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遼寧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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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資料片

本報記者 劉臣君

看點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某個下午，李洱從書桌前抬起頭，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淌。他剛剛寫完《應(yīng)物兄》的最后一個段落，13年的漫長寫作，以及其間所經(jīng)歷的人生困苦，都在這一刻結(jié)束。

他的身后站著這本書的責編，他卻渾然不覺。這個場景頗具意味，一個以繁復(fù)思辨著稱的知識分子作家，在完成自己最浩大的作品之后，流露出一種脆弱。然而李洱說，對作家而言，這不是自我感動，只是覺得自己做成了一件事。

今年是茅盾誕辰130周年，在由遼寧文學院、遼寧省圖書館承辦的“新媒介時代的作家與讀者——與茅獎、魯獎作家深度對談”活動后臺，記者專訪了茅盾文學獎得主李洱。

任何時代都需要講故事

2018年12月，長篇小說《應(yīng)物兄》出版。2019年，李洱憑借《應(yīng)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在這本書中，李洱借鑒經(jīng)史子集的敘述方式，記敘了形形色色的當代人，尤其是知識者的言談和舉止。他們的命運都圍繞著主人公應(yīng)物兄的生活而呈現(xiàn)。

“35歲時我的名字就被提起過，但也有種說法，說李洱太年輕了，以后有的是機會。再后來我的那本《石榴樹上結(jié)櫻桃》，兩個省份都想申報，但我還是沒有申報。”李洱對獲獎有種清醒的認識，“獲獎當然會增加讀者，這種反饋會讓作家的勞動得到確認。”但對李洱來說，寫作的意義不是獲獎，而是在創(chuàng)作中不斷開拓寫作的邊界。

在剛剛結(jié)束的對談中，李洱和麥家兩位茅獎得主在“文學的含金量靠‘故事+情節(jié)’還是語言”這一問題上產(chǎn)生了激烈的爭論。在臺下，李洱仍然認為是歷代經(jīng)典作品的語言范式、敘事的改變，拓寬了文學的邊界。

“《一千零一夜》中第351夜的故事里，山魯佐德講述了一個巴格達富翁家財散盡后，通過勞動維生，最終在夢的指引下找到了財寶，再次成為巨富。但是博爾赫斯改寫了這篇故事，將題目《一夜成富翁》改為《雙夢記》，故事的敘述者變成了一個歷史學家，將傳說故事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故事。這一重寫使得故事的主題從‘致富的偶然性’轉(zhuǎn)變?yōu)椤绾慰创龎簦约皦襞c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從而脫離了《一千零一夜》中的簡單寓言，成為一部現(xiàn)代小說。”李洱說，故事還是那個故事，人類講述的不過是生死、愛恨這樣的“元故事”，但故事的重寫，讓主題有了變化，也就是人與自我、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

更令人驚異的是這個故事的后續(xù)命運。保羅·柯艾略也重新改寫了這則故事，書名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這個來自《一千零一夜》的古老故事，就這樣幾經(jīng)更迭，成為永恒的人類寓言，人人都可以在其中看見自己。從《一千零一夜》到博爾赫斯，再到柯艾略，故事情節(jié)幾乎未曾改變，但每一次語言和敘事的變化，都讓它在新的時代找到了新的讀者。

李洱引用《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人類的文明起源于虛構(gòu)”的理論說：“人類之所以走到今天，恰恰是因為虛構(gòu)。最早的人從樹上下來之后，不知道往哪去，有人告訴他說你往前面走，前面水草豐美。這個人講這話的時候他并沒有見過，他只是在虛構(gòu)。”從故事的重述到知識的編織，小說不過是這種古老虛構(gòu)本能的延續(xù)。

李洱的寫作實踐印證了這一點。《應(yīng)物兄》里那些密如織錦的知識，“大部分是高中語文，只要達到高中水平都看過，只是很多人忘了。這些知識是知識分子所講述的知識，他被知識包圍。要寫這樣的知識分子，就必須讓他生活在知識當中。”

寫作的快樂是AI無法替代的

在李洱的作品和寫作課內(nèi)容里，很容易理解他對敘事變化的著迷。他在隨筆集《局內(nèi)人的寫作》開篇，描述了自己在綠皮火車上第一次讀《百年孤獨》時的震撼。

而這種體驗通過加繆、博爾赫斯的作品，不斷施加于他的創(chuàng)作中，他的“名師名單”不斷在增加。正因如此，當李洱面對AI寫作時，首先考慮的是寫作對作家本人的意義。

“我沒有用AI寫作。創(chuàng)作對作家本人的意義，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是吧？”李洱反問，“寫作是因為創(chuàng)作者有話要說，說話的過程是一個抒發(fā)情感、自我反省的過程，這對于寫作者本人非常有意義。”

在李洱看來，AI的創(chuàng)作過程雖然便利，但寫作過程的快樂，對個人的成長意義，以及對心靈、心理的調(diào)節(jié)，是AI無法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在寫作過程中遇到的每一個難題，某種意義上都不是個人的難題，而是作品中每個人遇到的難題，所以它真的會把你難倒。這時候會有許多‘斷裂’的時刻，‘沉默’的時刻，‘無言’的時刻，那么當你解決這個問題之后，你會狂喜。為什么很多作家寫完之后會哭？因為這個過程對他來講很艱難。”回想起2018年在中國文學館辦公室里，寫完《應(yīng)物兄》最后段落時哭泣的場景，李洱說。

當時，他的責編走進辦公室，站在他身后，李洱卻渾然不知。于是，責編從辦公室走了出去，敲下門重新進來，李洱才醒了過來。

“作家之所以會有這么激烈的反應(yīng)，是因為在書寫中克服了很多困難，對書中每個人的命運做了一次描述，仿佛在幫助作品中的人物完成了所有的愛恨情仇，也幫助他們克服了困難。那么作家的感動就不是自我感動，而是覺得做成了一件事。”李洱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