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建明：是該“中國哲學”登場了

10卷本《中國哲學通史》近日已全部出版。這套書從2007年啟動，至今歷15年之久。其過程很漫長，亦有諸般酸甜苦辣，但結果是令人滿意的。我作為這套書的策劃者，也為此感到非常高興。現借此時刻，回顧一下醞釀、立項、撰寫、編輯和出版的過程，也算為當代學術史留一點雪泥鴻爪。

府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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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有什么用？

現在常有朋友要我推薦一些哲學方面的書，同時會隨問一句“哲學到底有什么用？”我對有人喜歡哲學總是樂觀其成的，但對“哲學有什么用”的問題則時感惶悚。因為回溯整個中西方哲學史，哲學家而能顯達、長壽或者坐擁財富者并不多，即便有之，他們也不是靠哲學而獲得的。

所以我會謹慎地對他們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哲學相對于其他具體的學科，是一種無用之學，人們不因為學了哲學就可為官、就可長壽、就可發財。這話讓那些希望從哲學中獲得某種“好處”的朋友，不免有些氣餒。

但我同時想告訴他們，哲學作為一種形上之學，是追問世界本原和生命意義的，人之為人就始終無法回避這個問題，不管你是否自覺在思在問，這些問題始終存留在你的心靈深處；即便是“哲學有什么用”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它已經包含了你對人生與價值的某種傾向。

我們或許無法從哲學中獲得具體的“好處”，但可以通過學習哲學（或某種哲學思潮）而讓自己明白些、通達些。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是無用而大用”，學一點哲學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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醞釀策劃

我產生新做一套大型的《中國哲學通史》的想法，要追溯到2004年，那時我社正在組織力量編輯葉秀山、王樹人總主編的《西方哲學史》（共8卷），我負責整個項目的統籌工作。那時我就想，如果我們能出一套如此規模的《中國哲學通史》，就可形成在西哲和中哲出版領域的雙翼，對提升我社在業內外的影響一定大有禆益。

除了這一直接的動因，我有另一個想法常縈于心，就是中哲史研究近百年來，其研究方法較為固化，如傳統的幾部代表性的中國哲學史著作，要么以西哲范式比附中哲史，要么以“唯物”“唯心”二分法處理中哲史，而中國哲學自身的豐富特色不能得到真實呈現；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學界對此已有諸多反思，亦有不少成果，應該有一部新的大型的通史類著作進行總結和深化。

基于這樣的考慮，我萌生了組織學者撰寫一套大型的《中國哲學通史》的念頭。我當時首先想到了任繼愈先生，因為他是享譽學界的《中國哲學史》（4卷本）和《中國哲學發展史》（7卷本，出版4卷）的主編，同時也是當時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會長，在中哲史研究領域可謂是泰山北斗。而我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擔任任先生主編的《佛教大辭典》《中國佛教叢書》等多個項目的責任編輯，與任先生常有接觸，關系密切。

我為此給任先生寫了信，并專程去拜訪他，談了自己的想法。任先生首先對我的想法很表贊成，他說經過這么些年，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了不小的進步，無論在方法論上還是新見材料上都有新突破，所以都有重新總結的必要了。他并說，人民出版社要重印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他也叫出版社不要重印了，因為此書有時代的局限。

但任先生說，要主編一套新的大型的《中國哲學通史》，他本人已經沒有精力了，要我考慮其他的年輕一點的人來承擔。當時他就提到了武漢大學哲學系（后為哲學學院）。他說武大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一向很扎實，蕭萐父先生的團隊也很齊整，當然蕭先生年紀也不小了，精力恐怕也不行，他的學生郭齊勇年富力強，學識人品都好，也有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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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組稿

我聽了任先生的建議，并私下做了一些調研，就在2006年第一次給郭齊勇老師寫信。我記得當時還沒有郭老師的電子郵箱，我是用紙質信件聯系他的。郭老師很快給我回了信，很熱情但也很謹慎。熱情是他對這個項目的意義表示充分肯定，謹慎是他表示做這樣的大項目有較大難度，容與相關同事商量后再定。

