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礪石商業評論）

文/劉學輝

翻看我過去幾年寫下的一些日常隨筆，有一個詞匯的出現次數遙遙領先，不下數千次，這個詞匯便是“自由”。

之所以對“自由”一詞有著信仰般的信念，是源于我的個人成長經歷。我是1987年出生，1993年開始讀小學，當時農村的小學教育水平非常糟糕。如果在村子里的村辦小學讀書，就大概率考不上一所好初中，考不上好初中就考不上縣城里唯一一所高中，也就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學。所以，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我出生的村子里，一直都沒有一個考上正式大學的孩子。

在那種情況下，我的父親與一些村民集資租了一個村民的閑置民宅，然后從其他村子找了兩位民辦教師來教我們。一共兩個年級，每個年級一個班，每個班10名左右學生，合計只有21名學生。每位老師月工資450元，兩位老師全年合計10800元，平均到每位學生每年的學費540元。就這樣，一所學校就辦了起來。

記得當時我父親管著學校的財務，每月底父親都是把工資給我，讓我帶到學校給老師。而就是這樣的一所“草臺班子”學校，在我1999年參加的全縣最好的一所初中的招生考試中，有一半考上了公費生，創下了幾乎全縣所有小學中最高的錄取率。我也讓很多人震驚地考出了全縣最前列的成績，而往常只有縣里幾所重點小學的學生才有可能考出這樣的成績。

這個學校為數不多的學生中，在小學畢業后幾年的高考中，還考出了我們村子里的第一個正式本科生與第一個全國重點大學的學生。一個我姐，一個我。并且這所學校的教育方式，有著其他所有傳統教育體系都沒有的一些科學性。我在人文科學領域的一些特殊稟賦的激發，便受益于這所學校的教育環境。而在我小學畢業之后學習的那些所謂的公立名校，包括清華、北大，沒有一所能夠像這所小學一樣在踐行著教育的本質。如果最初有人能夠預料這所小學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肯定會爭搶著進來。但事實上，這所小學在當時只是那些村民的一個無奈之舉。

而父親與另外一些村民，當時之所以能夠有意識自己親手給孩子去創辦一所學校，很大程度得益于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市場化，讓他們這一代得以在8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工商業，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才有條件與勇氣在當時創建一所這樣的學校。畢竟，當時每年幾百元的學雜費，對于很多純務農家庭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我父親出生于1960年，小學畢業正趕上文化大革命。當時，祖父因為出生于商人與知識分子家庭，解放前從事地下黨工作，解放后又曾擔任小學校長，在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這也導致我父親小學畢業后就早早輟學，在改革開放前只能在村里生產隊干著沉重的農活。但改革開放后放寬了對農民的限制，父親就開始外出務工歷練，這讓他積累了見識。之后，在我們村子周邊開始出現了一些機械零部件領域的工業萌芽，父親正處于最年富力強的年齡，因此成為農村最早一批投身商業，實現發家致富的年輕人。他的命運不是因為教育而改變，而是因為經濟市場化，因為自由而改變。我是受益于教育自由化，同時也間接受益更早的經濟自由化。

上述經歷，讓我幾乎比所有人都更理解自由，理解經濟自由化與教育市場化的重要性。今天，一些所謂的名校多自以為是，大多數家長與孩子也被這些名校折騰得精疲力盡。但我清晰地知道這些學校其實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要能夠允許更大規模的市場化辦學，會有一大批優秀的學校自動涌現。

大學亦是如此，當前的211、985，甚至北大清華其實都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們無一不是建立在國家每年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公共財政資金投入基礎上而帶來的，且資金的利用效率非常糟糕。如果允許大學市場化，其實辦起一所大學不需要太多資金，并且很容易就能夠實現遠超這些公立名校的教育質量。但大多數人都已經習慣了現狀，而完全喪失了想象力，可能根本無法想象到我所描述的場景。

當下高考與應試教育體系不僅低效率，并且還將大多數家長與孩子折磨得不輕，制造了很多不公平。其實要解決非常容易，一個是大學市場化，一個是招生自主化，不僅大多數問題都將解決，中國的教育領域還將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真正能夠有機會培養出超越馬斯克，超越喬布斯，超越黃仁勛的人才。而非只是依靠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公立大學體系。

我是2009年大學畢業，離開自己讀書所在的城市，來到北京找工作，住在多所大學匯聚的中關村附近。當時剛來到一所陌生的城市，處境也較為艱難，而這些出入自由的大學校園成為了自己得以舒緩壓力的一個重要港灣，工作之余就在這里打球、上自習，偶爾在食堂吃頓飯，這對我之后的職業發展與創業都有著巨大幫助。而自從新冠疫情開始，中國大量大學的校園都選擇了對外封閉。假如在我大學畢業時，大學校園的大門就已經對外封閉，我的人生道路可能也會發生一些改變。

