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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傳播·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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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簡稱《科普法》）明確規定，“科普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推動科普與科技創新緊密協同”。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協同，是指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兩大體系以“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雙向賦能”為核心，通過制度化銜接與常態化互動，形成“創新產出-科普轉化-需求反饋-創新迭代”閉環的動態發展模式。

然而，當前卻呈現出“創新加速”與“普及滯后”的失衡態勢，出現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割裂、脫節的狀況，削弱了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利于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突破。

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筆者認為在于以高質量的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為紐帶，使科普成為創新的有機組成，從這個角度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新修訂的《科普法》何以專門規定，“國家推動新技術、新知識在全社會各類人群中的傳播與推廣”。

新技術新知識科普是

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協同的耦合力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在“兩翼論”的指導下，可把科創與科普比喻成DNA雙螺旋的兩條鏈，科技創新（新技術新知識的產生）是一條鏈，科學普及（將知識傳播給社會和公眾）則是另一條鏈，兩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共同推動創新發展和社會進步——就像DNA雙螺旋支撐生命活動。

科普是科技創新的基座，在人才供給、需求塑造、環境容錯、資源整合等方面支撐著科技創新的廣度。

在“人才供給”端，它點燃青少年好奇心，把潛在興趣轉化為科技相關的職業選擇，持續擴大高質量科技人才蓄水池；

在“需求塑造”端，它用易懂案例向社會“翻譯”前沿科技價值，催生市場剛需與政策議題，引導創新方向；

在“環境容錯”端，它預先傳播科學不確定性與試錯文化，引導公眾客觀認識科學探索過程的曲折性，為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營造包容氛圍；

在“資源整合”端，它打破創新主體邊界，用信息和知識配置促成政產學研多主體協同，把分散的創新要素匯聚成支撐突破的持續燃料。

科技創新拓展科普邊界，在內容、形態、觸達率、參與、反饋等方面賦能科普。

在內容上，將AI、量子、基因等前沿成果實時轉化為可傳播的知識，持續更新科普議題；在形態上，借助虛擬現實/增強現實、AI生成、大數據可視化等新興技術把抽象原理變為沉浸式、交互式體驗，降低理解門檻；在觸達率上，依托算法推薦、5G與衛星網絡精準推送給不同地域與圈層，擴大覆蓋面；在參與上，通過開源平臺、公眾科學項目讓非專業人員貢獻數據與算力，實現雙向協作；在反饋上，利用在線測評、眼動監測等身體反應與日志數據即時評估認知效果，快速迭代內容與形式，形成閉環。

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雙螺旋鏈式協同具備重要的戰略價值。

一是構建更加良好的創新生態，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二是推動科技成果高效轉化，助力新技術市場化跨越“死亡谷”；三是促進科學文化傳播，深化社會文化創新型發展；四是提升公民科學素質，規避科技相關負面效應，增強風險社會治理、韌性社會建設。

缺乏有效穩定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雙螺旋鏈的力量，是當前“兩翼失衡”最直觀的結構性痛點。形象地說，就是缺乏“科研-科普”雙螺旋中間那些堿基配對，沒有它，兩條鏈只是“平行線”，無法形成“生命”——知識的社會生命力。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則扮演了這些堿基對的作用。

缺乏有效穩定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雙螺旋鏈的力量，是當前“兩翼失衡”最直觀的結構性痛點。形象地說，就是缺乏“科研-科普”雙螺旋中間那些堿基配對，沒有它，兩條鏈只是“平行線”，無法形成“生命”——知識的社會生命力。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則扮演了這些堿基對的作用。

當前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的主要情況

當前我國新技術新知識科普深入開展，各類創新主體、媒體等做了大量工作。據調查，公眾對新技術科普價值普遍認同，76.6%的受訪者認同“新技術科普對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74.6%認為“對個人工作生活有實際幫助”，77.3%的公眾對新技術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可見當前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取得了成效。

