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本判決是韓國法院針對日本“慰安婦”問題所作判決。韓國法院在此方面的實踐對于戰后因與戰爭相關問題而提出的個人索賠等系列問題是有“啟示”意義的。這也是《國際法報告》（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具體收錄于此報告第205卷）將此案例收錄的主要原因。對于我國而言，此案例的意義和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對于法院而言，韓國法院有關國際協定的解釋的啟示意義。解釋規則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表示自己履行規則的“善意”，而在于如何通過解釋展示自身有關規則的立場與實踐，并通過此種立場與實踐影響他國和國際社會；對于我國的戰后遺留問題而言，無論是日本遺留化學武器問題，還是強迫勞工問題，或細菌戰受害者問題，或慰安婦問題等，韓國法院的處理都值得我國法院學習和借鑒，尤其是我國已經明確采取了限制豁免立場之后。

本案例由國際法專業碩士研究生馮靜茹同學翻譯并整理。

一、案件概況

原告是韓國國民，他們堅稱，日本在前線設立了“慰安所”，作為其軍事戰略的一部分，它動員了朝鮮半島和其他國家的“慰安婦”為日本武裝部隊成員提供性服務。原告堅稱，她們在青少年時期從朝鮮半島被綁架或引誘，違背自己的意愿被關押為“慰安婦”，沒有報酬，并遭受日本士兵的暴力、酷刑和性侵犯。原告聲稱他們遭受了嚴重的身心傷害，并向日本尋求賠償。

日本帝國通過各種方法動員慰安婦到設置在前線的慰安所，對象是包括日本自己國家在內的占領區內各國的婦女。動員方法包括通過武力、威脅和綁架婦女進行強制動員，通過當地社區領袖、政府官員和學校進行動員，通過就業和大筆資金的虛假承諾進行動員，向私人招募者收取傭金，以及通過勞動隊和征兵進行動員。而日本帝國在慰安婦運輸和慰安所運用中的作用有如下一些。日本軍事總部通過發放出國旅行所需的身份證或免費護照，為將動員的慰安婦順利運送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方提供了便利。日本士兵或警察直接執行將慰安婦運送到前線的任務。慰安所由日本軍隊直接管理或由日本帝國政府委托私人運營商。在委托私人運營商的情況下，日本軍隊通過選擇和確定私人運營商的經營、設備和設施的購置、營業時間、費用、避孕措施的使用等來監督慰安所的運營和管理。慰安婦的醫療保健（僅限于性病、診斷和治療）主要由日本軍醫管理。當慰安婦逃跑時，日本軍方自己追蹤她們，將她們拖回慰安婦站或當場殺害。而且慰安所的管理者也沒有向原告支付報酬，即使他們支付了報酬，她們收到的錢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數目。

戰爭結束后，日軍拋棄了慰安所的慰安婦撤退了。原告在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的情況下載慰安所周圍徘徊，發現自己身處戰場中央，或者不得不做各種工作來維持生計。大多數原告無法立即返回家鄉，不得不在中國和日本四處游蕩。原告要么無法結婚，要么結婚后無法維持穩定的婚姻。即使她們設法回家，她們的父母或家人也羞愧地看待她們，使她們無法參與正常的社交生活。她們也難以談論自己的過去，許多人向丈夫和孩子隱瞞了她們的慰安婦歷史。一位原告的丈夫在婚后斥責原告沒有透露她在婚前是慰安婦。原告在慰安所因受傷、疾病和性傳播疾病的后遺癥而遭受了身體傷害。除了身體上的傷害以外，她們還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傷害，無法適應正常的社交生活，導致他們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陷入貧困。

隨著亞太戰爭的結束和1951年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大韓民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了基本關系條約及其補充條約，即1965年關于請求權問題與經濟合作的協定，也即日韓請求權協定。1993年，日本就戰時“慰安婦”問題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表達了誠摯的歉意和悔恨，并承認慰安婦遭受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和無法治愈的身心創傷。韓國和日本隨后采取了其他措施并簽訂了進一步的協議，即2015年日本軍隊慰安婦協議（the Agreement on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Issue 2015），即2015年協議，或稱韓日慰安婦協議。原告堅持認為，他們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并未因日韓請求權協定或2015年協議而消失，這兩項協議不包括對個人的賠償。他們各自要求1億韓元的賠償。

二、法院的觀點

（一）國家豁免權不適用，韓國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

1. 19世紀末以來對國家豁免權采取了更加嚴格的方法

自19世紀末以來對國家豁免權采取了更加嚴格的方法。許多國家頒布了國內法或簽署了條約，取消了對司法和商業活動豁免權的適用，并且出現了反對在危害人類罪或侵犯人權的情況下承認豁免權的學術論點。

