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共同犯罪人之間的民事責任劃分不應濫用雇員免責制度，讓共同犯罪中所有受雇傭的人都免于承擔民事責任，一概認定共同犯罪人對外承擔全部連帶責任也有失公允，應當根據共同犯罪人在民事侵權、違約事實中的作用大小確定其對外應當連帶的責任。

一、不宜濫用雇員免責制度

共同犯罪行為中的雇員免責制度產生很大的爭議，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類似案件卻截然不同裁判觀點的情況。接受勞務的雇主和提供勞務的雇員同時參與了犯罪，而且還被認定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往往都會被認定共同侵權，因此就會產生受雇傭從事犯罪行為還能不能認定為勞務關系、認定存在勞務關系時雇員能否免責、勞務關系能否突破共同侵權界限等爭議問題。

犯罪行為并不排斥勞務關系的存在，不能否認存在勞務行為。因此，共同犯罪存在適用勞務關系而讓雇員免責的條件。勞務行為構成刑事犯罪的違法性評價，不影響對其民事侵權的違法性評價，進而不影響侵權行為承擔的民事責任及承擔方式，不影響適用“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的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不宜濫用雇員免責制度，應當準確認定雇員免責的適用范圍。如一概因受雇傭關系而將部分共同犯罪人免除民事責任，顯然不利于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也不利于罪責的公平分配。

首先，雇員免責僅限于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睹穹ǖ洹返谝磺б话倬攀l規定個人勞務關系特指個人之間形成的勞務關系，雙方主體都是自然人?！啊畡趧贞P系’主要強調接受勞務方對提供勞務方的控制關系，僅包含基于勞務提供類合同形成的法律關系，排除基于委托合同等實務處理合同和承攬合同等完成工作合同形成的法律關系?！?/p>

其次，雇傭關系與勞務關系并不等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共同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人中從犯與主犯之間往往存在雇傭關系，從犯確定的重要標準也是受雇傭、非主要獲益者、非犯意提起人等因素，甚至部分主犯也系受雇傭的人，但其實雇傭關系并不一定是勞務關系。不能將所有雇傭關系的當事人都認定為勞務關系而由雇主承擔民事責任。

再次，評判勞務關系的合法性?！皠趧贞P系是指提供勞務一方為接受勞務一方提供勞務服務，由接受勞務方按照勞務情況支付報酬而建立起來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規定的個人之間因提供勞務發生侵權的責任劃分規范，“目的在于厘清提供勞務方、接受勞務方以及侵權第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化解勞務期間的侵權糾紛，保障提供勞務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個人勞務用工。”勞務關系引發的侵權糾紛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民事責任而予以免責，前提是存在合法的勞務關系。如當事人勞務合作、勞務雇傭的目的就是為了實施犯罪行為，則屬于以勞務關系的合法形式掩蓋其非法目的，雙方建立的勞務關系不具備合法性。此時，雙方勞務關系的本質是共同實施犯罪行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例如，在張某、曲某皇與某株式會社侵犯商標權糾紛案中，刑事裁判認定，張某、曲某皇無視國家法律，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巨大，依法應當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曲某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減輕處罰。刑事裁判后，被害單位對張某、曲某皇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他們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在該案中，張某、曲某皇經營兩家公司過程中涉及犯罪行為，其銷售的部分產品被認定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張某是公司的股東、實際控制人，而曲某皇系張某的親戚，受張某雇傭協助管理公司的采購、銷售等行為，領取固定的工資和一定的獎金。該案張某、曲某皇之間的雇傭勞務關系早在侵權行為發生之前就成立，并不是共謀為了實施侵權行為、犯罪行為而形成的。對于曲某皇而言，他提供勞務過程中發生了侵權行為，應當由接受勞務的雇主張某承擔民事責任。

又如，在某公司與覃某、王某某侵害商標權糾紛一案，刑事裁判認定，在逃的案外人張某從事銷售假冒某公司品牌的鞋子，并雇請覃某、王某參與作案，覃某負責管理網店和聯系客戶，王某某負責發貨和收貨。后公安機關抓獲覃某、王某某，但張某潛逃，法院判決覃某、王某某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系從犯。后被害單位某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覃某、王某某承擔賠償責任。覃某、王某某抗辯認為，他們是從犯，是案外人張某雇請的司機兼銷售員，本案因商標侵權所產生的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應當由雇主張某承擔。

