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出生在江蘇，卻生來就有上海戶口

上海戶籍可能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戶口之一。

擁有上海戶口，意味著不僅可以享受優質的醫療資源與教育資源，還有著更多就業機會可以選擇。

不過，落戶上海也是出了名的困難，要么是高學歷、要么進入體制單位……

然而，距離上海三百多公里的鹽城大豐，卻有一批從未在上海居住，卻能輕松獲得上海戶口的江蘇人。

他們手持上海身份證，享受著上海的福利待遇，收入也遠高于戶籍所在地。

這種看似不合理的現象背后，其實隱藏著一段復雜的上海“飛地”故事。

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擁有整整11塊“飛地”，占據了全國“飛地”總量的三分之一。（全國飛地約34塊）

所謂“飛地”是一種獨特的人文地理現象，指的是某塊土地雖然屬于某個行政區的管轄范圍，但并不與該行政區相連。

簡而言之，“飛地”就像是一塊“漂浮”的土地，與所屬行政區隔離開來。

上海的眾多“飛地”根源在于，上海解放初期可利用的耕種面積并不多，數百萬人都擠在約500平的城市區域，農業生產嚴重不足。

因此，1950年3月，為了緩解糧食危機，時任華東地區黨政軍第二書記的陳毅，批準將江蘇省（當時為蘇中行署）的鹽城大豐縣一塊荒地，用于上海農業生產。

這塊特批的“飛地”，就是日后解決上海人主副食品供應問題的“大豐農場”。

對于上海來說，這也是新政府解決大量游民的重要舉措。

解放初期的上海，擁有500萬人口，其中有不少是因戰亂涌進來的無業游民，因此帶來各類經濟和社會問題。

于是，曾率領新四軍在鹽城周邊戰斗過的陳毅，便提出動員失業群眾到皖北和蘇北墾區墾荒生產的建議。

從那時起，這里便先后接納了約6萬名上海遷移出來的游民，成為大豐農場的早期拓荒者。

因為其中有大量游民與勞改人員，上海市政府專門成立了“墾區勞動生產管理局”，負責這片農場的墾荒工作，直屬于上海市政府，由上海派出干部、技術人員和農業職工經營農場。

于是，大豐縣境內誕生了第一塊屬于上海的“飛地”，也是新中國首個跨省域“飛地”。

此時，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推進，上海加快了清理舊社會遺留治安問題的步伐，亟需安置大量無業游民并改造罪犯，因此加大了在鄰省設立“飛地”管理的力度。

因此在最早的“大豐農場”的基礎上，又衍生出四岔河監獄和吳家洼監獄，這樣一來，大豐縣便有了三塊上海“飛地”。

借鑒大豐“飛地”的成功模式，上海又陸續在安徽設立了白茅嶺農場，在福建省設立了軍天湖農場(后遷至安徽）等“飛地”農場。

到60年代，又有約8萬名上海知青陸續插隊落戶到了大豐。

他們的到來，不僅加快了當地墾荒辟壤的步伐，也讓大豐農場真正成為保障上海主副食品供應的“菜籃子”。

上海分布在外地的“飛地”，也隨著生產類型和用途有了不同區分。

比如上海設在江蘇省境內的南京梅山煉鐵基地、徐州大屯煤礦、昆山振蘇磚瓦廠，這三家都屬于上海的“工業飛地”，其他地區的“飛地”則主要為“農業飛地”。

再從功能劃分來看，安徽的黃山茶林場和練江草場，主要是安置支援三線建設的上海知青；而安徽宣城的軍天湖農場和白茅嶺農場則最初用于改造罪犯。

軍天湖農場

值得一提是，負責“飛地”管理的上海籍干部，他們的戶籍和組織關系依然是在上海，只是在此工作而已。

他們的隨遷子女，也同樣是上海戶口。除了學的是上海教材，而且還能在高考時得到特殊的政策加分，大部分也選擇回到了上海。

進入21世紀以來，這些上海“飛地”加快轉型步伐，除了幾個監獄外，基本上都已轉制為國有企業。

比如大豐農場，如今就是上海光明集團旗下的單位。上海人經常喝的光明牛奶，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這里。

不過，對于上海來說，大豐農場可不僅僅只提供新鮮牛奶。

如今的大豐農場總面積大約為300平方公里，是上海市徐匯區面積的約5倍多、黃浦區的約14倍。

事實上，“大豐農場”只是人們習慣的說法，是上海位于鹽城大豐區的上海農場、海豐農場、和川東農場的統稱，持續供應著上海人日常最主要的主副食產品。

比如最主要的糧食生產，大豐農場目前已全部實現機械化作業，年產糧食超過20萬噸，占上海糧食最低保有量20%；旗下的“海豐大米”不僅榮獲“中國名牌農產品”稱號，同時也是上海人餐桌上最重要的大米種類。

而作為中央和上海兩級生豬儲備基地，大豐農場建有20座大型規模化養豬場，生豬存欄量已突破100萬頭，占上海生豬最低保有量的40%，每年可向上海市場供應90萬頭生豬。

