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沙拉的熱烈態度，證明它們正以狹隘的地緣政治邏輯取代“9·11”后國際社會達成的反恐合作共識。這種投機主義的選擇性反恐立場不僅是巨大的歷史性倒退，還將帶來極為深遠的消極后果。
在近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敘利亞過渡政府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不僅發表公開演說，還受到眾多西方國家領導人的熱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幾個月前此人還是美國國務院懸賞1000萬美元捉拿的“恐怖分子”頭目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他所領導的沙姆解放組織（HTS）也因被認為與“基地”組織等聯系密切，而被國務院認定為“外國恐怖組織”。如今，他在改名換姓之后，搖身一變成為華盛頓的座上賓。
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沙拉的熱烈態度，與此前對阿富汗塔利班的冷漠形成了鮮明對比，也再一次證明西方國家正以狹隘的地緣政治邏輯取代“9·11”后國際社會達成的反恐合作共識。筆者以為，這種投機主義的選擇性反恐立場不僅是巨大的歷史性倒退，還將帶來極為深遠的消極后果。
▲近日，法國總統馬克龍等人在聯大召開期間與沙拉熱情交談。
首先，這一選擇性反恐立場或將使“9·11”后國際社會圍繞全球反恐合作的基本共識快速消融。長期以來，國際反恐合作一直面臨一個巨大悖論：一個國家眼中的“恐怖分子”或許會被另一個國家視為“自由斗士”。不同國家在恐怖主義定義和認識上的分歧為跨國恐怖活動提供了空間，使之可以不斷在國際社會找到庇護所和支持者，成為各國反恐斗爭中的難言之痛。“9·11”后的全球反恐戰爭雖遠未根除恐怖分子，卻在國際社會形成一些基本共識，不僅恐怖活動被徹底非法化，對恐怖勢力的支持和包庇也不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國際社會還形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恐合作機制，成功阻斷了大多數恐怖分子的跨國流動和境外庇護。
然而，西方國家根據自身利益對恐怖分子的重新定義，正使大國之間的反恐合作互信快速消失，并嚴重挫傷一些國家對未來反恐合作的信心和積極性。而對于全球激進武裝勢力來說，西方對沙拉的立場轉變無異于一種巨大的激勵。
其次，西方國家對恐怖主義的重新定義或將加劇未來國際社會面臨的恐怖主義挑戰。盡管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不斷宣稱反恐戰爭取得了勝利，但全球范圍內的恐怖活動近年仍然處在高位。根據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布的《2025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2024年全球遭受恐怖襲擊的國家有66個，其中45個國家的反恐形勢有所惡化，全球共發生恐怖襲擊事件3492起，共7555人在恐怖襲擊中喪生。
就全球范圍而言，經濟貧困、國內沖突嚴重、國家治理能力較弱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依然是全球恐怖活動的重災區。過去十幾年來，全球恐怖活動排名前十的國家絕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由于缺少足夠的國際話語權，發生在這些國家的恐怖事件往往很難見諸報端，或是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采取選擇性反恐政策，主動放棄在全球反恐戰爭中的領導責任，并減少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反恐支持，未來發展中國家將面臨更大的反恐壓力。
▲6月22日，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東部一教堂的自殺式襲擊至少造成22人喪生、63人受傷。
最后，西方國家將地緣政治競爭凌駕于反恐共識的做法，還將大大增加恐怖襲擊戰術在地緣政治沖突中的擴散。眾所周知，恐怖主義還是一種非對稱性的武裝襲擊戰術，往往被稱為“弱者的武器”或“窮人的原子彈”。冷戰期間，美蘇雙方都曾借助這一手段開展“代理人戰爭”或“低烈度沖突”，試圖以此尋求地緣政治優勢，并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價。
如今，隨著地緣政治算計再度取代反恐合作共識，曾經被裝入瓶子的魔鬼再度出現。正如新加坡學者羅漢?古納拉特納所言，“恐怖主義威脅已經全球化”，除非各國政府攜手應對共同的安全挑戰，“否則威脅行為體將利用全球安全體系的漏洞、缺口和弱點”。一方面，出于地緣政治利益的算計，一些地方重新出現使用恐怖襲擊戰術的沖動，在一些內戰和武裝沖突中，越來越多非國家行為體甚至官方武裝力量開始利用非對稱襲擊戰術發動攻擊。另一方面，為了所謂的地緣政治利益和戰略目標，一些沖突方甚至不顧人道主義底線，開始針對無辜民眾和民用設施等“軟目標”發動襲擊。對長期飽受恐怖主義折磨的國際社會來說，這顯然不是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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