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小 麥

在這個焦慮、內耗與不確定成為普遍情緒的時代，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心理“新敘事”。

近日，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著名心理學家彭凱平教授接受《時代面孔》總編輯谷豐專訪，圍繞“積極心理學如何回應當代人的精神困境”展開深度對話。訪談中，他提出：“我們不能用疾病模型去理解所有人的心理問題，大多數人只是需要被理解和點亮。”

在一個多小時的交流里，彭凱平沒有抽象地談理論，而是將學術落地為一個個鮮活、真實的判斷。他講人性的裂縫，也講希望的可能；他講痛苦的不可避免，也講積極的可訓練。他堅信：越是在混亂與痛苦之中，人越要去尋找意義與愛。

精神困境不是病，而是渴望理解和連接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焦慮、情緒失控，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生病了。”彭凱平開門見山地指出。

在他看來，當前社會中被頻繁提及的“心理問題”，很多時候并不是臨床意義上的精神疾病，而是人們在生活壓力與社會轉型期的正常反應。

“我們不能一味用‘疾病模型’來看待情緒困擾，”他強調，“這會使人陷入自我病理化的誤區。”

相較于“修復病癥”，彭凱平更關注“點亮人心”。他認為，當代人最缺乏的，是理解、尊重與意義感——這種缺乏，比任何病理都更具破壞性。

“一個人真正崩潰的時刻，往往不是因為生活有多難，而是他覺得自己孤獨、無助、毫無價值。”

從“渣男”到“暖男”：心理學的方向該變了

“如果一個姑娘被渣男傷害了，傳統心理治療讓她回憶痛苦、解析細節，試圖找出創傷根源，這很容易讓人陷入更深的痛苦。” 彭凱平說，“但積極心理學的思路是，試著看看有沒有暖男出現。暖男一來，渣男不就忘了嗎？”

他的話語中，既有玩笑，也有洞察。

積極心理學并非忽略問題，而是在面對問題時，試圖通過建立積極體驗來替代和轉化負面情緒。這一思路誕生于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心理學界反思多年研究成果，發現心理問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1999年，積極心理學被正式提出，成為心理學發展的一次方向性轉折。

“我們過度關注人的消極面，忽略了人的力量。其實，每個人內在都有向善向上的潛能，只是我們以前太忙于‘治療’，忘了去喚醒。” 彭凱平說。

不是假裝快樂，而是發現希望

積極心理學這一概念，常常被誤解為“強行陽光”“自我安慰”。但彭凱平指出，這恰恰是對積極心理學的最大誤讀。

“積極心理學并不是讓你忽視痛苦、壓抑真實情緒，”他說，“它是一門關于人如何變得更好、如何擁有力量、如何找到內在資源的科學。”

它關注的是人性中的積極面：愛、希望、勇氣、意義、善意、韌性……這些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被激發、被訓練的心理能力。

彭凱平尤其提到，在面對壓力、焦慮、親密關系問題時，如果我們總是用“修補創傷”的視角去看人，就容易把人變成一個等待修理的“機器”。而積極心理學的視角是：你不是壞掉了，你只是暫時忘了自己有多好。

不是“阿Q精神”，而是知行合一

有人質疑，積極心理是不是“精神勝利法”？彭凱平立刻擺手，“絕對不是阿Q精神，我們跟阿Q有三個本質區別。”

他一條條列出：阿Q是否認現實，我們承認現實并熱愛現實；阿Q幻想脫困，我們主張現實的樂觀主義；阿Q什么都不做，我們強調行動、改變、追求。

在他看來，積極心理學其實與中國傳統哲學有共鳴。“知行合一”“致良知”“吾心光明”，王陽明的心學，與積極心理學所提倡的反思、自省、行動，都有相似的精神內核。

“人不能只是看世界，要在看見之后，站起來做點什么。”

情緒不是要“消滅”，而是要“看見”

“我們以為情緒問題只發生在壓力大的時候，其實不然。即使風調雨順，人類的情緒也是起伏不定的。” 彭凱平說。

自2020年起，他主導開設心理熱線，嘗試用更普及的方式觸達普通人。熱線數據顯示，最普遍的問題有三類：情緒困擾（焦慮、抑郁、恐懼）、職場壓力、以及親密關系中的沖突。

“很多人以為情緒問題是個體問題，其實它和社會結構、家庭背景密切相關。”他說，尤其是在城鄉結合部、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心理問題遠比城市中產更嚴重，“只是他們沒有表達渠道。”

他在多個地方推動建立“社會心理服務站”，在浙江臺州黃巖區建起全國首個“積極心理學體驗中心”，試圖重新打造現代社會中的“老槐樹”——一個人們可以安心傾訴、互相理解的心理空間。

克服“負性偏差”：積極是努力的結果

“人類有個特點，叫負性偏差。” 彭凱平解釋道，“丟50塊錢記半天，撿50塊錢卻忘得快。這種偏差讓人更容易沉浸在負面情緒中。”

因此，積極心理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種修行，是理性的選擇。

他提出了自己的“五施”方法論——多笑、多動、多說、多沉浸、多分享。“積極，不是形容詞，是動詞。”他一字一句地說。

盡管積極心理學強調樂觀，但彭凱平從不盲信“雞湯式”鼓勵。他指出，積極心理是建立在反思之上的力量。“優秀的人，不是不會懷疑，而是反思之后選擇相信。這才是真正的堅定。”

遺傳、原生家庭與人的可塑性

“有人問我，積極是不是天生的？我說，一部分是，可能有15%到40%的遺傳因素。” 但他更強調后天環境的作用。

對于原生家庭的討論，他持一個中間態度。“影響確實不小，但不要宿命論。”他說，“人類的大腦有‘神經可塑性’，通過學習、練習和環境的改變，人的思維和情緒狀態是可以重構的。”

這也成為他倡導積極心理的信心所在——即便過去不堪，即便性格陰郁，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嘗試成為更好的人。

“人不可能沒有痛苦，但人可以擁有穿越痛苦的力量。”這句話，他說得緩慢卻堅定。

他說，人是可以訓練的動物。就像肌肉需要鍛煉一樣，人的心理能力也可以通過認知訓練、情緒管理、意義建構等方式逐步增強。

積極，是一場長期主義的修行

采訪臨近尾聲，彭凱平反復提到“修行”二字。對他來說，心理學不僅是知識的研究，更是人生的歷練。它像一場內心的攀登，越往上走，越要穩住信念、守住初心。

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社會群體普遍出現焦慮、迷茫、無力感。對此，彭凱平并不否認，但他有著更深的洞察。

“過去我們為活著而努力，現在我們開始為活得更好而掙扎。”他說，“這正說明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階段，從剛性斗爭轉向柔性關懷。雖然陣痛明顯，但方向是對的。”

他把“積極”看作一種對抗這個時代焦慮的內在力量。

“積極，是智慧，是修行，是理性的選擇。” 他說，“世界不會因你的憤怒而改變，但它會因你的信念而悄然松動。”

他的聲音平和而有力——像是給這個焦慮時代遞來的一杯溫熱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