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隨筆：關于《第二次握手》

作者：張揚

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一）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5 集中，鄧小平問教育部負責人：青年人現在都讀什么書？負責人把一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遞上。鄧翻了翻道：“這本書我知道。還給它扣了四個罪狀。第一個就是利用小說反黨，第二個是吹捧臭老九，第三個是鼓吹科學救國，還有一個就更可笑了：明明曉得不許寫愛情了，可是他偏偏要寫！”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1975 年1 月14 日即我被捕入獄后一周，第一次“提審”時兩位預審員說的。那天是“例行性”審問，犯人姓甚名誰、籍貫學歷等等。筆錄首頁上寫著他倆的姓名：周運才、黃鏡明。這兩位還敢寫上自己的姓名，以后那些就不敢了。也許預感到自己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這個案子使辦案人員們煞費苦心，因為這是一句黑話，指這個手抄本贊美了周恩來。但周始終并沒有被公開打倒。所以這個“反黨”說不明白。直到“四人幫”垮臺也沒法說明白，在“起訴書”中只好代之以劉少奇。但所有歷稿（包括“文革”前的歷稿）我始終一個字也沒提到過劉少奇，這使他們沒法辦。

（二）

鼓吹科學救國，倒確是這書的一大罪過。

當年審訊我時就訓斥道：“你這本書是鼓吹科學救國嘛！”

我反問：“科學不能救國，文盲蠢貨才能救國？”

我這么說，是因為面對的幾個“預審員”就滿口錯別字。

對方一拍桌子：“誰說文盲蠢貨啦？我們認為只有馬列毛才能救中國！”

我又反問：“馬列毛不是科學嗎？”

對方語塞。

他媽的當年經常就是這種無聊而愚蠢“辯論”，或曰玄學的辯論。面對幾口蠢豬，只得如此無謂地消耗生命。

（三）

面對我，他們經常拍桌子。

喏，又拍了：“你這本書，不是愛情小說，而是政治小說！”

我的看法是，這是一本愛情小說，但有強烈的政治影響。

這是被幾十年的歷史證明了的。

《第二次握手》首版

（四）

2013 年吧，成都圖書館一次報告會，三百個座位坐滿了，人們自愿趕來聽我講這本書。一本幾十年的老書，人們仍熱情如熾。我很感謝！

組織這次報告會的陳小梅女士很緊張。她是老黨員，又是官員，生怕出現“挑釁性”問題。但還是出現了。有人遞條子：“隨著周恩來的史料披露得越來越多，你現在怎么看待你在這本書中塑造的周恩來形象？”

顯然，這問題有點“刁鉆”。

但我回答了，全場報以熱烈鼓掌。我明白，我配不上那么熱烈的掌聲。只是因為我來自外省，是客人，大家不讓我難堪。很給我面子。

我后來才意識到，我當時應該這樣回答的：“按周恩來的為人和性格，按小說設定的環境和場景，周恩來是可以做到所有那些的。”

哪些？千方百計挽留一位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核物理學家和原子彈專家，我國極需的頂級專家。

（五）

其實，這本書最大的、真正的、顛覆性的罪惡，是鄧小平那句話：“吹捧臭老九。”

上世紀80 年代早期，我住在北京，常去復興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資料室。室主任甘粹原是北大生，在新疆勞改了20多年，“改正”后回到北京，安排到社科院文學所。他當年在北大讀書時有個戀人叫林昭，“知名度”可遠比他高。

我與甘粹繞上了一點“遠親”關系，而且算他的“晚輩”，他對我很客氣。我的工作性質，使我需要常去文學所資料室。當時沒有電腦和網絡，我想查與我有關的資料只能查卡片盒。工作人員從全國所有報刊上搜索、剪裁，分別粘貼在按姓氏筆畫分類的有關人物的卡片上。這樣，可以從“張”字中查找“張揚”，與我有關的幾十個卡片就凸出來了……

當時就是這種近乎“周口店人”的科研方式。

就在那種條件下，找到了一些評論我或研究我的、公開發表過的文章。其中一篇就說《第二次握手》是“建國以來第一部正面描繪知識分子形象的文學作品”。該文作者姓名、刊載該文的報刊名我都忘了，但上述論斷我卻記住了。

那么，這個論斷或曰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我畢竟是“長在紅旗下”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才5 歲。我在家中開始識字，3 歲就認識了三、四百字，4、5歲入學（因正值解放戰爭，讀小學有點斷斷續續）。酷愛讀書，8 歲讀小學 二、三年級已讀過8部長篇小說，包括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大仲馬的《三劍客》等。讀不懂的也“硬讀”，如瞿秋白譯的一些俄國書。

