部分文本進入了更晚些成書的《新唐書·選舉志上》的史料，就被經常拿來用作“李德裕出身士族所以打擊科舉和寒門”的證據。在此記載里，李德裕曾言“朝廷顯官”須由士族擔任，因為他們從小就耳濡目染，“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范，班行準則”，而寒門即使出類拔萃，科舉入仕后也只能從零開始逐漸學習在朝為官的技藝，甚至依然“不能熟習”。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質疑該史料的可信性，但筆者認為，這條史料反而從側面進一步驗證了“唐廷在李德裕主政時，限制公卿子弟科舉入仕，給寒門更多機會”這個觀點。再度分析這則史料，也有助于我們從皇權的視角理解九世紀科舉制度的政治功效。

《武宗本紀》的史料原文如下（筆者將整段話標為A、B兩部分，便于下文分析）：

A 時左仆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后人數不多，宰相延英論言：“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入絕少，恐非弘訪之道。”

B 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封敖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樸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范，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傅璇琮在論證中，首先質疑史料權威性（如行文與皇帝本紀的體例不符），并強調晚唐時人虛構史料毀謗李德裕的可能。但他最關鍵的分析是指出史料的自相矛盾之處。具體而言，該史料被筆者標注為A的部分，講的是王起在知貢舉時，經常先要把進士名單呈于宰相“預審”一遍，而宰相后來說這不太合適，因為進士科本來通過率就低，若再經宰相篩掉一些，“恐非弘訪之道”。傅璇琮指出，A部分所言的宰相預審之慣例，早被李德裕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廢除，而《本紀》中的這則史料是在會昌四年（公元844年）的條目中出現的，此時又提及廢除該慣例，與先前的歷史事實矛盾。

筆者認為，這條史料很可能是由A、B兩部分拼湊而成的。傅的“矛盾”之說只能用來否定A部分，但既然A和B并非有機整體，那么A的缺陷就無法形成對B的反駁，而B才是歷來指責李德裕偏好士族而輕視科舉寒門的根據。為何是拼湊而成的呢？首先，從邏輯上出發，A講的是“宰相預審慣例導致通過率本就很低的進士科錄取的人更少”，而B的“帝曰”之后，明顯在講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即“禁止科舉錄取公卿子弟是否矯枉過正”，這與A部分的宰相預審慣例完全是兩回事，而A史料的語境也與子弟考科話題無關（子弟考科話題是中晚唐政治史的重要旋律）。《武宗本紀》的這則史料把A和B放在一起，顯得邏輯不通。其次，A這條奇怪的記載，本來也是有跡可循，在《舊唐書》卷164《王播傳附王起》里，就有王起于唐文宗時期知貢舉經常送名單給宰相預審的記載。

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后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為河南尹。入為吏部侍郎……

《武宗本紀》史料里的A部分很可能是在書寫時出現了移花接木的現象，而《王起傳》接下來卻沒有再記載可以和B部分對得上的任何文字，這也說明《武宗本紀》史料中的A和B兩部分，很大概率來自不同的兩處。

既然《武宗本紀》史料里最大的硬傷是A的真實性，但A與B應分而視之，那么傅璇琮先生對A批駁之后，B依然立在那里。換言之，李德裕此時勸皇帝多重用士族而非寒門的這個記載，真實性恐怕不低。

而有關李德裕在某些情況下更重用子弟的記載，也不止《武宗本紀》這一處。五代時期的《北夢瑣言》也記載了李德裕為相時更喜歡用子弟掌誥。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于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

注意，這則強調李德裕重用子弟的史料絕非抹黑李德裕，恰恰相反，這則史料想表達的觀點反而是重用子弟是對的，并通過李德裕的偏好來為此“背書”。

既然沒有充分理由否定B部分的真實性，我們不妨把它當做真實發生的對話來看。其實該對話恰恰說明在李德裕當政時期，打擊士族子弟入仕是既定政策。我們結合語境，再看B部分中皇帝所說的話：

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封敖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樸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

這里的唐武宗為我們展現了一副統治者們在政策“過熱”后，把包袱甩鍋給執行者的生動形象。那句“貢院不會我意”，仿佛就是在說，“我的科舉政策是好的，只是你們考官執行的時候沒理解我的本意！”唐武宗強調，他的“本意”是無論寒門、士族，只要有真才實學就錄用，而非刻意限制士族。然而，之前不分才學之青紅皂白，直接把士族出身的楊知至、鄭樸等人從進士名單里刪掉，恰恰是武宗自己的決定。武宗不僅在這條史料里親口承認此事，《唐會要》里也保留了更具官方色彩的記載，同樣表明這位皇帝在限制士族（“子弟”）通過科舉入仕這件事上是親力親為的（也和《舊唐書》卷177《楊收傳附楊嚴》的說法吻合）。

