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趣談孔門教育（二）】

孔子如何“啟”與“發”？

□ 高金國

“啟發式教學”是近年來比較受歡迎的一種教育理念。這一理念的根源，最早可追溯到孔子那里。了解清楚這一點，有助于我們打破對孔子以及傳統經典學習方面的刻板印象。

什么刻板印象呢？那就是——《論語》都是“之乎者也”“子曰詩云”，學習“四書五經”，必須“死記硬背”。古人說得好，“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嘛！

似乎也不無道理。人在年幼時，對很多文字（尤其是文言文、詩歌）難以透徹理解，先憑借腦力背熟，再慢慢感悟，不失為一種快捷的學習方法。當然，弊端也是明顯的。“囫圇吞棗”一旦成為習慣，思維就容易固化。這種刻板印象的副作用之一，是捎帶著把孔子“標簽化”了，仿佛孔子也喜歡死記硬背。

事實恰恰相反。孔子的確廣聞博記，但絕不死啃書本。孔子曾經問學生子貢：“賜也，女（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端木賜啊，你認為我是廣泛地學習，然后努力記住它們的嗎？）子貢回答：“然，非與？”（是啊，難道不是嗎？）孔子回答：“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意思是：“不對，我有個學習方法，叫‘一以貫之’，用一條線把這些知識、學問串起來。”

“一以貫之”，就是帶著線索、帶著問題、帶著思考去讀書，而不是光靠“讀”和“記”。換句話說，孔子讀書、學習的時候，他的大腦在主動地加工、消化，而不是簡單地堆積和儲存。

這叫“主動式學習”。啟發式教育，就本質而言，也是強化學生的主動性，讓其主動學習、主動思考、主動解決問題，而不是被動地讀、被動地記、被動地答。

孔子有沒有將這種思維應用到教學實踐中，啟發學生去主動學習、主動思考呢？答案是肯定的。通覽《論語》，我們不難發現孔子進行“啟發式教育”的大量實踐。

在《論語·述而》中，孔子提出“不憤不啟，不悱（fěi）不發”，意思是：“不到學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學生想說卻說不出來的時候，不去啟發他。”對老師而言，這里有兩個關鍵字眼，一個是“啟”，一個是“發”。啟，可以理解為“開導學生，打開思路”；發，可以理解為“引導學生加以發揮”。

“啟”的例子還是挺多的。《論語·學而》中，子貢問老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一個人貧窮但不諂媚，富裕卻不驕縱，怎么樣？）孔子的回答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肯定子貢的說法：“可也。”第二部分則屬于引導，幫子貢打開思路：“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但還是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更好啊！）這樣的引導，有助于學生提升視野，從更廣闊的層面去思考問題。

“發”，就是發揮，努力做到“循循然善誘人”（《論語·子罕》），力爭讓學生“聞一以知二”甚至“聞一以知十”（《論語·公冶長》）。老師說“一”，學生能推知到“二”甚至“十”。老師說得要少，學生的主動性強、悟性高，才會有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有一次，孔子對曾子說了一句“吾道一以貫之”，就離開了。這就給學生留下了“懸念”：一以貫之的“道”，到底是什么？孔子離開后，學生們問曾子：“老師是什么意思？”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即“老師的道，就是‘忠恕’二字”。不管孔子是不是有意進行“啟發式教育”，也不管曾子的答案是否準確，效果都達到了：老師拋出問題，引發了學生的思考。故意不留標準答案，也是一種“啟發”方式。

用《論語》中的字眼來詮釋，“啟發”的關鍵，在于“能近取譬”（《論語·雍也》）——用眼前的事情打比方，推己及人，由此及彼，引導學生把“大道理”和“小細節”結合起來。孔子和子貢在討論堯舜時，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能從眼下的事情去做，就是實踐仁道的方法了。“仁”是宏大的、遙遠的，眼下的事情是切實的；做好自己，影響別人，就是“仁”的開始。

啟發式教育的反面，是死讀書。孔子對此十分反感。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意思是：“熟讀《詩經》300篇，交給他一個政治任務，卻完不成；讓他出使國外，又不能隨機應變、獨立行事。詩書固然讀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既能讀書，又能從書中“跳出來”，和生活、實踐相結合，才算“會讀書”。這不僅是對學生的要求，對老師而言，能夠率先垂范地做到這一點，才能更好地做到對學生的“啟”與“發”。

高金國，筆名高了高，高級編輯，著有《好父母養出好孩子》《寫給孩子的趣味中國歷史（12冊）》《少年讀史記故事（3冊）》《中國歷史超好看（6冊）》《人生是一場修行》《唐朝那層窗戶紙》《齊國那些事兒》等圖書3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