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精神疾病患者的困境往往被歸因于疾病本身，但壓垮他們的也可能是貧窮。

低收入人群更容易

受到精神疾病的“威脅”

關于收入水平與常見精神疾病患病概率的關聯，是有科學依據的。

2020年12月，發(fā)表在《Science》上的一項研究顯示，與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癥、焦慮癥等常見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1.5~3倍。

中國科學院發(fā)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fā)展報告（2021～2022）》也印證了這一現象。報告指出，收入水平是影響抑郁、焦慮檢出率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其中，無業(yè)/失業(yè)人員的抑郁風險檢出率高達31.0%，遠遠高于其他職業(yè)群體，且月收入越低，抑郁風險檢出率越高。

實際上，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收入低：他們生活壓力巨大，每日舉步維艱，缺乏安全感。

他們常被社會排斥，甚至邊緣化，內心充滿無力感和孤獨感。

他們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身體不適也選擇硬扛。

因為窮，許多孩子，尤其是留守兒童，缺乏與父母的情感鏈接，直接跳過了童年時代，早早進入現實社會，何談快樂。

生活的困難、憂慮、無望，讓窮人遭受抑郁癥、焦慮癥、精神分裂癥等疾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高收入人群在出現精神心理問題的苗頭后，通常能夠及時接觸到優(yōu)質的醫(yī)療機構、高水平的醫(yī)生和先進的治療手段，從而獲得有效的幫助，擺脫疾病的困擾。

相比之下，許多農村貧困家庭只能依賴村衛(wèi)生院或鎮(zhèn)醫(yī)院，難以企及省級醫(yī)院。由于經濟負擔過重，他們往往選擇不治療或延誤治療，最終陷入精神疾病的困境，難以脫身。

因病致窮

精神疾病家庭的生存困境

貧困既是精神疾病的原因，也是其結果。在我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家庭不在少數。

對于許多家庭來說，精神疾病的降臨猶如一場漫長的“消耗戰(zhàn)”。這類疾病通常需要長期治療，而治療就意味著持續(xù)的經濟支出。

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廈門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每年人均總花費為3萬元；而2016年北京精神專科醫(yī)院的人均住院總費用約為2.3萬元。

而心理治療對于生活貧困的患者來說，更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以南京某醫(yī)院為例，副高職稱以上的專家一次50分鐘的心理咨詢，經物價部門批準的收費標準為800元，每周1次，每月就需要自付3000~4000元，這是很多小城鎮(zhèn)家庭一個月的全部收入。更何況，心理治療短則需要數月，長則數年。

另外，許多患者因受疾病和社會歧視等因素影響，就業(yè)困難，生活壓力巨大。

精神疾病雖然不會迅速危及生命，卻可能是消耗家庭資源最多的一類疾病。患者常需專人照料，導致許多外出打工者為照顧生病的子女不得已返鄉(xiāng)，依賴低保生活；一些年輕人，因需照顧患病父母而中斷學業(yè)。

這種長期的資源消耗，使家庭陷入困境，隨著時間推移，在貧病的漩渦中越陷越深。

理解別人的苦

是社會進步的基礎

對于貧病交加的精神疾病群體來說，他們最需要的是什么？

醫(yī)療、經濟和社會的支持缺一不可。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使他們難以擺脫困境。

為改善精神疾病群體的困境，需多管齊下。國家應加大對精神衛(wèi)生的投入，助力患者早診早治；政府要著力解決貧困問題，提升國民收入水平；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唯有政府多部門攜手、全社會共同參與，構建起一張堅實可靠的資源保障網，才能為貧病群體提供有力的托舉。

希望友善的社會人士能對他們多一些愛心，有條件的雇主在能力范圍內盡量為他們提供一些工作機會，這很可能是改變他們一生的重要機會。

請不要對貧困人群進行簡單的道德審判，將他們的困境歸結為“不努力”、“怕吃苦”或“懶惰”；也不要對精神疾病患者抱有偏見和歧視。患病并非他們的過錯，他們只是在承受痛苦。讓我們多一份理解，多一份關愛，共同營造一個更加包容和溫暖的社會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