續奏五人堪放及第。楊質至。竇緘。楊嚴。鄭樸。源重。奉敕。祗放楊嚴及第。馀并落下。

《本紀》里歸類于會昌四年的武宗與李德裕的這番對話，當然也沒有改變打擊士族通過科舉入仕這一國策的繼續落實。武宗繼任者剛剛上位后的第一次科舉，貢院還習慣性地繼續執行前朝的這一政策，“不敢”放士族及第。

大中元年正月。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為眾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唐會要·卷76》）

因此，《本紀》里的B部分，反映的是唐武宗、李德裕一貫安排貢院打擊子弟入仕，只是因為某些因素（這些因素或本應出現在A部分的那個位置），讓武宗感到對士族的打壓有些“用力過猛”，因此有“矯枉過正”之憂。而李德裕作為與武宗配合默契的宰相，此時當然也會給皇帝臺階下，說子弟當官有其益處，并給出一些理由。但這是在皇帝忽然高呼“矯枉過正”之時的一種附和。這個有關“矯枉過正”之對話的存在，恰恰說明“矯枉”是既成事實。

“抑士族”的必然

只要不再糾結于李德裕自己的出身，我們便能很清晰地看到他執政時是竭力抑制士族通過科舉入仕的。除此以外，他的改革還劍指那些被視為“浮華”的科舉內容和儀式。他在文宗朝為相時（833-834），把詩賦從進士考試內容中剔除；在武宗朝為相時（840-846），停曲江宴、雁塔題名等儀式。其實九世紀的唐朝皇帝們早已為科舉賦予了遠超其制度“初衷”的政治使命，即試圖以“標準化考試”來同時實現招攬高精尖人才和擴大統治基礎的雙重目的。但科舉的制度設計顯然與其政治使命存在張力，而李德裕及其背后的皇權則試圖用“抑士族”和“去浮華”來化解此張力。

自南北朝以來，按舊族門第決定起家官品的九品中正制，既無法為相對進取的統治者們提供經世人才，也并不符合因政變、軍功等渠道上位的新興權貴家族迅速變現的現實需求（盡管這些家族與舊族或有重合）。兩漢的察舉制因此復興于北魏后期，終于在北周時期逐漸取代九品中正制，再度成為官僚選拔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周、隋兩朝的迅速中央集權化，使得全國各地的基層官僚崗位也被納入吏部的任官職責。如此倍增的選官壓力，在唐初又進一步加劇，因為隋末天下板蕩的危險政局導致各地士人任官意愿急劇下降。應該說，“接盤”這個復雜局面的唐高祖李淵，用求賢若渴來形容絕不夸張。這種迫切的用人需求，使得隋朝時仍需五品以上高官薦舉方能應試的察舉制愈發不合時宜。武德五年（622），唐廷在隋煬帝察舉詔書的基礎上，加入了允許“投碟自舉”的條款。對于大多數男性而言，進體制的參試資格終于不再由家世背景決定，我們所熟知的科舉制度亦由此真正開啟。

這種脫胎于察舉的考試制度，從一開始便旨在為官僚體系招攬高精尖人才。五代人借唐太宗之口說出的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便是對科舉初衷的精確概括。因此，僅從邏輯而言，唐代科舉不同于現代人所理解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而更像今天的企業招聘、博士面試等甄選機制。這類選拔是無法匿名的，因為用人方需要洞察的才學，遠非幾張“試卷”所能充分呈現。個人名望反而是有助于“考官”們做判斷的信息。有唐一代，種種原因使得統治者將“文”的神圣性推至空前絕后的高度（詳見下文）。換言之，唐代科舉本質上是一套突破門資限制的選官機制：它以文章與文名為憑，將文壇名流，尤其是善于經世治國的“大手筆”們招入朝廷。

盡管其初衷是選拔人才，而非鞏固皇權，但既然參試資格不再由門資或與高官的政治裙帶決定，投碟自舉的選官制度也自然為皇權擴大統治基礎。自高宗、武則天以降，門第本身的政治優勢逐漸被科舉出身取代，寒門憑科舉躍進的現象至盛唐已成氣候。婁師德、張說、苗晉卿、張嘉貞、張九齡們的涌現便是唐代寒門躍進的精彩注腳。中唐以來，寒門新貴甚至會在婚姻市場上鄙視“去天尺五”的舊門閥。門第寒微的張延賞家族在父輩憑借科舉上位后一躍成為宰相世家，在為女兒擇婿時竟“不識韋皋是貴人”。