（六）

預審員又拍桌子：“你明明知道不準寫愛情了，為什么還硬要寫？！”

我答：“我明明不知道不準寫愛情了！你們的判決書總是寫著依法判決。請問：這不準寫愛情，依據的是什么法、哪一條？哪怕不是正式法律，而只是‘文革’中的某一條標語口號、社論通知、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等等，都行。請說出來。”

他們除了拍桌子外，沒有別的辦法。確實，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沒講過不準寫愛情嘛！

有的論者盛贊《第二次握手》的種種“突破”，贊頌周總理是其一。其實以贊揚、肯定的筆調描寫周恩來的文章報道早就出現過，我那并不算“突破”。

不過，這部手抄本的熱烈流行促進了懷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恐怕是事實。但這一點無法驗證。沒有這部手抄本，“四五運動”也會發生的。“文革”中確實“不準寫愛情”了，但這一點從來不是“成文法”，因此該書也未形成“突破”。

《第二次握手》重寫本

（七）

所以，真正的“突破”，其實只是“鄧小平”說的“吹捧臭老九”，即正面描寫知識分子。書中寫的全部是知識分子。而且全部是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全部是科學家。（有個例外，即朱爾同，他學藝術，后來成了記者和攝影師。但只有這一個例外）

（八）

我在作協有個同事蔡測海，土家族才子，比我小十歲左右，長得很帥。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已三次上過“世界名人錄”，報紙上登了的，很使我眼紅。我可至今也沒上過一次。

蔡測海是后來調入作協的，原是湖南人民廣播電臺記者，臺址位于長沙市南郊某地。

大約是1982年的一天，我騎車外出，順便看看他。他和妻子站在宿舍樓下，與我聊天。我那本書，當時“如日中天”，全國炒得很熱鬧。但蔡測海說：“你那本書寫得并不好！但是它寫在知識分子不被當人看的年代。它第一次告訴人們，知識分子是人！不僅是人，還是非常可敬可愛的人。就憑這一點，它也不會被歷史忘記。”

確實，我那本書盡管歷經手抄本傳遍全國，盡管平反出版后陡然印數達到430 萬冊（還不包括4種少數民族文本），但它確實寫得并不好。以我的筆力，本是可以寫得更好一點的，但那樣“四人幫”會把我直接殺掉。“辦案”中他們把書中所有人物都打成壞人：蘇冠蘭是“特務”。因為蘇冠蘭的主要原型是我舅舅，而我舅舅當過外交官（二戰后“善后救濟總署”的雇員），外交官就是特務。因此我舅舅是特務，“蘇冠蘭”也就是特務。魯寧是地下黨，后來當到醫科院黨委書記和衛生部副部長。如果被捕過，那就是“叛徒”；但他沒被捕過，不便打成叛徒，那么劃為“走資派”算了。老一輩天文學家蘇鳳麒，當然是“反動學術權威”。丁潔瓊則是“叛徒”兼“殺人犯”。不是叛徒怎能活下來？

參加研制原子彈，殺死多少萬“日本人民”，不是殺人犯是什么？！

這時的預審員早已不是“周運才、黃鏡明”，筆錄上也不寫明姓名。我猜姓汪，汪精衛的嫡孫，要翻廣島長崎的舊案，為乃祖正名呢。

1982至今，43年過去了，《第二次握手》確實沒有被人們忘記。蔡測海講對了。鄧小平也講對了。這本書告訴人們：知識分子是人，而且是可愛可敬的人！

幾十年來，不斷看見評論此書的文章，作者有大作家丁玲和劉白羽等，更多的是大學教師、記者和普通讀者，即所謂工農兵。1979年我住北京結核病院，責任編輯李碩儒每隔些日子來看我一次，每次帶來500 封讀者來信。是手抄本的讀者，因為我重病住院，小說還沒出版。我據這些來信統計了一下，27.5 ％的來自部隊。證明這個作品在軍隊中的巨大影響，證明人民對高水平教育、對科學技術知識的向往和追求——這就是這部手抄本熱烈傳播的原因，就是歷史一直不忘記它的原因！

預審官義正詞嚴地問我：“你自己看，你那書中有一個工農兵嗎？！”

我想了一陣，早年的齊魯大學有個在學生宿舍看門的“老申頭”，可以算“工農兵”吧？不行，老申頭頂多只能算“城市貧民”或“流氓無產階級”吧。

（九）

1974年這部手抄本在北京狂熱流行。10月，當時的《北京日報》以內參形式作了反映。他們覺悟很高，對這個作品作了否定，好像是稱為“壞書”吧。我平反后，《北京日報》倒是公開作了道歉。前幾年，一位參與者再次以文章形式作了鄭重檢討，湖南作協黨組書記胡革平同志不知從什么地方看到了，還專門下載了送給我一份。