恰在此時，我們集團正在組織出版《鳳凰文庫》，需要邀請一些著名學者擔任學術委員，郭老師屬受邀之列，專程來南京開會。我在會議期間與他做了進一步溝通，其意還是說服他，希望他能出面主編這套書。我把我社已經出版的《西方哲學史》《中國近代通史》及其他正在落實的重大項目向他做了介紹，郭老師顯然受到了鼓舞。他回去后，又與我通過郵件交流了多次，才基本達成了《中國哲學通史》的編撰出版意向。

事后我了解到，當時在武大哲學學院中哲史教研隊伍中，關于做不做這個項目是有不同意見的。當時尚較年輕的吳根友兄力主做這個項目，他認為這對推動武大中哲學科的建設有重要意義。而有些教師有顧慮，原因是大家手頭都比較忙，這種集體性項目牽涉精力又多，弄不好會虎頭蛇尾，吃力不討好。

郭老師為此做了不少說服工作，同時把與武大有師友淵源的幾位外校專家動員進來，如中山大學的龔雋、深圳大學的李大華、陜西師大的丁為祥、華中農大的蕭洪恩、上海師大的吾淳等。

和作者團隊在武漢大學碰面

2007年3月，我和郭老師商量在武漢大學開一次作者座談會，就此套書的內容、特點、框架、規模等進行研討。我當時任總編輯助理，獨自一人前往。這次會上，確定了以“學術版”的方式來編寫這套書，即在總的體例和框架內，允許各卷作者較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研究來寫作，突出學術性和原創性；時間的起迄，是從先秦至1949年，這比以往同類的中哲史著作多了一個“現代卷”。

另外考慮到以往對少數民族哲學和古代科技哲學的關注較少，同類的通史性著作大都付諸闕如，于是決定這套書增加這兩方面的內容，但當時尚未有專設“少數民族哲學卷”和“古代科技哲學卷”的計劃（原計劃這套書為8卷）。

當時會上也議到成立編委會的問題，即由郭老師任總主編，另設兩位副總主編協助郭老師工作，各卷則設主編以負責。我通過以往的經驗，覺得作者架構越簡單越好，所以私下與郭老師商量，建議全套書只設一主編，也無需編委會；各卷也不設主編，而是以“著”的形式署名，以利于提高作者的積極性。郭老師覺得我的這個意見很好，后來即遵此實行了。

2008年的春季，我和郭老師商定在武大再開一次編寫工作會議，明確各卷作者的分工，推動這個項目的全面實施。這次會議上，在郭老師的通盤考慮下，明確增加了“少數民族哲學卷”和“古代科技哲學卷”這兩個專卷，全套書擴展為10卷；各卷的字數在50萬字左右，但根據需要可以有適當浮動；各卷的第一作者為各卷組織者、統稿人，各卷署名以3人為限，超出者以“等”字表示，具體情況在后記中述明。

會上由我代表出版社與作者方簽訂了合同，先是與郭老師簽訂了整套書的主編合同，同時又與各卷的第一作者分別簽訂了分卷合同。為什么簽這樣的合同？這是我與郭老師商量的，一是提高各卷作者的積極性，因為當時好多大型套書都是只簽一份主編合同，分卷作者的積極性多少受到影響；二是我們這套書名為“學術版”，允許各卷作者在總的框架下，有自己的研究和創見，各卷分別簽合同，也是希望他們做到文責自負。這就是“責權利”相統一。后來看來這個做法是有效的。雖然我們出版社為此要多用9個書號（原來一套書只要1個書號），但對推動這套書的編寫是有積極意義的。

會后，郭老師希望出版社提供一個編寫體例，供大家參照執行。我于是親自擬定了一份，涉及撰寫宗旨、內容范圍、框架結構、引文要求、注釋規范等等，應該說相當詳盡。我把這份體例發給郭老師后，郭老師作了一些補充，又發我看了一下，然后作為定稿發給各位作者。隨后我應作者的要求，給大家分別寄贈了一套《西方哲學史》，既有供參考的意思，也有鼓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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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催稿

