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鄭某利、袁主任為代表的“表演型律師”“口號型律師”刷爆視頻號、抖音等各大平臺。

鄭某利自2023年起以“嘉安律所鄭某利律師”“北京律師鄭某利”等賬號拍視頻進行宣傳，六十多歲的她在視頻中振臂高呼：“我們要把案件打到中央”、“將管轄權異議提到最高人民法院”、“讓法院不敢枉法裁判”，更是在大雪紛飛之時佯裝拖著行李箱奔走在辦案一線，在各個高鐵站疾步狂奔，爭分奪秒地會見，阻止當事人被刑訊逼供；其神色凜然，一腔正氣，儼然正義的化身。而視頻評論區也清一色“正義好律師”“老百姓需要你”“人民的好律師”諸如此類的好評。至于對鄭某利的評論是否真實客觀，不敢妄評，有同行也曾戲稱鄭大姐可榮獲明年奧斯卡獎，但評論一經發出便被刪除，評論發表者也被拉入黑名單，此舉很難讓人不懷疑評論區整齊劃一的好評頗有“刷單炒信”之嫌。

袁主任的視頻套路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土地糾紛維權為使命，貌似肩挑民生大計，立志為民請命。視頻中的他手舞足蹈、慷慨激昂地喊話“全國巡查”，其凌云壯志頗讓人熱血沸騰，仿佛給備受欺壓的老百姓帶來了曙光。但可能表演太過，評論區也不乏“加大藥量”“你咋不去大鬧天宮呢”“咋咋呼呼的太監聲音”的質疑之聲，也有人戲稱說著說著就唱起來了……

見微知著，此弊之生，蓋因時弊。表演型律師、口號型律師的泛濫成災已然折射出法律服務領域困境叢生，律師行業凜冬已至。

鄭某利、袁主任的等表演型、口號型律師的夸張表演行為是流量時代下法律服務供需失衡下引發的精神異化的產物。根據天眼查等企業APP顯示，截止至2025年，全國約56萬余家法律咨詢公司，這尚未包括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服務人員。目前律師行業面臨行業內卷加大、案源焦慮增加、收費困難的困境，在市場信息不對稱和需求錯位的背景下，律師的生存舉步維艱。

律師的核心職業價值是以其專業能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及法律的正義實施，以鄭某利、袁主任為代表這類律師將其行為邏輯轉向“流量至上”，以鼓吹自我、夸大宣傳、貶低同行等方式獲得競爭優勢，將其職業道德異化為吸粉、獲客，服務核心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轉變為單純汲取當事人金錢；專業理性也被情緒表演所取代，摒棄律師職業的嚴謹、理性的核心要求和以事實、法律為依據的執業要求，利用“包贏”“管到底”等煽動性話術誤導公眾預期，以虛假承諾、擺拍虛構案件、放大對立情緒等賺取粉絲數、點贊量，其背后體現了職業倫理的妥協與失守。

援引《紅樓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理，律師行業素有專業壁壘森嚴、價值維度多元、收入層級分化之特質，在外界眼中形容為“高大上”，具有一定神秘屬性。然而受限于律師恪守職業道德與執業規范而不得承諾勝訴，且案件走向終究系于各方力量博弈、非律師一己所能左右等諸多因素，該行業本就屢遭非議。表演型、口號型律師的出現，縱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律師群體的公眾知曉度，卻也無形中折損了行業的整體形象，于律師行業舉步維艱之際，不啻為一記重創。不得不承認，公眾認知往往帶有盲從性與片面性，常將對個體的評判上升為對整個行業的定論，將對個人的怨懟蔓延至整個群體。此類律師舍本逐末，將執業重心從辦案實務轉向網絡攬客，案件辦理質量自然大打折扣，一旦因此致使委托人合法權益受損，侵蝕的必將是全行業的聲譽，擾亂的亦是其他律師的正常執業秩序。

更有甚者，部分表演型、口號型律師動輒夸大宣傳，其鼓吹的訴訟策略往往脫離實際，普法內容更是嚴重背離法律規定。這般行徑不僅大幅壓縮了合規執業律師的生存空間，更會形成惡性競爭的不良風氣，倒逼部分律師被迫游走于法律邊緣，徒增執業風險。

操存有真宰，應用有圓機。所謂“真宰”，是內心持守的法治信仰與職業操守，是恪守執業底線、不因執業困境妥協額的清醒自持；所謂“圓機”，是周旋實務時的靈活變通，是平衡獲客與職業道德的進退有度，是順勢而為，將傳統辦案與新媒體結合的生存智慧。二者相輔相成，方為律師執業的立身之本。

也許，對于在困境中掙扎的絕大多數律師來說，行業內卷加劇也好，公眾誤解難消也罷，困局的破局之法，從來不在盲從跟隨夸張表演、嘩眾取寵之中，而在審時度勢的清醒中。明者因時而變，能洞察行業趨勢之變，于專業化深耕與多元化服務中找準定位；知者隨事而制，能順應案件復雜之異，于執業倫理框架內尋求最優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個“本”，便是扎實的專業功底、過硬的職業素養與純粹的執業初心。唯有錨定此“本”，方能在波詭云譎的行業浪潮中站穩腳跟，于荊棘載途的執業路上行穩致遠，這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作者系00后執業律師黃圣楠，已謝絕跨省。鑒于對公眾人物的評論，法律持寬容態度，本公眾號原文刊登投稿，但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