還有上海人每天能喝到的“光明鮮奶”，也是主要來自大豐農場。

這里喂養了約2.5萬頭奶牛，占上海奶牛存欄量三分之一多；年產鮮奶13萬噸，占上海鮮奶最低保有量的50％，因此為上海提供源源不斷的鮮奶及奶制品。

早餐有牛奶，自然也少不了雞蛋。

大豐農場目前已形成50萬羽養殖能力，占上海蛋雞現有存欄量的50％；鮮蛋年銷量6000噸，占上海鮮蛋最低保有量的10.34％。

此外，大豐農場還擁有8萬畝養殖水面，約占上海養殖水面總面積的27.87%；年產淡水魚5萬噸，占上海淡水產品最低保有量的31.25%，是華東地區最大的高標準水產養殖基地。

對于上海人來說，大豐農場既是重要的“米袋子”“菜籃子”，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風水寶地。

為了盡可能保護周邊環境，上海的相關企業不僅應用最新農業科技提升產量，還通過沼氣發電等技術，將畜禽廢棄物無害化處理并生態還田，開發秸稈飼料、有機肥、食用菌等生態產業，構建出“種植、養殖、微生物”一體化的“三維”種養循環產業鏈，從而實現資源綜合利用、變廢為寶。

比如光明集團就在大豐農場打造出“種養循環”產業鏈：利用奶牛場糞污沼氣發電，沼渣制成有機肥反哺農田，形成獨的特現代農業發展景象。

與此同時，在無數上海人與鹽城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大豐將昔日貧瘠的灘涂地建設成為了自然濕地公園，擁有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以及國內種植郁金香面積最大的“荷蘭花海”公園。

昔日的上海“飛地糧倉”，化身濕地與動物保護的自然景區后，也吸引了無數上海游客前來，一邊游覽，一邊還能采購新鮮的農產品帶回去。

而對于鹽城來說，“大豐農場”的出現不僅解決了上海的主副食產品供應，也令其與上海有了更緊密的合作關系。

與長三角區域所有城市一樣，鹽城也一直希望能與上海多“親近”，好獲得更多發展資源。

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內，鹽城的愿景是成為北上海“飛地經濟”示范區，以及上海科創成果轉化基地、上海生態旅游康養基地、上海優質農產品供應基地，簡稱“一區三基地”。

遺憾的是，鹽城與上海雖僅相隔300多公里，彼此合作卻始終面臨交通不便的問題。

許多上海知青曾撰文回憶，過去從上海去鹽城大豐，至少要經過長江客輪、汽車和拖拉機轉運，耗時一整天。

即便后來修通了高速，可因為沒有高鐵，通行時間也在3小時左右，這還是在天氣良好，過江通道不堵車的情況下。

隨著長三角一體化進程加速，這片相隔不遠的“飛地”終于迎來歷史機遇。

2018年，鹽城明確提出“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成為了長三角中心區27個城市之一。

2020年鹽通高鐵通車，鹽城至上海車程縮短至2小時左右，物理距離的拉近，讓鹽城終于躋身上海都市經濟圈，并以“飛地”為支點，全面對接長三角區域的產業鏈。

數據顯示，“十四五”以來，鹽城全市新開工的長三角地區億元以上項目達到1508個，占全市新開工億元以上項目的73.2%。

尤其在臨港、光明、上海電氣等上海龍頭企業的帶動下，已有600多家滬上企業在鹽城落地發展；另據相關統計，鹽城目前三分之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與上海企業有合作關系。

其中，鹽城市政府、東臺市政府和上海地產集團共建的“長三角（東臺）康養基地”，集醫療、養老、康復于一體，更成為了跨區域民生合作的典范。

此外，鹽城與長三角地區合作共建園區，14家中滬鹽合作園區就達11家，占上海對外合作園區的三分之一，并實現了縣域全覆蓋；而探索“上海總部+大豐基地”模式的滬蘇大豐產業聯動集聚區，更是滬蘇兩地高層直接推動的省市合作園區。

根據鹽城政府公布的信息，2024年鹽城承接滬蘇產業轉移項目182個，協議投資額超800億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上海，充分顯示出鹽城與上海“越走越近”的態勢。

時光如梭，從“飛地墾荒”到“飛地經濟2.0”，從單向保供的“菜籃子”，到雙向賦能的“經濟共同體”，與共和國幾乎同齡的大豐農場串起了鹽城與上海的跨越之路，長三角一體化的肌理也在此清晰舒展。

這片跨越三百公里的“飛地”，既是行政劃撥的歷史注腳，更是市場驅動的時代答卷。

當“上海戶口”不再是地理標簽，當“飛地”邊界被發展共識消融，區域協同的種子已在制度創新中破土，生長出中國城市群跨域協作的新范式。

或許終有一日，所有“飛地”都將成為協同發展的“熟地”，而大豐的故事也為中國區域經濟版圖的重構，寫下先行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