無論是改革開放后父親的創業自由，我讀書時的私人辦學自由，還是大學畢業后隨便出入北京各個高校的自由，以及從事企業管理工作后，對自由市場與中國經濟關系的充分了解，我都深切感受到給予個體自由選擇的重要性。自由才能帶來最大的公平，當以公平的名義來限制自由時，往往最終帶來的是最大的不公平。因為一些先天占據一些優勢資源的孩子會必然勝出，而那些缺乏先天優勢資源的孩子會注定掉隊，因為他們不再有我們讀書時，各個家長通過個體創新創造而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

除了因為自由而帶來的轉機，我還遭遇過大量因為不自由而造成的諸多障礙。例如，因為北京奧運期間不允許大學生留校的限制，因為北京戶口的限制，因為購房資格的限制，因為子女讀書擇校的限制，因為一些業務資質的限制，因為職業資格認證的限制，都導致自己的人生在某個階段被迫發生偏離，不僅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還犧牲了更好的機會。

我的經歷只是整個人類群體的一個縮影。我知道，每個人都一定有著與我類似的經歷，因為自由而獲得生機，因為管制而遭遇困境，這是我為什么對“自由”如此執著的根本原因。

由于成長經歷帶來的對社會治理的關注，我高考志愿首選了公共管理方向的專業，自此我的整個人生主線都在持續圍繞著如何構建一個人人希冀的科學社會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我進一步意識到“自由”對于一個科學社會的價值。其不僅是人類追求的眾多價值之一，還是所有價值中的“元價值”。

例如，公平是人類追求的重要價值，但自由是要優先于公平。因為自由能夠帶來公平，而公平往往被誤用，導致自由被遏制。當自由被遏制，那么最大的不公平便產生了。包括民主、法治、透明與權力制衡等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都是為了自由與公平。

長期從事商業管理研究的工作經歷，讓我更進一步感受到自由與市場的神奇力量。只要哪里有商機，我們就能看到市場這個無形之手，自發地引導一個個創業者去進行冒險與創新，最終造就神奇的商業現象。例如，一家家企業的成立，一個個產業帶的形成，一個個復雜商業模式的構建，無數人流、貨流與資金流在全世界范圍內跨越萬里，自發的有序運轉……

包括技術的進步，本質上也是自由的結果。最近幾年，美國誕生了一批讓人嘆為觀止的萬億美金市值企業，很多人主要聚焦在技術本身。但如果只是就技術談技術，很難看到本質。

如果仔細挖掘英偉達、OpenAI與Space X的成長經歷，我們會發現其最關鍵的根源，其是一個整體系統帶來的結果，而非天才創業者的靈感一現。在之前，這些技術領域多都有著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一代代人的探索與積累，而這些積累都離不開當時的自由土壤。教育的自由，商業的自由，航空航天產業的自由……

我們要想解決技術的差距，最根本上也是要解決自由的土壤，否則只能亦步亦趨地跟在后面模仿創新。即使從短周期來看，看看我們的孩子在小學、初中、高中學什么，思考什么。再看看，黃仁勛、馬斯克同期在干什么，就能明白差距是如何產生的。而決定大家在學什么，思考什么，背后也是不同社會在各個維度的自由程度所致。

自由不僅適用于社會治理，也適用于世界的方方面面。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在以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運行。任何試圖以自己的意志來計劃與控制其他個體的人與組織，最終都無法得到善終。其中，既包括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也包括一家企業的經營者，以及每一個家庭中試圖控制妻子、丈夫與子女的成年人。越控制，越失控。越給予自由，則越健康，越安定。當深刻理解了這個規律，會幫助人們更好地走上科學的管理方式。

在社會治理領域，計劃經濟帶來巨大社會危害，而自由與市場經濟帶來巨大活力與創造力。在商業領域，老板的一言堂嚴重影響員工的積極性與潛力，尊重、信任與授權會充分釋放員工的創造力，帶來自下而上的創新。在家庭領域，太過強勢的父母會導致子女缺乏主見，無法發揮自己的天賦與熱愛，而民主、自由與包容的父母有利于子女釋放自己的天賦與熱愛。而唯有天賦與熱愛，才能成就真正的卓越。

另外，自由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維度。第一個是政府減少各種行政管制，給予公民在政治、言論、經濟、創業、教育、生育、醫療、住房與出行等各個領域的選擇自由。另外一個是，個體生命破除金錢、權力、面子等各種世俗觀念束縛的生命自由。

關于自由想說的很多，在這里主要談的是第一種自由。第二種自由同樣重要，之后有時間再展開詳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