2008年以后，各卷作者收集材料、研讀消化、潛心寫作，而對出版社和我，則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原計劃這套書是5年內交稿，出版社計劃用2年時間編輯出版，大概于2015年出來。但由于作者都比較忙，有種種可以想象的原因，所以不斷延后。

我雖然希望作者能夠早點交稿，希望早點看到書的面世，但也充分理解學術研究和寫作的不易，所以我都是每年在節日期間，通過向郭老師發郵件問候的形式，了解書稿的進度，自然也暗含催稿的意思。同時，我把我社在這期間新出的《中國佛教通史》和《中國美學通史》等信息相告知，其意也是盡在不言中。郭老師總是巧妙地把我的郵件轉發給各位作者，然后再回復我。我知道，即便是這樣的方式，一定讓各位作者芒刺在背，因為我自己也是有這樣的體會，被人催稿的滋味總是不好受的。

《中國佛教通史》全十五卷

有好幾次在學術會議上碰到這套書的作者，如吳根友、丁為祥、胡治洪、丁四新諸兄，他們既迭聲表示抱歉，也表示一定努力早點交稿，其情其景反讓我心有不忍。還有幾次我利用出差的機會到武漢，與郭老師見面，郭老師總是約在武漢的作者聚談。大家知道我有催稿的意思，寒暄中便多是歉意。而我雖說表示理解，但希望早點見稿的心情一定是溢于言表的。

《中國美學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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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

2017年開始，各卷作者陸續完成了初稿，郭老師逐步發給我，讓我看到了希望。我就安排了十余位編輯，組成一個團隊。后來實際參與的有近20位。為了推動這個項目早日完成，我自己擔任郭老師寫的先秦卷的責任編輯。但這個時候出版社也很忙，我們好多編輯手頭往往有十來部稿子在流轉，經常是忙完這本書的一校，就要掉頭看另一本書的二校，接著再處理另一本書的三校或其他事情。我本人當時還擔任社里的總編輯，之后又主持社里全面工作，也很難集中精力放在這一個項目上。

屋漏偏逢連夜雨，當時集團調整干部隊伍，有些骨干編輯被調到了集團的其他部門，有些編輯被上級宣傳部門借調去了，還有些編輯則被安排去外單位掛職鍛煉，使得本已十分緊張的人手更加捉襟見肘，全套書的編輯工作幾乎處于停頓狀態。原打算于2018年8月世界哲學大會在京召開期間推出此套書，自然根本無法實現。后打算于2019年10月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時出版，也沒有實現。再后來是發生了新冠疫情，出版社的工作相當一段時間不正常，編輯進展也就可想而知。

辦公室一角

作者交出稿子后希望早日見書，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所以這套書進入編輯流程后，郭老師便會不時問問這方面情況，有時是郵件，有時是微信。話雖是一貫的溫和，恰如當初我催問他的方式。但這次是輪到我感到芒刺在背，覺得作者既然千辛萬苦、緊趕慢趕地完成了書稿，而我們因為編輯的原因而拖延出版時間，實在有點對不起人家。

于是我多次召開編輯協調會，要求各卷責任編輯制訂具體的進度表，嚴格按倒計時的方式開展工作；需要送審的“少數民族哲學卷”，則抓緊走送審流程。編輯們受我的“逼迫”，也制訂了各自的進度表，計劃于2020年底全部付印出版。但即便如此，以我過往做重大項目的經驗，這個計劃是很難實現的。然而同樣的經驗是，有計劃總比無計劃好，不“逼迫”就會無限期拖延。