2. 本案的行為不屬于韓國法院的“私人法律行為”管轄范圍

根據習慣國際法和韓國判例法，與外國主權沒有密切關系的私法行為不能免除他國的管轄。所以，第一步先考察本案的行為是否為私法行為來看，這些行為能否免除韓國的管轄。

雖然涉及本案某些方面的私營運營商可能積累了一些商業利益，但本案涉及的行為是主權性的。日本的目的似乎是讓士兵感到舒適，以及對軍隊的有效指揮和控制，這是一個國家最明確的公法行為之一。幾個國家機構也參與其中。本案的背后是根據日本政府的政策決定對法律進行重新調整和預算分配。

也就是說，雖然涉及本案某些方面的私營運營商可能積累了一些商業利益，但本案涉及的行為依然是主權行為。主要是這些行為有以下3個特點。第一，日本的目的是撫慰士兵，從而有效控制軍隊。而國家控制軍隊的行為是一個國家最明確的公法行為之一。第二，不僅是軍隊，日本的幾個國家機構也參與其中。這些國家機構不是以平等地位參與活動、以賺取利潤為目的的私人經濟實體。第三，在這些行為背后的是基于“政府”政策決定的法律調整與預算分配。

3. 本案的主權行為屬于韓國法院的管轄范圍

本案中習慣國際法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韓國成文法沒有規定國家豁免權的例外情況，而且韓國也沒有批準國際公約或與被告就該問題締結條約。由于大韓民國的成文法并未規定國家豁免權的例外情況，且大韓民國尚未批準國際公約或與被告就此問題締結條約，因此大韓民國法院的管轄權應根據習慣國際法確定。因此，法院研究了有關國家豁免權的國際趨勢以評估該問題。1972年關于國家豁免的歐洲公約和2004年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規定，在特殊情況下不能援引國家豁免。許多國家的法律也規定了國家豁免權的例外情況。國際法院和意大利法院也就此問題做出過裁決。

雖然原則上一國的主權行為不受另一國的管轄，但習慣國際法承認一些例外情況。本案的行為是日本帝國違反國際強行法，對原告系統性地、廣泛地實施的危害人類罪。盡管這些行為是主權性的，國家豁免權也不適用于這一特殊情況。

第一，任何限制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的決定都必須極其謹慎地做出。人民的這一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第27條第1款的保障，并且是保障其他權利所必需的。訴諸法院的權利是保障其他基本權利所必需的基本權利，因為它是在基本權利面臨被侵犯或違反的要求時要求補救或預防的權利。如果補救措施的有效性得不到保證，則根據憲法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將失效。因此，訴諸法院的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應與其他實質性基本權利一起得到充分保護和保障。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8條還規定了有資格的國家法庭對侵犯被保護的基本權利的行為進行有效補救的權利。鑒于上述關于基本權利的規定，限制訴諸法院的權利的決定必需非常謹慎，這是保障基本權利的有效權利。

第二，盡管國家豁免涉及程序要求（因為它在評估案情之前確定管轄權），但它應被解釋為最好地實現實體權利。

第三，正如國際公約所反映的那樣，絕對國家豁免原則逐漸演變，反映著國際法律秩序向保護個人權利發展。

第四，由于朝鮮半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是亞太地區戰區的前線，日本的行為不是在武裝沖突期間進行的，因此不能免除管轄權。根據國家豁免理論，在武裝沖突（戰爭）期間實施的行為不受管轄，因為預計會造成不可預測的損害。然而，亞太戰爭的前線是在中國、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嶼，但是朝鮮半島不包括在內。因此很難得出結論說日本欺騙和綁架原告作為慰安婦進行動員是“在武裝沖突期間進行的”。

第五，根據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條，不允許克減強制性規范，這些規范包括危害人類罪的禁止。

第六，在解釋和適用法律時，應考慮結果，如果解釋導致不合理或不公正的結論，則應采取措施尋求排除此類解釋的方法。為此，使用了多種解釋方法，例如邏輯和系統解釋、歷史解釋和目的性解釋。這些解釋方法符合憲法和法律原則并盡可能實現符合憲法的解釋。在被告國破壞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并對受害者造成嚴重損害的案件中，如果在作為最后手段的民事訴訟中被告不受管轄，將導致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結果，而法律解釋應將不合理或不公正的結論排除在外。