武則天或許是首位意識到科舉還有這般“維穩”作用的皇帝。從史料透露的蛛絲馬跡來看，最晚在八世紀末，科舉的這一政治功效已深得君心。貞元五年（789），唐德宗因為劉太真在掌貢舉時偏袒“宰臣姻族方鎮子弟”而將其外貶，這也是史料第一次在話語中把“子弟”與“科舉”結合起來。皇帝一旦意識到科舉有助于提拔寒門、擴大統治基礎，便會格外注重對這一功效的保護，也因此對士族（“子弟”）參與科舉格外敏感。

《武后行從圖》（摹本）

這種敏感正是科舉制度張力的體現。如上文所述，遴選文辭名士的現實需求是唐代科舉采取實名甚至鼓勵行卷的底層邏輯，同時也勢必帶來座主門生之間的“請托”及其他腐敗現象，最終與提拔寒門的“維穩”功效相悖。而李德裕所活躍的九世紀，便是唐代帝王們不斷用“一刀切”手段試圖化解此張力的時代。除唐宣宗外（由于特殊的皇族政治因素，宣宗上位后盡反武宗、李德裕的“會昌之政”），幾乎每任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士族的科舉入仕渠道加以限制和打壓。

在憲宗朝，出身頂級關隴貴族的于汝錫就因“世家子”的緣故被拒于進士榜外。（見《于汝錫墓志》）當然，于汝錫墓志成文于大中元年（847），志文的作者和讀者都剛剛經歷了竭力排斥士族的李德裕時代。因此墓志作者在解釋為何墓主于憲宗時期未能任官時，恐有把九世紀中期的思維投射回世紀初的可能。

在穆宗朝，本來考取進士的滎陽鄭朗等14人因被舉報“子弟藝薄”而被復試，其中鄭朗等十人未能出現在最終榜單。（《舊唐書.錢徽傳》）

在文宗朝，即便李德裕罷相后，皇帝依然延續對士族子弟的高壓政策，任用寒門出身的高鍇連掌三年貢舉，“抑豪華，擢孤進”。（《舊唐書·高傳附高鍇》）

在懿宗朝，甚至還出現了以作風清廉，及在主考時排斥請托現象而著稱的蕭倣，僅因某次放榜的進士名單里有幾個士族，就被皇帝貶謫出京的過激之事。（《唐摭言·卷14》）

僖宗繼位后，再次重用蕭倣，并任命另一個志在澄清吏治的能臣崔彥昭輔政，“奸欺屏絕于多歧，請托銷摧于正議”。同時，高鍇之子高湘任科舉主考官，有父之風，“選士得人”（注：高湘和高鍇的事跡附在《舊唐書·高傳》后，因此這里的“選士得人”與高鍇事跡里的“頗得實才”意義相似，都是出現在同一文本內的“抑豪華，擢孤進”語境下的）。

史載頗為寒門開路的唐昭宗，當然也繼續試圖將士族排斥于科舉渠道之外。乾寧二年的科場覆試即可為證。當時的知貢舉崔凝在之前的一次政治斗爭中同時得罪了宦官和昭宗。放榜后，士人們對進士名單頗為不滿，輿論嘩然，“物論以為濫”。昭宗借機決定覆試，并任用新主考官，“但是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同時，崔凝也被貶出京。昭宗因此一箭雙雕，既懲罰了不合其意的官員，又利用科舉將很多士族入仕之路堵死。而“無問文章高下”僅因是公卿子弟就要從榜單中被“退落”，也難怪士族中“屈人頗多”。昭宗的做法和李德裕時代對士族的“反向歧視”別無二致。

因此，李德裕對士族參與科舉的矯枉過正，若置于整個中晚唐皇權政治的視角下理解，絕非特殊現象。既然科舉的初衷是選拔“天下英雄”、文辭“大手筆”，那么它在制度設計上就必須“舉賢不避親”，而一旦唐代統治者們意識到科舉還有促進社會流動、擴大統治基礎的功效時，就會開始采取甚至有些粗暴的微操方式，手動實現“舉賢避親”，甚至“避親不舉賢”。李德裕的“孤寒情結”恰恰與皇權邏輯十分契合，這也是他能被兩位皇帝重用的關鍵原因。杜牧們的哀嚎又豈止于會昌一朝，恐怕貫穿了整個九世紀。

“去浮華”的困境

若說“抑士族”是李德裕改革中最能與皇權利益合拍的一環，那么“去浮華”則更為棘手。如上文所述，唐代皇帝始終重視經由進士科進入朝廷的文辭人才，考試也日益向詩賦傾斜。但文采出眾并不必然意味著長于吏治、財政、軍謀或其他治國實務。更何況，過度推崇詞彩，也容易偏離儒家政治倫理所強調的忠孝與實行。唐代有識之士圍繞科舉，尤其是以詩賦為中心的進士科的批判，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不斷累積。

