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山陰舉人成周助，字雨田，著有《雨田詩草》。其中一首《黃琢山》詩提到：“況有閑情尋陸游”。初讀此首七律詩感覺無甚特別，無非寫他尋常攬勝探幽之平凡事而已。只是末聯“擬將返棹邀朋好，特為禪關一日游”引起我好奇。紹興黃琢山今在何處？這禪關又是何寺？寺內與陸游相關何處古跡？有什么事竟然能吸引這位舉人老爺返棹邀朋，再行探訪呢？

為一解謎底，需逐一弄清才是，于是先查黃琢山，再說華嚴寺。

紹興原華嚴寺周邊地形圖

一：黃琢山小不起眼，張岱定為第九山

清代以前方志均不見載，惟《康熙會稽縣志》卷三載曰：“張岱黃琢山華嚴寺記，謂八山之外，尚有黃琢”。成周助為《山陰舊志續考》作序云：“越城向傳八山，張岱定為九山。九山者何？黃琢山也，在華嚴寺后，南去予家不遠”。看來成周助家即在黃琢山附近，故有詩。

上述兩說依據都為張岱《越山五佚記》所載：“越城以外，萬壑千巖，屈指難盡。城以內，其為山者八：一臥龍，二戒珠，三怪山，四白馬，五彭山，六火珠，七鮑郎，八蛾眉。豈知華嚴寺后，尚有黃琢一山。則越城內之山，當增而為九。”既然都提到華嚴寺，那成周助《黃琢山》詩之禪關即是此寺。

二：會稽舊有華嚴寺，二處華嚴不同時

明萬歷《紹興府志》卷二十一：隸會稽之“華嚴寺，在府東五里，舊去七十里。”下附二條注釋，一為“唐嚴維《和皇甫大夫夏日游華嚴寺》詩”；一為“宋陸游《記》”。

按萬歷志所云，疑似華嚴寺有兩處，在府東五里之南宋慶元三年“新建華嚴院”，即陸游撰記的黃琢山南之華嚴寺，亦即明之張岱、清之成周助詩文所述之寺，沒有疑問。另一處“舊去七十里”之古華嚴寺，則據嚴維和皇甫夏日之游，最遲當為唐代已建。顯然唐代會稽之華嚴寺早在宋代就久廢無存，新舊（唐、宋）兩寺，寺名巧合，地域相距遙遠，實無關聯。華嚴為佛教之大宗，依華嚴經立名，各地古今多有以華嚴命名寺院者，紹興亦然。曾有文章將紹興華嚴寺誤作“華巖寺”，乃因巖之繁體“巖”與嚴之繁體“嚴”形近。

三：南宋新建華嚴院，陸游曾經書碑文

而張岱的“更有黃琢山，在華嚴寺后，人不及知”，依據則來自陸游《華嚴院記》。宋《嘉泰會稽志》卷第九，紹興府城內僅列臥龍山、龜山、蕺山、火珠山、陽堂山、峨眉山、白馬山及彭山共八座，確實沒提黃琢山。而華嚴院條在《嘉泰會稽志》卷第七有載：“華嚴院在（會稽）縣東七十五里。咸通九年（868）賜今額，寺久廢，后移五雲鄉。今方廣院乃其子院爾。”宋方廣院明代稱方廣寺，在會稽傖塘（今屬上虞），亦即唐代之華嚴寺寺址，今方廣寺仍有寺僧佛事。（按：子院，亦作別院。可知傖塘方廣寺與華嚴寺淵源深厚，唐寺雖廢而不絕）

原來宋時五雲鄉尚處城外，自然黃琢山不會列在郡城內八山的名單上。且此山無非平原突兀之小土石墩而已，如非華嚴院宋時新建并移額五云之黃琢，根本無人會注意到此“山”，更不用說寫詩賦題。

《康熙會稽縣志》卷第三黃琢山一條，“下有華嚴寺”。引用的也是張岱記內容。卷第十六華嚴寺條類似萬歷府志：“在縣東二里，舊去縣七十里。”附錄引用的也是陸游記。

陸游不但為華嚴寺撰有碑文，還寫有一首《宿華嚴寺》五律詩：“夜宿華嚴寺，人扶到上方。喚僧同看畫，避佛旋移床。小雨不成雪，烈風還作霜。鐘殘燈漸暗，趺坐默焚香。”不過這首詩并非為本文所提紹興黃琢山之華嚴寺，寫作時間在淳熙七年（1180）秋天。地點在江西豐城縣興仁鄉之華嚴寺。這年他五十六歲，除朝請郎，任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豐城高安之間。恐致誤會，順便提及于此。

四：宋碑不知何處去，明碑道光仍在茲

現在再來理解成周助邀朋返棹的興趣，他與朋友游興重點，當是在陸游《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的碑石上。

查陸游《渭南文集》卷十九，此碑文作于慶元五年（1199），系應友人曾迅（陸游老師曾幾之幼子）請托而撰，全文約四百余字。開篇即用詩一般的筆意語境，描寫“會稽五云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洌。岡巒抱負，嵓嶂森立，而地茀不治者，不知幾何年。”