當前公眾對新技術新知識的認知呈現一定的特點，公眾興趣呈現“三高一低”、實用導向與風險警覺并重的特征：

一是與生活場景越貼近越感興趣（健康、出行、通信）；

二是視覺和互動體驗越“奇觀化”越愿意打卡（量子、航天、低空）；

三是對倫理和就業風險討論熱情高（AI、第三代互聯網、基因編輯）；

四是對純工業底層技術（工業互聯網、高端光刻機）關注度低，即便其戰略價值巨大。

此外，“社交媒體+視頻平臺”成為信息首要來源，微博、B站、抖音等成為新技術話題“破圈”第一站。

同時，公眾感性驅動強烈。新技術往往涉及復雜的跨學科知識結構與前沿研究成果，公眾在接觸這些信息時容易受限于已有知識結構與媒介敘事框架。公眾對技術的認知常被情緒、印象和“感性認知”主導，缺乏理性判斷，容易產生誤解和恐慌。

新技術新知識科普面臨內容深度不足、傳播效果有限、虛假信息泛濫、倫理問題升溫等四重挑戰。

一是內容深度上，很多科普停留在對新技術現象、內容的表象科普，缺乏對前沿科技本質、規律的深入剖析，且對科學精神的宣傳教育不夠深入廣泛，未能精準覆蓋不同人群的需求。如一項調查發現黨政機關領導干部不光需要了解技術是什么，而且需要知道“它”意味著什么，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有什么用。

二是傳播效果上，新興媒介技術重塑傳播體系，顯著降低科普門檻，提高了用戶接觸率與情感投入度，但亦產生了“信息碎片化”“內容娛樂化”“科技奇觀化”等問題。

三是虛假信息上，量子等新技術領域虛假信息和科學謠言眾多，不利于營造科學理性的社會氛圍。

四是倫理議題上，新興科技引發的爭議成為焦點，但科普中倫理議題往往表達不足。現有倫理議題的表達多停留于專家語言體系，倫理討論與公眾認知之間存在“語義脫節”。科學家、媒體、政府與公眾之間缺乏有效對話機制，信任問題已成為影響公眾理解與接受新興技術的重要障礙。

高質量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的路徑構建

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具有顯著的特點。

一是時效性強，與科技創新同步。技術迭代往往驅動內容快速更新，這種更新速度要求科普者具備實時追蹤能力，避免傳播過時信息。

二是認知門檻高，多涉及專業術語和復雜原理，并且呈現鮮明的跨學科性，很多情況下還涉及社會科學。如科普基因編輯技術，不僅涉及分子生物學，還需討論科技倫理、法律監管和人類改造自然的邊界等問題，需要形成“技術-社會-倫理”的立體解讀。

三是不確定性強，很多新技術處于發展初期，效果、風險尚未完全明確（如AI生成內容的版權問題），科普時需客觀呈現“已知”與“未知”，避免絕對化表述。

要做好相關工作，需要從戰略和策略上共同發力。

在戰略上

要把“科研-科普”從上下游關系升級為并行耦合關系，其價值不是簡單的“傳播加成”，而是打通國家創新體系跑通“最后一公里”的關鍵。把科普從“科技創新的后置廣播”變成“前置基礎設施”，讓公眾、資本、政策在同一時間坐標系里理解、接受并參與創新，從而把“社會共識”轉化為“研發動能”，最終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在策略上

一是要精準定位，分層分類設計科普內容，如按受眾特征分層，針對青少年群體可采用游戲化、故事化形式，針對老年群體則要簡化技術原理，關聯生活場景。對于前沿技術，強調潛力與倫理；對于成熟技術則突出應用價值；對于爭議技術則需構建多元對話空間。

二是要創新傳播方式，充分利用新興技術，促進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從“單向傳播”轉向“沉浸體驗”“全域觸達”，強化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的“四力”，即到達力（讓人看到）、理解力（讓人看懂）、情感力（讓人在乎）和行動力（讓人去做）。

三是針對風險防控，需建立倫理相關機制，開展技術風險預警，完善謠言應對體系。

戰略和策略共同發力最終旨在實現三方面協同。

其一，實現主體協同。科研機構、企業、科普組織、媒體等多元主體打破壁壘，共同參與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

其二，實現要素協同。科技創新提供的前沿知識、技術工具，與科普的傳播渠道、教育場景深度融合，實現“創新成果科普化、科普過程創新化”。

其三，實現目標協同。以提升全民科學素養為基礎，以促進科技創新落地應用為導向，最終形成“創新賦能科普、科普反哺創新”的良性生態。唯有三方面協同的達成，才能形成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的有效協同。

-本文作者謝小軍是中國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論與政策研究室主任；本文刊載于《世界科學》雜志2025年第12期“傳播智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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