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礪石商業評論）
劉學輝/文
就像我在“科學經營”的定義中，將企業經營者的幸福與員工的幸福作為最核心的兩個標準。在一個“科學社會”中，無論政府官員還是老百姓，也都應該是自由與幸福的。
很多人會覺得負責社會治理的政府官員，作為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一定很幸福。其實并不然，無論古代封建帝制時期，還是近現代民主政治大大提升的時期，這些政府官員雖然擁有一些特權，但他們同時也失去了很多東西，也談不上幸福。例如，當前大量公務員的很多自由都受到巨大限制，得不償失。而對于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更難談得上幸福。沒有解決生存問題的面臨著沉重的生存壓力，解決生存問題的又面臨著下一代的內卷競爭壓力。
而要想既實現政府官員的幸福，又實現老百姓的幸福，核心就在于政府要建立一種科學的治理方式。而科學治理的關鍵在于，政府一定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當下社會，無論是執政者還是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壓力，根源其實都是因為執政者做了太多不該做的事情，該去做的卻嚴重缺位。所以，一個科學社會的根基在于，盡可能多的還自由給大眾。商業的自由，教育的自由，醫療的自由，投資的自由，遷徙的自由，買房買車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
不可否認，在自由的過程中，會出現一些不法分子濫用自由的問題，但這還有法律來解決，并不應該成為限制自由的原因。另外，因為自由而帶來的一部分問題，相比管制所產生的問題只是九牛一毛。并且，自由才能帶來最大程度的公平。因為一旦在什么領域限制自由，這些領域就一定會產生特權與尋租。
在做到自由最大化的前提下，針對那些不法現象，政府應該建立合理、公平、透明的法治體系。法治的目的不是遏制自由，而是遏制那些濫用自由的不法之舉，以保護正當的自由。如果法治最終杜絕的是公民的正當自由，那么這樣的法治就無異是南轅北轍。
當遵循了自由與法治這兩大核心原則之后，任何社會都會實現非常高的經濟水平與國民幸福。其他維度的工作，都是在這兩個原則基礎上的進一步優化，而非破壞原則。
例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羅賓遜在《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中，提出了包容性制度與汲取性制度兩個概念。其認為，所有繁榮的國家都是源于其采用了包容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所有貧窮國家都是源于采用了汲取性的政治經濟制度，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與文化沒有必然關系。
包容性制度，主要是指那些能夠促進社會公平、保護產權、鼓勵創新和合作的制度。這些制度能夠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相反，汲取性制度則傾向于剝削民眾、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種制度會導致社會不公、經濟停滯甚至倒退。
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很多顯而易見的錯誤都無法得到糾正，這并非是源于政治精英們的無知，而是因為在汲取性制度下，糾正錯誤帶來的創造性破壞，首先會給這些政治精英帶來失勢，甚至喪命的風險，所以他們不僅不會擁護對大多數普通人正確的決策，相反會想辦法進行抵制。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的包容性制度，其實就是對“科學社會”的一個具體解釋。類似的理論探索還有很多，總結起來無非都是尊重客觀規律、有所不為、市場經濟、言論自由、決策透明、權力制衡與民主監督……
這樣的一個科學社會，雖然沒有了很多特權，但最終會人人受益，每個人的命運都具有更大的確定性，活得也更加輕松自由，少經受很多傷害與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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