放翁公接著又告知此華嚴院新建緣由，經過詳情：“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之余資，買地擇屋，擇僧守之”。恐世之隆替不可常，“于是因其同學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文末落款是“慶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撰并書丹”。這書丹即說明此記用作寺之碑文，而且是陸游親筆書寫。陸游碑、記類文留存即達六十一篇，唯獨僅此篇注有“撰并書丹”。《乾隆紹興府志》卷之七十六金石志也明確記載著“邑人陸游撰。后有前明邑人季本題跋四行，蓋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刻本也。”可惜的是這原始書法碑去向不明，也不曉失之于何時。歷三百五十二年后又得明代嘉靖重刻碑記，并加有季本題跋。

按：乾隆府志金石志記錄此陸游書丹碑文外，另載有其他三條陸游碑文信息。一：紹興二十七年（1157）《云門壽圣院記》，康熙中僧慧云于大路旁得之；二：紹熙二年（1191）《紹興府修學記》，詹骙書丹（碑高八尺七寸，廣四尺五寸，額隸書紹興府修學記六字二行，徑六寸。記二十行，行三十九字，正書，徑一寸五分）；三：開禧元年（1205）《東籬記》，在府治，乾隆間不存。實際上陸游為紹興府范圍內撰寫的碑文尚有很多，如《能仁寺舍田記》、《會稽縣重建社壇記》、《法云寺觀音殿記》、《諸暨縣主簿廳記》、《靈秘院營造記》等。

季本(1485-1563)，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正德十二年（1517）登進士第。授建寧府推官，征為御史，以言事謫揭陽主簿，官至長沙知府。嘉靖二十二年（1544）由長沙知府解職還鄉，寓禹跡寺講學。《康熙會稽縣志》理學有傳。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等百二十卷。

《道光會稽縣志稿》引述舊府志，記錄華嚴寺比前志詳細，稱“《萬歷志》合二為一誤也。”如寫到明會稽人諸萬里《于越新編》稱：“今在操期田后，俗呼草子田”（今紹興稽山路東）。但誤解了一點，認為“后移五云鄉，則寺已經再移矣”。寺“在城東七十里者即陸放翁碑記處”，碑系后人“重放翁之戈，因舁置城內”遷移操期田處。《道光志》編撰者認為“五云鄉在縣東南十二里…今草子田后之華嚴寺則在五云門內。”他把五云鄉、草子田割裂成為兩處，殊不知此“操期田后”即屬五云鄉范圍，歷經各朝行政區劃變動，城區范圍擴大變動而為城內，五云鄉轄區雖有變，但黃琢山、操期田遺址可辯。可能編志者未曾全面閱陸游碑記原文，未理解寺即宋慶元初新建于黃琢山事實。他提到明代季彭山：“蓋嘉靖中重慕勒石者其為后人移置于此無疑也”，故有再移之說，其實非也。或許看到季本重刻本之四行跋語，會了解宋碑佚之原由及明重刻之脈絡。

《道光志稿》新增了嘉慶、道光間重修華嚴寺內容，如嘉慶元年沈近先、施誠捐資修葺為鑄鐘，于寺東復建文武二帝祠；道光二十二年杜寶辰等重修；二十四年重建大殿、山門。

綜合史志分析，明代季本重勒之《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在道光年間顯見仍在華嚴寺內。雍正舉人成周助返棹邀朋的目標，也是為了一睹這方碑文。

查《紹興佛教志》華嚴寺：“寺宇恢宏高敞，前接沃田，南望稽山，風光清麗。元明以降屢有修葺。……光緒三十一年住持僧琇磬、慧勝重修。”

明徐渭為華嚴寺大殿撰聯一副曰：“仗智慧劍，決煩惱網，見五蘊皆寬，為深般若；馭清凈輪，入解脫門，得一念無生，為大涅槃。”但《佛教志》卻遺漏了季本明碑之事。

五：名藍被毀未百年，但祈古碑得重現

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華嚴古寺尚有寺舍五十五間，明重刻之《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碑及所置“衛磬名藍”、“當來浩雨”二匾額均存寺內。

1949年前后，寺僧星散，旋而寺舍分別為華嚴小學、東湖糧管所之用房。至此，華嚴寺不復存在，更不必說陸游親自書丹的原碑，連同明代季本重刻之碑、匾額以及徐渭之楹聯等宋、元、明、清古跡文物皆斷了消息。《民國縣志資料》碑刻也查無線索。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地圖（見下圖）僅標注了寺池，留下個舊時的印跡。據家住附近的朋友老朱說，寺池仍在遺址南，僅剩直徑約十余米呈不等邊形。寺池路西自馬弄，東通稽山路。老朱又指點說，道光志載的“操期田”就在此處稽山路南行數十米，位于路之東首。寺池北部分遺址，建有白果弄小區，華嚴小學校舍今改名為戢山小學。

一九八十年代華嚴寺寺池周邊圖

此寺池現狀圖

朱先生于寺之遺址上向南拍攝

我們這一代人，一邊自以為是地，親手拆除有悠久歷史傳承的古老建筑，一邊又煞費苦心地耗盡巨資，新建些金碧輝煌的假“古董”來冒充。君不見，歷史有延續有傳承方有生命。重建意味著歷史生命的割裂。被毀已七十余年的古華嚴寺，勢無重建之必要。但相關文物或許有知情人保護著，亦或者被掩埋在遺址深處默默地等待著。僅愿在有生之年，能知道原寺內這些古文物，如宋陸游親筆書丹及明季本重刻之碑文，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乙巳歲六月十八 于三虛齋草稿

圖照由作者提供

編輯：程雪婷

審核：戴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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