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富不會料到，在他身后將近三十年，湯姆會為少言寡語的爺爺整理出最后的書稿出版。湯姆也不可能想象得到，在他做了這件事之后又過了三十多年，會有個神神秘秘的人找上門去，說想為他的爺爺寫本書，讓更多的華人知道他爺爺——

一位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悲歡離合的中國-瑞典人。

我們熟悉的近代中國，大多來自教科書、歷史檔案，或中國人自己的講述。

如果換一雙眼睛呢？

1902年，一位名叫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m）的瑞典年輕人來到中國。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長期生活于此，從課堂到礦區(qū)，從西北戈壁到戰(zhàn)地前線，他既是教師，也是旅行者、調查者和記錄者。

比起那些短暫停留的外國旅行者，新常富更像一位長期生活在中國的觀察者。他留下的，不是獵奇式的游記，而是一個外國人眼中真實而具體的中國：

他記錄沿途的風景，

也關注不同地區(qū)的人和事；

他見證時代的變化，

也不斷修正自己對這片土地的認識。

翻開《發(fā)現(xiàn)新常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瑞典人的人生，更是一種重新理解近代中國的視角。

一場發(fā)生在戈壁上的

意外相遇

20世紀初葉，新常富單人單騎穿越蒙古戈壁和西伯利亞部分地區(qū)，從北京到貝加爾湖。這次旅程“就像一次北極之旅，可怕地混合了困苦和艱辛，饑餓、焦渴和病痛，以及從沙地里拉出機車和行李時肩帶的沉重；交織著絕望和希望，少不了強韌的堅持和不懈的耐心”。

在這段孤獨的旅程中，他曾偶遇一群干瘦的中國人。

他們沒有駱駝，也沒有馬車，更沒有商隊押送貨物，只是背著簡單的行囊，沉默地向前趕路。這樣的隊伍出現(xiàn)在戈壁上，讓新常富覺得有些奇怪，于是他主動上前攀談。

交談中，對方的一句話讓他十分意外：

"先生，您有所不知，我們有六萬人，是從南非送回家來的。在那兒我們過得很好，回國時能帶著金標、歐洲服裝、留聲機和自行車。"

原來，這些人是來自天津的苦力，曾遠赴南非礦區(qū)做工，被遣返回國后又因為生計所迫，準備前往外蒙古和俄國邊境的金礦繼續(xù)謀生。

苦力，這似乎是那個年代西方人對以體力換錢的亞洲廉價勞力的統(tǒng)稱。新常富們來到中國，天天都會與苦力打交道，轎夫、挑夫、車夫、搬運工、趕騾馬的、掏糞的、打雜的、建屋的、筑路的、拖船的……搞地質的人去的都是些艱苦地方，出門哪里離得開這些一路患難與共的同伴。

看到“苦力”二字，首先想到的也許是吃苦耐勞和忍辱負重，以及肩擔背扛的黝黑勁瘦、脊裸汗臭的形象，新常富文字中也不乏這類描述。但比“看見奇聞”更重要的，是他逐漸形成的一種判斷——他開始嘗試糾正當時西方社會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一個不斷被重新認識

的中國

觀察到中國農民極不起眼的環(huán)境和在此的生活起居，就下結論說他受累于悲愁絕望，苦苦熬過一生，這是個天大的錯誤。一部分外國人發(fā)現(xiàn)這樣向故鄉(xiāng)人民描述是很合適的：“中國人是多么深陷于無知的黑暗、困囿于迷信意識、恐懼神靈的惡報、過著悲慘的日子，沒有快樂，沒有希望！”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許多西方敘述中，中國人的形象常常是單一的：貧困、勞作、沉默，甚至帶有某種“停滯”的想象。

但在與真正的“苦力”們接觸之后，新常富看到的并不是這種被簡化的形象，而是動作利索、思維敏捷，并且在艱苦環(huán)境中依然蘊藏著力量，充滿精氣神地共同協(xié)作的人。

這些判斷，來自他在路上的長期觀察。他看到工地上十余個苦力用木桿抬起巨石，一人起調眾人和，喊著號子唱著歌；看到契約華工們踏上1500千米的漫漫長路，共同尋找新的謀生機會；看到農民耕作，看到守村百姓們舉著長矛和火槍，準備和入侵者決斗。

在他的記錄中，中國并不是一個被固定描述的對象，而是一個不斷被重新認識的現(xiàn)實。

有時是在課堂之外的鄉(xiāng)村，有時是在行路途中偶遇的旅人，有時是在艱苦環(huán)境中的普通勞動者——五十年余間具體的人和場景，逐漸改變了他最初對“中國”的想象。

也正因為這種持續(xù)的修正，他的文字與當時許多西方關于中國的描述拉開了距離。他不斷去看見真實具體的人事物，無論是陰暗面，還是閃光點。

如果對中國人發(fā)出整體上的譴責，那么我會意識到，我忘記了那些代表著真摯的“好”的無數(shù)舉動和證據(jù)。這個實際上無法翻譯的“好”字，恰當?shù)孛璁嫵鑫以谥袊纳钭儞Q中所感受到的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特征。因而也就能以哲學式的微笑，面對自己在與他們久經磨礪的精明狡黠抗爭時的失敗。那一令人抱怨的特點——精明狡黠，看起來更像是繼承了千年來“放任自流、隨波逐流、視而不見”傳統(tǒng)的一種表達，而非實際惡意的體現(xiàn)。

——新常富《新的中國》，1913年

一雙“長期生活者”

的眼睛

近代中國并不缺少外國人的記錄。

19世紀以來，傳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家，都曾留下大量關于中國的文字。但其中很多人停留的時間并不長，他們記錄的，更多是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區(qū)的印象。

新常富則不同。

從20世紀初來到中國，到后來離開，他在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他教書、旅行、勘探，也親歷戰(zhàn)爭，在不斷遷徙中觀察著這片土地。

正因如此，《發(fā)現(xiàn)新常富》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提供了一位外國人的中國見聞，更在于它記錄了一場持續(xù)半個世紀的觀察。

他筆下既有時代變遷，也有普通人的日常；既有山川地理，也有社會風貌。這些分散在旅途、課堂和筆記中的記錄，最終共同拼湊出一幅鮮活而具體的近代中國圖景。

1903年，新常富任西齋外教

1910年，關于新常富騎行貝加爾湖的報道

1911年，新常富任“陜西解救行動”志愿救援隊副隊長

1914年，新常富加入中國地質調查所

1932年，新常富任燕京大學地理地質學系兼課講師

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瑞典人的經歷，更是一種理解近代中國的方式——

歷史不僅由重大事件組成，也藏在一次旅途中的偶遇、一段關于鄉(xiāng)村的觀察，以及一個長期生活者不斷更新的認知之中。

《發(fā)現(xiàn)新常富》收錄了大量此前鮮少進入大眾視野的史料與記錄，也讓這位在中國生活半個世紀的瑞典人，重新回到近代中國的歷史敘述之中。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翻開這本書，或許也是一次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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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富是誰？

清末來華瑞典人，在華生活五十余年

山西大學堂任職時間最長的化學教授

地質調查先驅

抗戰(zhàn)前線的戰(zhàn)地記者

曾接見瑞典王儲

曾騎摩托從北京穿越戈壁直抵貝加爾湖

新常富的故事，

充分詮釋了何為

百年之前的國際“斜杠青年”

他是新常富

一個名字背后，

是一段跨越五十年的中國傳奇。

回到瑞典的土地，

他種下來自中國的銀杏，

時光流逝，樹已參天，

而故事才剛剛被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