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殿配殿均已修繕，小小山門上，門額“皇恩橋玄天觀”仍清晰可見。大殿墻體用大城磚，也許移建時取自皇城墻甚至是障墻也未可知，彩繪為清代后期，原有菱花門窗已無，戧檐為精美的獅子磚雕。

如今，東安門及望恩橋的部分遺址在地面2.3米以下，已被開辟為明皇城墻東安門遺址。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到過北京的外國人都在游記里提到過一位愛攝影的“楊老爺”。

英國外交官阿爾杰農·米特福德在1866年的家書中講述了他對楊家的拜訪：“楊老爺是位藍頂子的三品官員，在兵部任職，但他每年還會有1萬至1.2萬英鎊的私人收入……我在俄國使館與他相識，他邀請我們去他家參加中秋節的晚宴。他在外城有座大房子……有個房間的裝飾緊隨歐洲的時尚，另一個房間裝飾了很多把槍，還有望遠鏡、時鐘、氣壓計、溫度計等其他外國物品。他還有一間攝影棚……他還送給我們自拍的肖像。”

他還提到，像電報、鐵路這些朝廷大臣都感到頭疼的東西，“楊老爺”卻很感興趣，甚至還想在北京和山東之間架條電報線，以便能隨時掌握自己在山東那邊生意的狀況。

這位思想超前的晚清官員就是楊昉，山西靈石張家莊人。其父楊尚文，字墨林，是清末著名藏書家。清末時其家族在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北京等地開設的票號和當鋪達一百余家，被稱為“當楊家”，良好的經濟基礎為他研習西方科技提供了條件。

楊家在北京前門外有一所大宅名“蓮筠簃”，楊昉在這里交友、會客，從事他感興趣的科學實驗等。

1870年11月9日，美國前國務卿威廉·西華德受邀去楊家做客，他的養女奧利弗在游記中寫道：“楊昉，是位開當鋪的‘紅頂’商人，是北京最富有的三個人之一，曾在上海接受教育，接觸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我們看到他的屋子里有化學藥瓶和照相器材……他很熟悉攝影，給我們看了他為妻子拍攝的照片。”

1871年，英國攝影家、旅行家約翰·湯姆遜在楊昉家至少拍攝了7張照片，其中5張印在他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一書中。湯姆遜說，還會再次拜訪楊昉，“教他怎樣用在北京能弄到的材料配制沖洗照片的藥水。”

1874年，一支俄國考察隊從圣彼得堡出發前往中國考察茶葉產地，9月26日，隊醫和隨隊攝影師鮑耶斯基一同拜訪了楊家。在探險隊回國出版的照片冊中，收錄了兩張楊昉家女眷的肖像，這兩位婦人都是旗女打扮，坐在院子的小亭中。

由以上外國人的記述可知，到1860年代中期，楊昉在北京的外國人圈子里已經有相當的名氣。同時期的中文資料中也有一些相關的記述，從中可以窺見楊昉身邊的一些士紳文人對攝影的體驗和看法。

刊刻于咸豐辛酉年（1861年）馮志沂的詩集提到“神魂疑被攝，倘悅不自保”，擔心自己的魂魄被照相機“攝”去，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中國人對攝影的態度。

著名畫家董壽平收藏有一張其曾祖父董文渙的肖像照，就是出自楊昉之手。在董文渙的日記中還有楊昉為曾任禮部侍郎的周壽昌拍攝肖像的記錄：“（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八（1872年4月15日），晴……午刻荇老過，同訪少初照像。”其中“荇老”即周壽昌。

從以上文獻的記載來看，楊昉的攝影實踐主要在1859年至1880年之間。楊昉身后留下一部名為《朗山雜記》的手稿，是他進行科學研究的筆記，記載了配制攝影藥水、制作玻璃、做動物標本，甚至種菜、腌咸雞蛋的方法等內容，其中27條與攝影直接相關。

筆記中還5次提到一個叫“翟多馬”的人，他是當時供職于大清海關，并在北京提供商業攝影服務的托馬斯·查爾德的中文名，楊昉尊稱其為“翟師”，可見在攝影及其他西方科技的應用方面查爾德給予了他很多指導和幫助。

從目前發現的資料中還無法得知楊昉最初是通過什么途徑獲得了攝影方面的設備和技術，他可能在上海生活過，并在那里學會攝影，畢竟1850年代上海就已有商業攝影活動。

據其曾孫楊德裕撰文回憶，光緒六年（1880年）楊昉攜家眷返回山西靈石張家莊，連同他的書籍、攝影器材、煤氣設施等，“雇用數十峰駱駝運月余方畢”。

楊昉的攝影作品存世極少。這大概是因為，他只是一個業余攝影愛好者，拍攝的人像照片多贈予友人，不像當時的外國攝影師或照相館的商業作品，大量復制且公開發行售賣。目前楊昉后人手中僅留存有兩張楊昉的照片，一為正面肖像，一為攝于同治七年（1868年）的楊昉騎馬像。

相對于照片，楊昉留下的這份手稿更為珍貴，為研究19世紀中國的攝影愛好者提供了寶貴的素材。但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楊昉極可能是個特例，像他這樣非常富有、對新科技抱有極大熱情并樂于付諸實踐、有廣泛的外國人交友圈，更重要的是有非常開明的思想的人，在當時的中國可能鳳毛麟角。

文 | 徐家寧

圖 |徐家寧

編輯 | 孫文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