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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泛指的，年輕一代對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

一個是特指的，即對黨的領袖教員本人的接班。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教員是極為不滿的。

1965年8月他在接見外賓時說，我們過去自己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我們把國民黨留下的人統統收下來，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還是照他們老樣子。

后來在一次會議上他又說，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

他認為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

對建國后十七年我國的教育狀況作出這種估計，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

出于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感，他提出，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教員注意到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的一些演說和文章，主張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國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

教員說，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

在這期間，他對青年人的教育問題，對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1964年6月，他提出了接班人的5個條件。他要使全黨，特別是年輕一代，從階級斗爭中得到反復辟的鍛煉。

為此，他不惜冒”天下大亂”的風險，親自發動和領導一場階級斗爭的大風雨，讓青年人去經風雨，見世面。

而當時，在教員看來更為緊迫的問題，則是黨的領袖教員自己的接班人問題。他要親自動手為自己再挑選一個滿意的可靠的接班人。

教員認為，蘇聯出了一個赫魯曉夫，上臺后就把斯大林一棒子打倒，斯大林沒有選好自己的接班人是一個重要原因。

教員對挑選和培養接自己的班的人十分關注。

1962年以后，他越來越感到劉少奇不是可靠的人選，需要重新考慮。

1966年6月，教員在一次同外賓談話時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

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這說明，對更換接班人的急迫考慮，確實是教員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影響到教員對形勢分析和判斷的是對”破”和”立”關系的片面觀點。教員發動”文化大革命”，包含著”破”和”立”的雙重意向。

而在他的哲學思想中， 破和立的關系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等，總是把”破”放在先頭的。

這種觀點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帶有某些形而上學的絕對化的傾向，但也顯示了教員作為一位革命家的性格特征。

當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即將全面實現”破”國民黨的統治時，也曾提出”立”的任務。他號召全黨，要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工作：

“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話是這么說的，建國初期的實際工作大體上也是這么做的，并且取得了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輝煌成就。

而教員本人的注意力，卻仍然主要是放在破除舊的生產關系、舊的意識形態、舊的生活習俗等方面。

他曾經說過：

“我注意的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建國后各種政治運動連綿不斷，就是實踐的證明。

當然，教員把發展生產力的某一方面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如”大躍進”時期的扶保”鋼鐵元帥升帳”即是一例。

但是，從更多的情況看，他確是側重于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

這也反映了教員的一種哲學思想，即不區分不同的歷史條件而一貫地過分強調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主張以革命去促生產。

因此，他欣賞并肯定”政治掛帥”、 “四個第一”、“突出政治”這樣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而當這種主張在實踐中碰壁之后，例如”大躍進”失敗之后，教員又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而是籠統地從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方面找原因。

以致他把黨內的分歧看得越來越嚴重，把建設社會主義不同方法的分歧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把黨內和社會上的”黑暗面”看得越來越深廣，從而產生了危機感。

促使他以超人的魄力，下決心要在中國大地掃清一切牛鬼蛇神，在大破中建立起一個純潔的、完美的理想社會，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樹立光輝的榜樣。

那么，教員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什么樣的呢?他自己從未明確地講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