主管宣傳和意識形態的姚文元看到這份內參，打電話讓他們送一本手抄本來。當然立刻送來了，他也馬上看了，并立刻打電話給北京日報。說“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它的要害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姚文元還有一句話特別可怕：“它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在中國的種種“集團”，如反革命集團、反黨集團、犯罪集團等等之外，又冒出一個“科學家集團”。在十年“文革”和幾十年階級斗爭中，這個貶義的、絕對反動的詞匯“科學家集團”是第一次出現，不過也是最后一次出現。“四人幫”和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如果長久一些，中國可能會打出很多“科學家集團”、弄死很多人的。

姚文元并未作“批示”，他是用電話作的“指示”。他要求查一下作者是誰，怎么寫出來的。他也知道《北京日報》只是一家報社，拿什么去查呀？查到了又咋辦呀？所以他指示：“必要時請公安部門協助查。”

對，有“刀把子”才行！

于是，兩個來月之后，從北京查到了湖南，湖南省革委會公安局（“文革”后叫湖南省公安廳）的兩臺吉普車和四名穿當時那種藏青色制服的警官來到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岳公社南岳生產大隊書塘生產隊我的土屋內，將我“逮捕歸案”。

《第二次握手》終極版（原中顧委委員李銳題寫書名）

（十）

姚文元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高。就說這個“科學家集團”吧，沒點水平還造不出來。他打給《北京日報》的電話說： “你們送來的東西我翻了一下……”不，顯然不止是翻了一下，是比較認真地讀了一遍，不然造不出一個“科學家集團”來。

就說小說三個主人公吧，蘇冠蘭是化學家、藥學家。葉玉菡是微生物學家、病毒學家；還跟這幾年風頭很盛的石正麗博士一樣，對蝙蝠很有研究。丁潔瓊，則是世界頂級的核物理學家，曾參加“曼哈頓工程”，研制世界上最早的原子彈……

還有呢，蘇冠蘭的父親蘇鳳麒，是世界聞名的天文學家。

丁潔瓊在國內時的老師凌云竹，是著名的固體物理學家。丁出國后的導師奧姆霍斯，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此人的原型就是奧本海默，歷史上實有的一位物理學大師。

丁潔瓊赴美留學的領路人趙久真，是有造詣的地球物理學家。他的原型趙九章，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趙久真與趙九章，從名字上都很容易看出二者的淵緣。

為了“省事”，我筆下的人物很多釆用了真名實姓。如吳階平，他后來還與我結識并成了朋友，直到他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多年之中一直與我保持來往和友誼；甚至，我還幫過他家的大忙，他的夫人高睿因此對我非常感激。

著名兒科專家童爾昌的名字也被我“借用”了。今天這部小說中的“朱爾同”，就是從童爾昌演變來的。童爾昌教授上世紀80年代到成都開會，華西醫大兒科一位胡教授問起他有沒有手抄本中的事。他含糊其詞：“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教授們還是樂意被寫進小說的。當然，不能把他寫壞了。

手稿（手抄本）時代，我是“不計后果”，放開手寫的。比方歡迎大會上不止一個歸國人士丁潔瓊，還有三位：著名病理學家侯寶璋（他被任命為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大數學家熊慶來和地質學大師翁文灝。熊慶來是華羅庚、錢三強的老師，翁文灝則甚至當過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總理）。我用這些學術泰斗襯托丁潔瓊的光輝非凡，是頗具震撼力的，也可能把姚文元都搞得眼花繚亂，更傾向于有個可怕的“科學家集團”。

由此也能窺見我對中國科學界的了解，或曰我的真知灼見。

我只是喜歡寫作也比較能寫寫而已，并沒想過要當作家，更沒料到這篇小說竟能以手抄本形式傳遍全國。真的，我只是“寫著玩玩”而已。人們看了喜歡，稱贊，我當然高興。天下沒有哪個作者樂意別人厭惡自己的文章吧？傳丟了，收不回來了，我就再寫一稿。

2025.02.22-28

【特別聲明：作者授權首發，轉載務必征得同意，并注明出處】

作者張揚

【作者簡介】張揚，原名張尊寬，筆名周豫，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湖南分會副主席、榮譽主席。1944年5月19日出生于河南省長葛縣，在湖南長沙長大。1961年10月發表處女作。1963年2月寫出《第二次握手》 （初稿），后多次重寫。“文革”中產生的1970年稿造成全國規模的手抄本流傳，張揚因此于1975年1月被“四人幫”逮捕并內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預下平反。《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累計印數達430萬冊，至今居新時期以來我國當代長篇小說發行量的首位。該書“重寫本”于2006年10月在北京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