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惡性事件有很多，不乏比唐山打人更血腥的、更能沖擊公眾情緒的惡性事件，但這些性質更加惡劣的事件，反而沒有引起熱議，為何偏偏唐山事件引人注目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審核員日常的疏漏，畢竟每天審核的內容過多，比如b站雖然27.9%的員工都負責審核工作，但仍出現b站審核小編過勞死的新聞。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當代年輕人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缺乏最基本的認知，甚至連20年前的中國都不了解，考慮到中國的父母會選擇性地屏蔽記憶，這使得年輕人無法通過父母獲得過去的經驗。

唐山事件，在20年前本是稀松平常，但對于從未見過黑惡勢力的年輕人來說，卻是晴天霹靂，一下子打碎了他們心中構想的完美世界。

一、年輕人宛如不知中國事的“外賓”

在大眾宣傳中，中國良好的社會治安一向張維為等的宣傳賣點，而唐山打人事件無疑成為張維為等的一次“破功”，標榜“深夜出門擼串”的團團也被光速打臉。

當然，在2010年后隨著政府財政能力的改善，經過數年數輪掃黑除惡后，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是無可非議的，所謂女性在夜里也可以安心擼串，至少在城市里絕不是一句空話，但在2010年前，乃至90年代，社會治安往往成為被公眾詬病的話題。

70后80后對世紀之交那些社會惡性事件應該不陌生，從接管夜幕下哈爾濱的喬四到被拍進電視劇中千里殺人的白寶山，從慕綏新治下的沈陽官匪勾結再到劉漢的四川黑幫商業帝國，這些都是這個時代年輕人難以想象的。

同樣那個時代的大眾傳播文化也在諷刺社會治安的烏煙瘴氣，《重案六組》、《紅蜘蛛》是對那個時代社會治安情況的真實注腳。

而王小波所虛構《紅拂夜奔》中那個泥濘不堪的洛陽城，便是當時社會治安不堪的寫照；王小波把踩高蹺稱為“taxi”，也是那個時代對圍繞著出租車行業產生的一系列社會惡性事件的暗喻。

很遺憾生長在新千年的90后和00后卻不能讀懂王小波書中這些精巧的暗喻，舊時代已經終結，而他們成長的時代是共和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因此沒有70后80后腦回路中對于社會治安問題的記憶。

而唐山黑社會打人的惡性事件登上微博熱搜，他們的表現反而像個“外賓”一樣對社會不穩定程度忍耐極低，“友邦驚詫”的表現讓上一個時代的人所驚異。

但是這些年輕人卻是互聯網平臺的原住民，他們掌握著輿論場的主要發言權。而這個消費主義時代，具有巨大消費力的城市年輕女性掌握了她們母親祖母時代從未有過的獨立性與話語權。

她們中有些人借助女權主義的話術，熟練的運用互聯網媒體工具，表達對自身不安全感的擔憂。而這些因素也迅速的使唐山打人這一話題爆紅。

二、歷史上京畿地區社會的劣化

電影《老炮兒》為了上映曾刪去“燜三”一句關于“83嚴打”的臺詞，如今老炮兒們也老了，成為了在街頭毆打女性的黑社會團伙。他們中有的混好了，開了公司半洗白過上了黑白兩吃的生活；有的混得差，成了電影《老炮兒》中街頭落魄的“六爺”和“燜三”。

不過不管好與壞，他們總愛把“兄弟”、“情義”掛在嘴邊，作為他們作惡的擋箭牌?！?3嚴打”依然是改開以來無法繞開的事件。而打擊作惡一方的唐山菜刀隊也成為嚴打的第一槍，成為那場運動的重要標志。

此類惡性事件的爆發與當時就業形式密不可分，80年代，2000萬知青返城，由于缺少就業崗位，產生了大量的待業青年。

當時的待業青年有多少呢？北京市待業人員4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8.6%，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有一個待業人員。天津市待業人員最多達到38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1.7%。如此之多的無業人員中即使有1%的人心有歹念，無異將給社會治安造成巨大壓力。

不過我并不想繼續論證唐山打人這種惡性事件與經濟惡化導致失業的關聯，畢竟當老板開豪車打人的必然不是靈活就業人口，而是長期橫行鄉里的黑社會團伙。

在中國古代，他們不是白寶山這樣殺人越貨的悍匪，也不能組織起大規模的犯罪團體，因此往往從事著低烈度的犯罪行為。而由于地方政府資源的有限和執法成本的限制，很難完全清除此類團伙。

京畿地區作為秦制程度最強的地區，很難產生強大的自發組織，這里一向是原子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一旦行政力量缺位，很容易變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因為道德和法律往往源自共同體內成員的共識與遵守，因此互害的盛行與道德的敗壞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組織總會存在，只是會往小型化與劣化發展，原子核地區產生黑惡勢力不足為奇。這些小型黑社會團體常常采取的是威脅恐嚇的行事手段就能夠魚肉一方，畢竟原子化的個人毫無縛雞之力。

在古代，這種低烈度的犯罪行為會讓良民不勝其擾，也會讓朝廷頭疼，自明代在燕京建都后，京畿就以“難治”著稱。作為入關不久還保留著淳樸氣質的東北老哥康熙，就曾說京畿某縣民風之差是他從未見過的，無他只是因為當地混混實在讓朝廷頭疼。

“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氣死公安，難死法院”的順口溜就是地方政府面對小型黑社會團體的真實寫照。

他們有時會失手把簍子捅大把自己送進去，而更多情況下是“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在與低烈度犯罪的交鋒中處于下風，這就是中國廣大三四線城市以前的現實。

三、治安是怎樣變好的

真正讓局面有所改善的，是2010年以來財政能力的強大，中國的經濟發展讓行政力量的效率大幅增加，加上天網和大數據的應用，讓犯罪分子無處遁形，這才營造了“夜里可以擼串”的平安景象。

實際上，2000多年來，只有這十多年的中國真正實現了治安的良好，犯罪率比西歐國家還要低，而90后，00后的青少年時期，正是成長在中國的黃金時代，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幸福的，這讓他們宛若溫室里的花朵，對基本的社會常識缺乏了解，在看到一丁點犯罪后就感到崩潰。

我相信通過這次事件，國家的治安力量能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我相信中國還是能維持總體的安全，但年輕人同樣要知道，這樣的平安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且有著極高的維系成本，它完全依賴財政和行政力量的強大與否，沒有什么東西是免費的，幸福的日子總是短暫的。

（原子化宅男宅女只是蹭制度的紅利，他們沒有獨立生存能力）

在新形勢下，年輕人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努力加強自己的武德，并防止自己成為原子化的個人，原子化的宅男宅女只能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這種制度性的紅利永遠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