之后，我一卷卷地盯問，要求編輯們遇到問題隨時找我，無論是內容方面的，還是體例方面的，或是送審流程上的，反正皆由我來處理和協調。

其中“少數民族哲學卷”排出后，責編于輝告訴我，篇幅達百萬字之巨。我看了此稿，發現其中近40萬字論及我國少數民族哲學研究的現狀、方法等等，寫得詳盡而豐滿，但考慮到全套書的體例，我認為不宜全用，而是將其壓縮成數萬字的導言；至于這部分的整體，鑒于其有特殊的價值，可由我社單獨成書出版。我把此意見告訴了郭老師，又跟作者蕭洪恩兄聯系，他們表示完全同意。由于此卷屬必須送審的重大選題，我又多次與相關部門溝通，才未致拖了全套書的后腿。

另外，“隋唐卷”的清樣排出后，責編胡海弘給我看了一下，我發覺此卷與其他卷次相比，內容上顯得單薄了，我又向郭老師匯報，希望再作一些充實。郭老師同意我的意見，即告龔雋兄，請他補寫相關內容。后來此卷進入二校后，我再翻閱校樣，感覺全卷的章節名尚未好好統稿，我就親自進行處理；同時，從內容上看，其中還缺少隋唐三教關系方面的，我就叫海弘告訴龔雋，請他補寫一節，以彌補缺憾。此卷經此反復，至少比原來提高了不少。

2019年底我退居二線，時間相對充裕些，我就把先秦卷先行編好，于2020年初付印，借此給其他編輯做范本，也是變相進一步催促他們。但不出我所料，到了2020年下半年，還有多卷的二校沒有完成，有的甚至還在一校過程中。我只好一卷卷地分別找責任編輯，詳細詢問有關情況。我們的編輯為此經常躲著我，因為我一見面就會問他們的進度，讓他們局促不安。但俗話說“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總有被我不期然碰到的時候。再者現在有了微信，我只要一想此事，就會在微信上問一下，那真叫“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由此，我常覺得自己成了“家里也沒余糧”的地主，前幾年催作者，后幾年催編輯。

不過平心而論，我們的編輯也是盡力了，也非常用心。這套書的編輯難度本來就大，光是涉及的大量古文獻，要能讀懂讀通就不易，更何況這些文獻包括中哲史領域的方方面面，若非學有專攻亦難悉數了解。而引文注釋的統一同樣需費大量時間，往往處理一卷就要十余天，這還不包括作者方面的返工。總之，就我所知，我們的編輯為此反復核校，反復統稿，花費了大量眼力和精力。現在這套書全部出齊了，其中無疑凝集著作者方和編輯方共同的心血。我作為“始作俑者”，除了向郭老師、各位作者表示感謝，也要向我們的編輯團隊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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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講” 轉向“接著講”

這套《中國哲學通史》出版后，已有不少專家學者對此予以高度評價。從我個人的角度看，它體現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是進一步確立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地位。

所謂“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就是研究中國哲學應當基于自身的文化環境、歷史傳統、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用自己的話語方式、思想體系，探尋中國哲學自身固有的特點，而不是一再用西方哲學的范疇、方法、體系等等來簡單比附、抽繹中國哲學。這就是從“照著講”向“接著講”的轉化。關于這個問題，近百年來學術界多有爭論，與此相關的爭論還有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現在關于“合法性”的問題已漸趨沉寂，但關于“主體性”問題還時有異議。

李澤厚先生

其實從哲學發展的廣義路徑和狹義路徑看，李澤厚先生在十余年前出版的兩本訪談錄（《該中國哲學登場了嗎？》和《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中，已肯定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問題，也得到了學術界較積極的回應。但如何運用到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與書寫中，尚有許多工作要做。換言之，要讓國際哲學界接受這樣的觀點，或者讓中國哲學堂堂正正走進世界哲學的殿堂，也還要做更多細致的研究與傳播。這套《中國哲學通史》的編寫，部分旨趣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郭齊勇所寫的“總序”中有著具體闡述，各卷的作者總體上也是自覺地按照這一旨趣進行研究和寫作。所以我們相信，這套書將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里程碑。

是該“中國哲學”登場了，這句話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郭齊勇教授向江蘇人民出版社贈送題詩

文章轉發來源：公眾號“School 思庫” 思庫大家談 2022年10月17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