該案中，覃某、王某某受案外人張某的雇傭，協助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他們銷售的產品都是涉案侵權商品，他們的勞務關系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業務經營而形成的勞務關系，而是為了實施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而形成的勞務關系，覃某、王某某明知銷售涉案的產品是假冒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仍然予以銷售，他們的勞務關系本質上屬于共同犯罪的雇傭關系，在民事法律上應評價為共同侵權，覃某、王某某應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

再如，在甘某其與珠海市生態環境局等污染海洋公益訴訟案中，刑事裁判認定崔某強負責聯系廢棄物貨源和確定廢棄物傾倒海域，雇請和安排李某基裝運廢棄物到海上傾倒，李某基駕駛船舶裝運廢棄物并雇請甘某其到海上傾倒，甘某其負責使用挖掘機往海里傾倒廢棄物；崔某強、李某基、甘某其相互配合，共同實施了傾倒廢棄物的犯罪行為，構成共同犯罪。在公益訴訟中，各方就甘某其受雇傭參與犯罪行為，是否需要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發生分歧。

甘某其認為，刑法意義上污染環境的共犯并不必然是民法意義上的共同賠償責任主體；甘某其作為受雇方，被迫參與傾倒廢棄物，不應承擔環境損害的侵權責任。

李某基認為，李某基與甘某其之間形成的勞務關系因甘某其從事違法犯罪行為而不應受法律保護，甘某其應承擔賠償責任。

檢察院認為，生效刑事裁判認定甘某其聽從李某基的指示將涉案廢棄物傾倒入海，甘某其與李某基之間的“勞務關系”具有不法性，不受法律保護，甘某其明知其將廢棄物傾倒入海的行為違法，但仍然實施該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法院裁判認為，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是對提供勞務造成他人損害時侵權責任承擔問題所作的規定，系依法成立的勞務關系項下的侵權責任轉承規則。雖然生效刑事裁判認定李某基雇請甘某其使用挖掘機往海里傾倒廢棄物，但甘某其與李某基之間就傾倒廢棄物形成的勞務關系具有不法性。甘某雙其明知向海里傾倒廢棄物將會觸犯法律法規、可能會發生污染環境的后果，其仍然聽從李某基的指示從事傾倒廢棄物的行為，造成涉案海洋環境污染損害，應自行承擔污染環境的侵權責任。

二、不宜濫用連帶責任理論

共同犯罪在司法實踐中非常普遍，不同共同犯罪人的作用、地位差別很大，一概將共同犯罪人都認定為共同侵權人，要求全部共同犯罪人都承擔全部連帶責任，與其參與度、獲利大小不匹配，對他們而言并不公允。

例如，在袁某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一案中，袁某等十幾名老鄉受老板張某的雇傭，在張某經營的公司上班，銷售某種醫療美容器械。后張某、袁某等人全部都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被害單位控告張某、袁某等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袁某在公司的上班時間為三個月，主要是行政、文員、前臺首發快遞的工作，其余十幾名被告人分別為銷售人員、客服人員等。在刑事訴訟中，檢察院最終認定袁某犯罪情節輕微，認罪悔罪，作出酌定不起訴的決定。張某等其他人被認定系個人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后被害單位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張某、袁某等人都承擔連帶賠償70多萬元。

在該案中，將這些客服人員、行政人員并沒有參與侵權行為的全過程，袁某在職期間僅占侵權行為發生期間的一小部分，而且袁某等員工獲利數額也很少，一概認定共同侵權，對他們沒有參與的部分的侵權行為也承擔連帶責任，對他們作為雇員期間的所有侵權行為都承擔連帶責任，顯然并不公允。

三、根據作用確定連帶責任

與侵權行為相比，犯罪行為無疑是更為嚴重的侵權行為。與共同侵權相比，共同犯罪也無疑是更為嚴重的共同侵權行為。共同侵權人未必是共同犯罪人，但共同犯罪人也應當是共同侵權人。因此，在刑事裁判已經認定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共同犯罪人都需要承擔連帶責任。

但是，刑事犯罪中的主從犯不僅意味著刑事罪責的不同，也應當意味著民事責任的不同。共同犯罪人對犯罪行為發生的過錯、作用都不同，共同犯罪人參與犯罪行為的時間亦不同，因此，各共同犯罪人所需要承擔的民事責任應當有所不同，從犯的刑事責任更小，其承擔的民事責任也應當有所體現，由法院根據各共同犯罪人參與的具體侵權行為以及在其所參與的侵權行為中所起的作用、侵權行為的性質、主觀態度等因素綜合確定。

