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提到了一個清代中國人的名字——徐繼畬。

原來，早在19世紀中葉（清咸豐年間），美國政府為紀念開國總統華盛頓，在今天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國家廣場，興建了高聳入云的華盛頓紀念碑，并向全世界征集紀念物,

當時的浙江寧波府，在美國傳教士的影響下，向美國政府贈送了一塊紀念石碑——立于華盛頓紀念碑旁邊，上面鐫刻的中文內容，則是一段來自于徐繼畬著作《瀛環志略》中熱烈贊頌華盛頓和美國的文字：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這段出自清代的稱頌美國“民主”、華盛頓“偉大”的文字，其態度之熱烈、情緒之欽羨，跟20世紀90年代以來推崇西方的“公知”立場和風格何其相似！但前者的時間早于后者一百多年，在此意義上看，前述文字的作者徐繼畬，無疑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公知”。

公知的本來含義，是指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公共知識分子，其詞義本身是褒義的。但由于近三十年來，中國一些知識分子言必稱歐美西方，動輒以“民主”、“自由”說事兒，以致于“公知”二字變成了大眾眼中的貶義詞，用于泛指那些仰望西方文明而否定民族性的人士。為此，本文特意對“公知”一詞加注引號，以示特指。

前述克林頓特意提到徐繼畬這個清代人士的名字，目的當然是為了強調中美“友好”歷史、稱贊“公知”群體對中美交流的巨大作用。不得不說，在1998年的時代背景下，克林頓的說詞肯定讓很多中國人受用——彼時“公知”視角是大有市場的。

本文無意探討“公知”的先進性或局限性，并且對“公知”不持特定的感性立場。這里旨在客觀敘述徐繼畬這個歷史人物。

徐繼畬是山西五臺縣人，道光六年（1826）進士。他的父親徐潤第是清代頗有影響力的教育家，專注于做學問，其著作《敦艮齋遺書》推崇“心靈自由”，并對中華傳統文化范疇的朱熹理學持批駁立場。而徐繼畬受父親影響很大，因此崇尚自由、批判性看待儒學的精神，很早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種子。

道光十六年（1836）起，徐繼畬遠赴南方任職，歷任廣西潯州知府、兩廣鹽運使、廣東按察使、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等。

徐繼畬道光二十四年（1844）題匾 時任福建布政使

南方沿海省份，西洋傳教士較多，徐繼畬特意跟傳教士往來密切，目的是通過他們了解世界形勢，譬如，徐繼畬在任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期間，長期居住在廈門，多次“采訪”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向他詢問“外面的世界”，包括但不限于外國地理人文、西方政治制度、世界技術潮流等等。

在那之前，中國社會還沒有專門介紹外國的讀本，中國人對于西方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發現新大陸的徐繼畬，如饑似渴地“采訪”一切他所能接觸到的外國人，并記錄下種種有價值的談話內容。

清代西方傳教士

經過對中西方文明自覺和不自覺的比對，徐繼畬逐漸對大清專制制度產生了懷疑，他幻想有一天，能通過自己的闡述主張，說服道光皇帝對大清政治制度做系統性的變革。

凡此種種，出于各種考量，徐繼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完成了著作《瀛環志略》的寫作（出版于道光二十八（1848）），該書不僅介紹了大量外國的地理、風物、人文，還引入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為此，徐繼畬被稱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徐繼畬著作《瀛環志略》

實事求是地說，徐繼畬對于西方世界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以及他的著作《瀛環志略》，在道光時期對朝野上下的影響力是巨大的。

譬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道光皇帝特地召徐繼畬入京覲見，向他詢問海外各國的風土形勢等，也就是說，道光也想通過徐繼畬這扇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這跟前朝乾隆皇帝拒絕正視西方各國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

道光皇帝像

事實證明，道光皇帝對于徐繼畬是很看重的：后者覲見皇帝后，仕途前景一路看漲，道光二十六年（1846）先后升任廣西巡撫、福建巡撫，并兼任閩浙總督，從而躋身封疆大吏的行列。

我們甚至可以設想，道光皇帝對徐繼畬和西方文明的好感，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或許可轉化為大清政治制度改革也未可知。但歷史沒有假設。彼時大清社會并不乏對徐繼畬的“公知論”持批判態度的聲音，輿論氛圍不會允許徐繼畬向西看的“民主”論調影響到大清的根本。

實際上，即便是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他跟徐繼畬也存在立場之爭。

林則徐畫像

當然了，徐繼畬和林則徐的家國情懷并非天然對立的，他們的本意都是為民請命、為大清江山社稷著想。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是反抗英軍侵略的領軍人物、民族英雄，而徐繼畬期間在任汀漳龍道，他也在抗擊英軍的道路上一往無前，并取得了重大勝利。

當時英軍艦隊從廣東北上，福建清軍奮起阻擊，無奈勢不力敵，廈門很快淪陷，但徐繼畬鎮守漳州港與英軍對戰，始終未讓英軍攻入漳州。此一則。

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

另一則。道光三十年(1850)，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占到便宜的英軍，妄圖挖掘臺灣基隆周邊的煤炭資源,并向清政府提出強硬“要求”。但時任福建巡撫徐繼畬，站位堅決，言辭拒止了英軍的圖謀，使之破產。

可見，徐繼畬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態度是堅決的；他想要的是向西方學習先進制度，而不是所謂的賣國。這是徐繼畬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公知”的思想底色。

但在民族主義愛國思潮風起云涌的大環境下，徐繼畬對外國勢力時而強硬、時而柔軟的靈活姿態，還是激起了林則徐等民族主義政治家的不滿。

譬如，根據中英通商條約，本不允許英國人通過口岸進入中國城市，但道光三十年(1850)，兩位英國傳教士兼醫生租賃了福州烏石山神光寺的房屋，用于居住和行醫。

清代西方傳教士

消息傳出，福州民情憤怒，當時因官場調整暫時閑居家鄉福州的林則徐，聯合地方鄉紳勢力，要求采取強硬態度驅逐英國人。而福建巡撫徐繼畬，則采取柔軟姿態，通過勸說的方式讓英國傳教士搬離寺廟——最終也實現了目的。但林則徐對徐繼畬的不滿情緒，由此發酵。

由上可見，在林則徐等民族主義者看來，對待英國侵略勢力，要么強硬，要么就是投降主義，中間不存在什么靈活或柔軟的愛國方式。在此輿論大環境下，徐繼畬很快受到了彈劾。

適逢咸豐皇帝登基，而他對英國人的態度顯然也要比道光皇帝更強硬一些，因此，徐繼畬便被降職了。這也是徐繼畬向西看的“公知”主張逐漸走下坡路的信號。

咸豐皇帝畫像

咸豐二年，徐繼畬因莫名的官場紀律問題（不贅述），被徹底罷官。總之，在咸豐朝，徐繼畬的“公知論”是不受歡迎的。期間，他回到山西，隱身于平遙超山書院講學——過程不述。

同治年間，因慈禧太后看重，徐繼畬得以重新起用，出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跟外國人打交道的“通商事務”，這對徐繼畬來說也算人盡其才了。期間，總理衙門重印《瀛環志略》，“中外奉為指南”。至此，大清朝廷對于徐繼畬看世界的“公知論”，總算給了一個官方的正面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