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很早就意識到中日必有一戰，這也是他發起洋務運動的一個初衷，但是從一開始，他的避戰心理就非常嚴重。

李鴻章之所以有嚴重的避戰心理，一半的原因在自身，一半的理由在政敵。

李鴻章不糊涂，他非常清楚，洋務運動從開始那一天起，就受制于中國龐大體制的弊病，而他本人以及身后的軍政集團，也都不是什么“好人”，中國封建官僚幾千年來養成的那些“臭毛病”，他們一樣不少，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貪圖富貴，腐敗不堪。

辦實業是這樣，搞北洋海軍也是如此。

李鴻章搞洋務運動，辦實業，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總局、開平礦務局是基本盤，操控這些基本盤的都是李鴻章的私人，個個屁股都不干凈。

舉個例子，當時主持輪船招商局的是一度與盛宣懷齊名的徐潤，這廝在任上投機取巧，動用公款瘋狂炒作上海房地產，結果崩盤，造成巨大損失。盛宣懷就更別提了，他的暴富，就是從跟隨李鴻章辦實業開始的。

再說更為關鍵的北洋海軍。

李鴻章為了將北洋海軍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任人唯親、用人不善，丁汝昌根本不懂海軍，而且私德也不行，但因為他是淮系出身，李鴻章就把他擺在了北洋海軍提督這一關鍵位置上，結果弄得軍中烏煙瘴氣，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克扣軍餉、吃喝嫖賭，統統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

1886年，北洋艦隊造訪長崎，因水兵到妓院嫖妓而與日本警察和市民發生流血沖突。日方趁機做了調查，發現北洋軍艦甲板上供奉著關羽的神像，軍械缺乏保養，到處是吃剩的食物，晾曬的衣服，一片狼藉。

這樣的一支軍隊，怎么可能打大仗、打硬仗。

北洋海軍初建的時候，實力其實是遠超日本海軍的。

但是，朝廷內的頑固派、清流乃至權貴，要么見不得它好，要么看它礙眼。

正因為遭遇了這些掣肘，北洋海軍在與日本競爭的關鍵六年，竟然沒有添置戰艦和更新火炮。不僅如此，由翁同龢掌管的戶部，更是在1891年要求停購艦上大炮，并裁減海軍人員，此后更是連正常維修也無法得到保證。

李鴻章看著著急，在甲午海戰爆發前兩年曾強烈要求儲備彈藥，但因為翁同龢從中作梗，始終未能辦成。海戰爆發時，“經遠”、“來遠”兩艦主炮僅有三門可用，“靖遠”、“致遠”兩艦的閥門因年久破爛，以致中炮之后迅速沉沒。

翁同龢為了整治李鴻章，不惜搭上國家的前途命運，他后來被罷黜，一點也不冤。

基于種種不能示人的現實，對于這樣一支北洋海軍，李鴻章心中始終存有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希望將之養成“猛虎在山之勢”，借此來嚇唬人，主要是嚇唬日本人。

如果必須一戰，李鴻章想的不是在海戰決戰，而是將日本人引進來打。

李鴻章曾跟親信幕僚周馥說，如果中日宣戰，首先要遷都，等老佛爺和皇上遷到西安，然后他到北京，讓開一塊地盤讓日本人打到山海關。只要拖過冬天，日本人的補給就不行了，這時候我再跟它談判，逼迫它撤兵，讓它進退兩難。

對這個戰略，李鴻章曾寄予厚望，因為劉銘傳在臺灣用過這個辦法，將日本人成功拖在了基隆。

然而，面對日本人侵略的野心，李鴻章的這個想法不過是自我麻痹。

況且，當時的政治體制，也很難配合他實現這種戰略構想。

罵李鴻章賣國，除了甲午戰敗，他去簽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外，他還有重大失誤以及賣國嫌疑。

搞外交，李鴻章很長時間非常迷信“以夷制夷”這一套，因為1876年簽《煙臺條約》時，英國要撤使宣戰，其他國家都支持了他。

他的這個想法，需要在力量相對均衡的時候，才有可能奏效，一旦有一個強勢的力量介入進來，借“借力打力”的可能立刻就沒有了。

甲午戰爭，就是個例子。

因為在甲午戰爭中敗得太慘，李鴻章簽了賣國條約回來，因為外交戰略誤判，他又干了一件誤國甚至賣國的蠢事。

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他認為只有“結強援”，才能有效對抗日本，于是他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策略，非常不理智地跟俄國人簽訂了《中俄密約》，結果是“前門拒虎，后門進狼”，落入了更可怕的陷阱之中。

關于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以及后續事件，一直以來流傳著一種說法，李鴻章干這事，就是受賄賣國。

《中俄密約》簽訂之后，清廷本想依靠俄國抵御日本的侵略，誰知竟先遭到了俄國的算計。

1897年11月，德國強行以武力占領膠州灣，俄國非但沒有援華，反而借機侵占了旅順和大連，并且逼迫清廷進一步簽訂《旅大租地條約》。

慈禧起初是不同意與俄國簽這個條約的，俄國財政大臣維特便打電報給俄國財政部駐北京代表，讓他去見李鴻章和張蔭桓。

維特授意他的駐京代表：“以我的名義勸告他們施加影響，使我們提出的協定被中方接受，同時我答應給他們各一份厚禮——給李鴻章五十萬盧布；給張蔭桓二十五萬盧布。”

維特后來披露：“這是我在同中國人的談判中唯一的一次對他們行賄。”

如果此事千真萬確，李鴻章被罵賣國賊就一點不冤了。

他后來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就一文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