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神舟十六號載人飛船與中國空間站徑向端口對接，我們的空間站再次迎來百噸級三艙三船構型，當指令長景海鵬打開軌道艙前艙門那一刻，人類又刷新了一項紀錄，就是在空間站的人口首次達到17人，中國空間站6人、國際空間站11人，以國別論，此刻我國航天員在軌人數高居世界第一。

央視在此次神舟十六號發射任務的報道中向多位總師提出了諸如“服務載人登月的新一代載人運載火箭何時首飛”等許多令人振奮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大家的關注度很高，就是外國航天員何時進入我國空間站？

載人航天工程總師周建平對此道出了實情，他說，和有關國家合作選拔參加中國空間站飛行的航天員，這件事應該很快就會有報道。

中國空間站至今還沒有出現外國航天員的原因，是因為前期空間站處于在軌建造階段，當時的保障條件還不成熟。

現在空間站建造階段任務已經完成，并且已經進入應用與發展的新階段，那么之后，外國航天員何時進入我國空間站則主要有兩個限制因素：1.神舟載人飛船的運載能力；2.外國航天員的培訓周期。

經過任務協調，以及時間的推移，上述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

就在三個月前，載人航天工程副總師陳善廣也對央視披露，我們即將開始準備選拔國際的航天員，到我們空間站上去，一起來聯合開展科學實驗。

可以說，外國航天員進入中國空間站是勢在必行的事。

有些網友也會很納悶，為什么一定要對外開放空間站？難道不是為他人做嫁衣？

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于我們而言開放空間站符合長遠利益，且遠大于封閉的利益。

用空間站系統總指揮王翔的話說，中國空間站就像是一個工業區，我們把水電氣網資源保障好，大家可以開展深層次合作。

就公開信息來看，合作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載荷級合作、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任務級合作。

載荷級合作，就是外方提供的載荷必須滿足我們要求的科學價值標準，且必須向我單方面共享載荷產生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礎上由我方提供發射與在軌照料服務。外方負責研制載荷，而我們就等于在省去載荷研發費用的同時還能拿到全套數據成果。

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的合作層級還不是最高的，更高一層級的合作是任務級合作，比如空間站對接外國艙段，以及來訪的外國飛船，然后雙方根據協議共享這些艙段、飛船產生的各種價值。比如，在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合作框架下，我國航天員也可以搭乘外國飛船進行天地往返飛行。

就目前來看，中國空間站完全有能力承擔載荷級合作、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但任務級合作能力尚有欠缺。

中國空間站有5個對接口，其中三個是飛船對接口，用于對接來訪載人與貨運飛船，另外兩個是用于艙段對接的永久停泊口，隨著空間站建造任務的完成，兩個停泊口已經被問天實驗艙與夢天實驗艙占用。

如果在3個飛船對接口中調出一個用于艙段對接，那么航天員與補給貨物的天地往返運輸將受到極大的制約，因此就需要在當前構型基礎上再增加一個多功能節點艙。

據神舟十六號任務發布會披露，為進一步支持在軌科學實驗、為航天員的工作和生活創造更好的條件，將適時發射擴展艙段，將空間站基本構型由“T”字型升級為“十”字型。

這里所提到的“擴展艙段”指的應該就是在此前載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上亮相的“多功能節點艙”，該艙段設計有5個對接口（據王翔披露，是4個對接口、1個航天員出艙口），其中一個是用于對接當前空間站前向端口的主動對接口，另外四個均為被動對接口，可以用于對接來訪飛船或其它國際合作艙段。

中國空間站設計最大構型是180噸級，但如果有了這個多功能節點艙，那么再對接一座新的空間站在設計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與多功能節點艙同步發展的還有“新一代近地載人飛船”，該型飛船可一次運送4至7名航天員，結合多功能節點艙的生活保障能力，屆時常態化駐留人員可以由3人升級為4人，輪換時為8人，保障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的能力也將更強。

談及至此，可能有些人還是想不通，為什么要開放？其實除了收獲科學技術層面的合作利益之外，還有技術標準輸出領域的攻城拔寨，可以增強他國對我依賴性，這一隱性價值可以在其它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展現。

在人們的印象中，大洋彼岸的美國通常可以一呼百應，它的領導力與號召力是通過什么途徑形成的呢？舉幾個例子：

前不久，我國向泰國海軍成功出口交付了一艘兩萬噸級的071ET型綜合登陸艦，這款戰艦擁有寬闊的飛行甲板，比我們自用型還增加了一個航空起降位，可以同時起降3架大型直升機，具有強大的海空立體登陸能力，這表明我們在海洋裝備領域具備了根據客戶需求進行任意設計的實現能力。

但就是這么強大的一款戰艦，泰國方面卻要求不采購配套的艦載武器以及部分電子設備，因為他們想從西方引進此類裝備。

是我們的武器不夠先進成熟嗎？顯然不是，這就涉及到標準的輸出障礙，泰國海軍自身規模有限，如果同時保留多種標準的武備與電子設備，后期維護成本就會很高，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這就體現了標準輸出的重要價值。

再看另一個例子，為什么美國敢于甚至非常愿意出口戰斗力強悍的第五代戰斗機F-35？

因為放眼全球，第五代戰斗機研發門檻非常高，是稀缺裝備，中小國家引進需求又非常旺盛，這是一箭多雕的事情，既能賺取高額利潤，又能控制他國航空制造能力，同時也根本不擔心他們有坐大的可能性，因為第五代戰斗機是大系統工程，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此種等級的配套研發能力。

在航天領域，類似的案例就是國際空間站，這就更是大系統工程，放眼全球完全具備大型載人空間站配套研發能力的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甚至連美國自身也沒有。

但唯有我們是一個異數，在神舟八號飛船任務成功實施的當年，美國就察覺到了我們強大的大系統工程實施能力，于是就設置各種障礙，并完全杜絕了中國參與他們所謂國際空間站建設與運營的可能。

于今時今日的世界，乃至未來世界，擁有大型載人空間站配套研發能力的國家也就是太平洋兩岸的我們與他們。

所以，也根本無需擔憂開放空間站會為他國做嫁衣的問題，因為基于實力的數量級差異，只有他國為我們做嫁衣的份。

實際上，在開放空間站的問題上我們更需要擔憂的是有多少有實力的玩家參與其中，畢竟國際空間站已經存在多年，吸收了以過去標準定義的那些航天大國。

對此，我們需要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哪兩手？

首先我們已經承諾向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開放中國空間站，也就是說參與國際空間站任務的那些國家我們原則上照單全收，但這其中必然存在阻力，比如此前來華參加國際航天員聯合訓練的意大利籍航天員薩曼莎，本來很有希望進入中國空間站，但由于近些年局勢的變化，使得她暫時無法成行。

對于此類合作我們仍然要爭取，但不是無原則地爭取，比如在表達愿意進行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任務時，我們用了“總體上持積極態度”的措辭，所謂“總體上”就不是一個絕對的詞語，而是考慮到可能的變數。

因此，我們又強調，國際合作的一個重點是“發展中國家”，要培育這些國家發展航天的動力與能力，這就像是乒乓球界的“養狼計劃”，讓他們逐漸具備一些任務能力，這樣才能服務于我們空間站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培育發展中國家的航天能力，可以擴大中國空間站國際合作的基本盤，假以時日，那些曾經參與國際空間站有些實力的航天大國也能被我們逐漸吸收過來，屆時就可以形成由我們主導的世界航天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