例如，在廣州天賜公司、九江天賜公司與安徽某公司、華某、劉某、胡某春、朱某良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一案中，刑事裁判認定華某在廣州天賜公司工作期間，違反公司保密規定，將其掌握的廣州天賜公司及其子公司九江天賜公司已采取保密措施的“不為公眾所知悉”的卡波有關生產工藝、設備等原版技術信息非法披露給安徽某公司；劉某明知華某系違法披露給其有關卡波的商業秘密仍然予以使用；朱某良明知華慢非法披露其所掌握的有關卡波的商業秘密仍然為其提供幫助，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其三人的行為均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共同犯罪中，華某、劉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朱某良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系從犯。

刑事裁判后，被害單位廣州天賜公司、九江天賜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安徽某公司、華某、劉某、胡某春、朱某良共同賠償其損失經濟損失7000萬元及維權費用98萬元。民事裁判認為，刑事裁判文書認定華某違反保密義務和保密要求，將兩天賜公司技術秘密披露給安徽某公司使用，侵犯了兩天賜公司技術秘密。劉某、安徽某公司明知華某非法披露兩天賜公司技術秘密，仍予以獲取并通過安徽某公司使用，構成共同侵權。胡某春、朱某良明知華某、劉某、安徽某公司非法披露、獲取、使用兩天賜公司技術秘密，仍予以幫助，構成共同侵權，需要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關于具體連帶賠償之數額，華某雖未在安徽某公司擔任職務，亦未參與后續的經營活動，但其非法披露涉案技術秘密的行為在安徽某公司的生產經營中作用明顯，是本案侵權行為的源頭，故華某對500萬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劉某作為安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程參與安徽某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是侵害兩天賜公司技術秘密的始作俑者，在共同侵權中起主要作用，其在安徽某公司侵權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明顯大于華某等人，其應對安徽某公司的全部賠償數額承擔連帶責任；胡某春、朱某良惡意較小，在共同侵權中起次要作用，比照華某、劉宏賠償數額，認定胡某春、朱某良應分別對安徽某公司賠償數額在100萬元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最終法院判決：安徽某公司賠償廣州天賜公司、九江天賜公司經濟損失3000萬元及合理開支40萬元，華某、劉某、胡某春、朱某良對前述賠償數額分別在500萬元、30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

又如，在某酒廠貿易公司與蔡某訓、蔡某雙、蔡某猛、林某坤、顏某寶侵害商標權糾紛一案中，刑事案件判決被告蔡某訓、蔡某雙、蔡某猛、林某坤、顏某寶均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其中蔡某訓是主犯，蔡某雙、蔡某猛、林某坤、顏某寶均起次要作用，為犯罪行為提供幫助，屬于從犯。刑事裁判后，被害單位某酒廠貿易公司起訴五被告，要求他們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蔡某訓、蔡某雙、蔡某猛、林某坤、顏某寶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的事實，已經刑事判決確認，原告有權要求五被告承擔民事侵權責任。鑒于原告對五被告侵權獲利數額及原告損失數額無法充分舉證，法院綜合考慮原告商標的聲譽及市場知名度，五被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侵權性質、主觀態度、侵權的后果及原告為制止侵權而支出的合理開支等因素，酌情確定賠償數額。判決蔡某訓賠償經濟損失50萬元，蔡某雙、蔡某猛、林某坤、顏某寶各賠償經濟損失3萬元。

被害單位某酒廠貿易公司上訴認為，根據蔡某訓、蔡某雙、蔡某猛、林某坤、顏某寶五人的主從犯關系認定其承擔按份賠償責任是錯誤的，五被告內部確實應按份承擔賠償責任，但針對原告而言，五被告理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二審法院認為該一審判決對民事責任的劃分不妥，予以改判。二審法院裁判，蔡某訓未經金門酒廠許可，生產、銷售使用金門酒廠涉案商標的侵權產品，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蔡某雙、蔡某猛參與了侵權產品的灌裝、包裝環節，屬于與蔡某訓分工合作、共同實施侵權行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顏某寶明知蔡某訓等生產假冒注冊商標的產品，仍非法生產并銷售給蔡某訓印有涉案商標的酒瓶，其行為亦屬于與蔡某訓分工合作，共同實施侵權行為，應當在其侵權范圍內對蔡某訓的侵權賠償債務承擔連帶責任。至于林某坤的責任，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林某坤受雇于蔡某訓，為其提供運輸服務并收取相應費用，雙方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林某坤因提供勞務造成的民事侵權責任，依法應當由接受勞務方蔡某訓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