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贏了官司。法院判國企支付251萬工程款，二審維持原判。

國企沒給錢，反而另案起訴他索賠360萬，同時申請保全凍結了應付給他的251萬。

他多次赴北京、省城反映情況，被本地公安以“涉嫌擾亂單位秩序”為由，反復傳喚、跨省攔截、行政拘留，前后7次被限制人身自由。

公安局自己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又自行撤銷了。

他說：“我是去反映國企拖欠工程款的事，我有判決書。為什么公安一次次抓我？”

一、二審判決生效，251萬仍未到賬

王俊是鹽城市大豐區中天環保節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1年，公司中標了鹽城市城市資產投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鹽城城某”）的糞污處置中心設備采購項目，合同金額976萬余元。

2022年11月，項目竣工驗收合格，2023年2月移交運營。城某支付了部分款項后，剩余251萬余元一直拖欠。

2024年4月，王俊起訴。2025年6月，一審判決城某支付工程款251萬余元及利息。城某上訴，2026年1月二審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后，城某僅支付了40萬元，剩余款項一直未付。

判決寫得很清楚：城某該付錢。但生效判決的執行遇到障礙。

二、城某反向起訴，170萬“勞務費”當庭縮水至30萬

王俊申請強制執行時才發現，城某已經另案起訴了他，索賠360萬元，理由是“設備質量問題導致額外勞務支出”。同時，城某申請訴前保全，凍結了應支付給王俊的251萬工程款——這筆錢，正是終審判決確認的、城某應當支付給中天環保公司的款項。

王俊說：“他欠我的錢，法院判了他給。他不但不給，還起訴我，把我的執行款凍結了。”

城某最初索賠360萬，其中勞務費用部分約170萬元。王俊在庭審中提交招標公告、合同、銀行回單后，城某當庭將勞務費索賠額從170萬元降至30萬元。他提供了勞務外包合同和銀行轉賬記錄：

l城某子公司與勞務公司簽的合同，有效期僅一年（2023年5月5日至2024年5月4日），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l合同到期后，沒有續簽、沒有重新招標；

l但城某在2024年7月、2025年、2026年仍在向勞務公司支付費用，合計約170萬元；

l這些支付發生在合同到期之后，沒有合法合同支撐。

這筆費用的時間線，指向一個核心疑問：一筆無合同支撐的財政資金支出去向，是否正在被訴訟所掩蓋？

更值得追問的是時間線：城某清能公司在2023年1月至4月即已啟動勞務外包招標，而設備正式移交運營是2023年2月13日——招標早于移交，這筆人工支出本就是項目運營的固定成本，并非所謂“設備質量問題導致的額外損失”。

城某明知是自己項目的剛需求招標支出費用，與王俊設備無關。卻將其包裝成損失起訴追償，證據被拆穿后當庭從170萬元降至30萬元。王俊在上訪材料中寫道：“鹽城市城投公司為逃避應該履行付款的義務，惡意另案起訴并保全其自身應付債務，目的明顯是阻礙執行、濫用訴訟權利。”

這份從170萬縮水至30萬的訴訟，究竟是為解決爭議，還是以訴訟手段將一筆缺乏合同依據的支出進行轉嫁？

三、7次被傳喚：從北京到鹽城

王俊多次到省、國家信訪部門反映情況，遞交判決書和書面材料。他說，他沒有過激行為，沒有滯留堵門，沒有擾亂任何單位秩序。

但據他統計，從2026年3月至6月，他被鹽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永某派出所傳喚、攔截、關押共7次：

2026年3月4日，從北京返回鹽城途中被攔截，關押約18小時；

2026年3月8日，在北京南站被攔截，次日押回鹽城關押約17小時；

2026年4月21日，在北京被亭湖分局永某派出所所長帶隊帶回鹽城，被行政拘留7日；

5月9日、5月11日、5月27日、5月29日，又先后多次被傳喚或攔截關押。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公安機關傳喚后應當及時詢問查證，詢問查證的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七次傳喚中，絕大多數詢問時長遠超法定8小時上限。

傳喚證上的依據全部是“涉嫌擾亂單位秩序”。但王俊說：“我從來沒有鬧事，我遞的是判決書，是書面材料。”

傳喚程序的合規性引發疑問。

四、行政處罰被撤銷，刑事偵查被終止

2026年4月21日，亭湖分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以“多次至北京國家信訪局非正常信訪被查獲”為由，對王俊處以行政拘留7日。

一個月后，2026年5月27日，亭湖分局自行撤銷了該行政處罰決定，理由是“行政處罰不當”。

而在此之前，王俊曾因赴京反映情況，被出具《刑事拘留證》從北京帶回鹽城。但到達鹽城當天，刑事拘留即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終止偵查決定書》，理由是“經查明不夠刑事處罰”。