唐初朝廷雖曾以“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封氏聞見記·卷3》）為由拒絕為個別文人擢進士第，但唐代科舉的大方向，仍是逐漸把取士重心從德行、經術和經世能力推向詩賦文辭。七世紀末的朝臣回顧唐廷取士之弊，已批評其造成“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的局面，而不是“試以理官”，真正選取長于行政的人才。（《通典·卷17》）中唐以后，“主司褒貶，實在詩賦”的現象已成定局。（《通典·卷17》）楊綰、賈至等人相繼指出，過度重視詞彩會損害吏治與官僚風氣。李華則直言科舉導致“詞人材碩者眾。然將相屢非其人”。（《楊騎曹集序》）類似的憂慮并不少見：這種制度使士人“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結果便是“當官少稱職之吏”。（《通典·卷17》）至晚唐，清要顯職早已預留給詞科才俊，甚至有“不可以賞能吏”的潛規則，時人詬病此為“衰晉之風”。（《舊唐書·韋溫傳》）

以詞彩為核心的浮華，也在進士及第之后繼續膨脹，推動唐廷政治文化走向更鋪張的儀式化表達。畢竟進士科不只是選官制度，也是一套有皇權深度參與的城市儀式和公共景觀。晚唐京華故事中，進士宴游“漸加侈靡”，長安游手之民因此結成“進士團”，專為新及第者操辦筵席；到曲江大會時，“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以至“行市羅列，長安幾于半空”。（《唐摭言·卷三》）曲江大會將至，進士團的操辦者會“先牒教坊請奏”；皇帝“御紫云樓，垂簾觀焉”；宮中若原擬作樂，也“為之移日”。（《唐摭言·卷三》）圍繞及第展開的慶典，幾乎把皇帝、教坊、公卿、士人、市肆和游民都帶入同一個場面。其鋪張之甚，至晚唐已達到令人瞠目的規模。

雖未經科舉入仕，但以文采冠絕兩京的李德裕依舊被同僚譽為“大手筆”。身在其中的他反而視進士科的浮華為必須剔除的痼疾。但李德裕“去浮華”的努力，似乎注定是一場堂吉訶德式的必敗之戰。文宗大和七年，因皇帝憂心“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舊議，令進士“不試詩賦”而試論議。（《資治通鑒·卷244》）但次年禮部便以舊制“成格可守，所取得人”為由，稱詩賦之試雖曾“暫改更”，終究“旋即仍舊”。（《唐會要·卷76》）武宗朝，李德裕又奏請限制及第進士參謁、置宴，并將“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一并停罷。（《停進士宴會題名疏》）可到宣宗大中元年，朝廷已明令放榜后“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唐會要·卷76》）

經進士科而深入唐代政治骨髓的浮華之所以難以撼動，恐怕正與唐代統治者前所未有地倚重“文”的神圣性來塑造皇權合法性有關。自李世民以來，宮廷政變頻仍，多數皇帝的繼承或上位都伴隨政治波折，禮儀與文辭遂成為皇帝權威合法化工程中的重要支柱，而科舉正是二者交匯之處。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女皇武則天，在傳統政治文化語境下顯然面對最嚴重的合法性缺口。也正是在她主政時期，科舉加快了向詩賦詞彩轉向的步伐。這種高層政治文化的轉向又牽動社會風氣，至盛唐已蔚然成風。中晚唐以后，藩鎮力量上升，唐廷對地方的行政、軍事控制減弱，朝廷權威也愈發需要借象征性的政治文化加以維系。陸揚指出，以大明宮、翰林學士、代朝廷立言、進士詞科及其禮儀為核心的清流文化，是中晚唐政治權威的重要來源。（《清流文化與唐帝國》）換言之，在硬性控制受限的條件下，唐廷更需倚重文辭、儀式和政治話語來塑造皇帝權威。

李德裕最耐人尋味的矛盾，恰在于其志業與身份的張力。他出身清華貴胄，卻借科舉抑制公卿子弟；他以文辭名世，卻力圖剔除進士科的浮華。利用科舉打擊士族，是李德裕與皇權利益合拍的一面，因此終九世紀推進得較為徹底；但要根本改變進士科內容，甚至根除科舉所生成的儀式性公共景觀，卻最終無法為統治者接受。后者的失敗，蓋因文辭、禮儀與科舉景觀早已深嵌唐廷政治文化，成為皇帝塑造權威、維系秩序的資源。此時的李德裕，既是清流，也是“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