首先，盡管國家豁免是通過習慣確立的習慣國際法，但如果即使在被告犯下嚴重危害人類罪的情況下也適用習慣法免除管轄權，則不能因違反阻止其犯危害人類罪的國際公約而制裁一國，從而剝奪了受害者訴諸法院和憲法保障的權利，并且沒有為他們提供補救措施。這樣的結果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因為它們不符合將憲法定位為最高規范的整體法律秩序。因此，適用國家豁免權的習慣國際法在這種情況下無效。也即，如果習慣國際法以這樣一種方式適用國家豁免權：當被告違反國際公約犯下嚴重危害人類罪并對受害者造成嚴重損害時，被告仍能豁免在作為最后一道防線的法庭的民事訴訟的管轄，那么這樣的解釋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它無效。這樣的豁免將剝奪受害者訴諸法院和補救的權利，而憲法是最高法。

其次，個人賠償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在日本和其他國家提起的訴訟失敗了。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均被駁回，在美國等其他國家提起的訴訟結果類似。2015年協議也未能包括對受害者個人的賠償。所以，原告只是沒有談判能力或政治權力的個人，除了本訴訟外沒有其他措施來獲得對特定傷害的賠償。

最后，國家豁免理論的意義在于它應尊重主權國家，不服從其他國家的管轄。它的成立絕不能允許違反強制性規范（國際強制法）并使對其他國家的個人造成嚴重損害的國家逃避賠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在解釋關于國家豁免的習慣國際法時，應允許例外。關于國家豁免的習慣法在尊重主權國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它應該被解釋為允許對違反強制性規范并對其他國家的個人造成嚴重損害的國家適用國家豁免的例外。不應允許這些國家逃避賠償。

（二）韓國法院對本案享有國際管轄權

韓國國際私法第2條第（1）款規定，如果爭議的一方或案件與韓國有實質性聯系，韓國法院具有國際管轄權。如果被告與司法管轄區之間存在“實質性聯系”，被告本可以合理地預測在韓國法院提起的訴訟。由于沒有關于國際管轄權的國際法條約或普遍接受的國際法原則，因此沒有關于這個問題的韓國立法。韓國民事訴訟法的管轄規定是根據基本原則制定的。因此，當審判地在韓國時，可以認定韓國對與域外案件相關的訴訟具有管轄權是合理的。原告的主張基于韓國民法，并與在韓國境內實施的一些行為有關。由于原告是居住在韓國的韓國公民，曾在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的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原告會在韓國法院提起訴訟是可以預見的。國際管轄權不是排斥性的，而且韓國與各方當事人以及爭議的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

總之，由于原告的主張基于韓國民法；一系列違法行為中有一部分發生在朝鮮半島；原告是大韓民國公民，并且都居住在大韓民國境內；基本材料已經公布，基本不需要在被告所在地調查證據；原告曾在包括日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的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原告會在韓國法院提起訴訟是可以預見的；國際管轄權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共存的，因此即使本案與被告密切相關也不應自然排除大韓民國法院的國際管轄權；考慮到訴訟各方的公正性、審判的適當性、證據收集的便利性以及進行訴訟的負擔，綜上，大韓民國與本案和爭議問題的各方具有實質性聯系。

（三）補充論點

原告提出損害賠償的權利并未因韓日請求權協議或2015年協議而失效，因為該權利未包含在這些條約的適用范圍內。

考慮到所承認的情況和訴狀的全部目的，原告向被告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并不包括在上述協議的適用范圍內。因此，原告向被告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并未消失。從協議的過程來看，該協議顯然是韓國和日本外長共同宣布并得到兩國領導人認可的官方承諾。然而，該協議并非以書面形式達成，它既沒有使用通常賦予條約的標題，也沒有使用條約中使用的任何形式的條款。此外，本協議既未表明雙方對協議效力的意愿，也不包含任何產生具體法律權利和義務的內容。

上述協議是未委托大韓民國政府行使對慰安婦受害者的民事賠償要求權而訂立的。由于國家不能再沒有單獨授權或法律法規規定的情況下處置個人權利，因此不能得出結論，原告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已經通過協議最終且不可逆轉地解決。

關于韓日請求權協議，原告不是要求未付的工資，而是要求賠償與日本對朝鮮半島的非法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有關的危害人類罪的“賠償”。即使國際法允許一國通過條約取消其公民的索賠權，公民也還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實體，除非條約有明確依據，否則不能認定國家外交保護權以外的個人索賠權因條約的締結而消滅。在請求權協議中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韓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已經就消滅個人索賠權達成了共識。

而且2015年協議也沒有經過國務院審議或國會批準等憲法規定的條約簽訂程序。而且本協議既不使用條約編號，也沒有公告。日本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