刑事拘留證出具當天即被撤銷——這份文書存在的意義是什么？

公安自己認定了處罰不當，自行撤銷了。同時，亭湖分局出具了《終止偵查決定書》，以“經查明不夠刑事處罰”為由，終止了對王俊的刑事偵查。

2026年6月25日，王俊收到永某派出所短信通知：該案“因案情復雜，經分局批準，延長辦案期限30日”。

王俊說：“刑事拘留當天出當天撤，現在又說延長。案子到底是有還是沒？有，為什么終止偵查？沒，為什么延長？他們到底想做什么？”

行政處罰撤銷了，刑事偵查終止了，但傳喚和攔截仍在繼續。5月29日，王俊再次被傳喚關押近5小時。

一個被官方認定為“不當”的行政處罰，意味著此前采取的傳喚、拘留等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基礎受到動搖。行政處罰自行撤銷、刑事偵查終止，卻又延長辦案期限——案件的法律狀態究竟是什么？

五、背后的問題

王俊的遭遇包含多個層次：

一是生效判決執行受阻。二審已經判了，城某仍然不付錢，反而另案起訴并保全凍結執行款。一份生效判決，在鹽城亭湖區法院的執行程序中，被另一起訴訟的保全措施凍結了。同一個法院，判決城某付錢，又允許城某凍結這筆錢，這一程序上的自我矛盾值得關注。

二是傳喚的邊界問題。傳喚證依據是“涉嫌擾亂單位秩序”，但行政處罰已被自行撤銷、刑事偵查已被終止，刑事拘留出具當天即被撤銷。在此前提下，公安仍反復傳喚，傳喚的必要性與合法性存疑。

三是170萬勞務費支出存疑。合同到期后無續簽，城某仍持續支付約170萬元。這筆支出是否有合法合同支撐、是否構成財政資金流失，是本案的關鍵疑點。

王俊稱，他每次去信訪都是遞書面材料，沒有堵門、沒有滯留、沒有鬧事，卻反復被傳喚。他感覺自己一直在被關注，正常生活受到影響。

而王俊的企業因工程款長期被占用而陷入困境，被列為被執行人，無力繳納職工社保，個人背負民間借貸和網貸債務，三個孩子因家庭變故受到影響，家中還有年邁病重的父親需要照顧。一個曾經的工程師、企業法人，如今面臨的是企業瀕臨倒閉、家庭瀕臨破碎的雙重困境。

六、三個問題，需要回答

一問鹽城市城市資產投某集團有限公司：

二審判決已經生效，工程款至今未付清，另案起訴索賠360萬并凍結應付工程款，致使一份生效判決在執行階段被另一訴訟保全措施凍結——這種操作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勞務外包合同2024年5月4日到期，合同到期后城某仍在支付勞務費約170萬元。這筆錢的合同依據是什么？是否存在虛列支出、套取財政資金的情況？

二問鹽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

行政處罰決定已自行撤銷，理由是“行政處罰不當”。刑事偵查已終止，理由是“不夠刑事處罰”。在這兩個前提之下，認定王俊“涉嫌擾亂單位秩序”反復傳喚的法律依據是什么？程序是否存在瑕疵？

三問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法院：

城某拖欠251萬工程款，法院判了全額支付；城某另案起訴索賠并保全，法院允許凍結這筆錢。同一個法院，判決城某付錢，又允許城某凍結這筆錢——是否構成程序上的自我矛盾？保全措施是否恰當？

七、不能讓守法人成為孤勇者

王俊說：“我有判決書，是終審判決。法律已經判了，城某該給我錢。”

“但我拿不到錢。我去反映，公安一次次抓我。行政處罰撤了，偵查終止了，還是繼續抓我。我不知道還能去哪，也不知道該找誰。”

“一個終審判決，在執行階段能被另一份訴前保全凍住——那執行的意義是什么？”

“行政處罰自行撤銷了，偵查終止了——那反復傳喚我，依據又是什么？”

法治的權威，在于每一份判決都能不打折扣地得到執行。法律是最后的防線，不能讓守法人成為孤勇者。

基于以上事實，王俊提出三點訴求：要求解除債權凍結、支付判決款項；對合同到期后約170萬元支出及當庭縮水的訴訟，請求核查是否存在虛構費用的情況；對七次傳喚中多次超時、手續后補及行政處罰自行撤銷等問題，請求追究相關民警的執法責任。

（本稿件依據王俊提供的判決書、傳喚證、撤銷行政處罰決定書、終止偵查決定書、勞務外包合同、銀行轉賬記錄等材料整理，相關事實尚待司法機關進一步調查認定。截至發稿，該公司及公安宣傳部門，均未獲正面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