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前全球秩序正經歷重構。過去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內部存在三重矛盾：一是承諾長期無法兌現產生嚴重的信譽赤字，二是主宰世界的企圖與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構成沖突，三是守舊的意識形態框架與多極化現實不相協調。西方的安全和意識形態關切與“全球南方”的發展與治理訴求之間存在明顯錯位。國際體系正進入“競爭性共存”階段，未來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西方能否摒棄“零和”思維，推動更加公平包容的多邊機制。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徐國慶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教授

國際秩序正在經歷一場不可逆轉的重構。自冷戰結束以來長期以來由西方列強主導的、“基于規則”的體系框架，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這場重構是由“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所推動，它們希望擴大自身的經濟影響力和政治自主權，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標志性事件發生在2024年底，當時聯合國大會不顧美國的反對，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要求在加沙停火的決議，反映出西方的主張與“全球南方”的集體意愿之間越來越大的分歧。

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正被三個內部矛盾掏空：一是承諾長期無法兌現產生嚴重的信譽赤字，二是主宰世界的企圖與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構成沖突，三是守舊的意識形態框架與多極化現實不相協調。

任何基于規則的秩序，從根本上說都是靠信譽支撐的。然而，西方國家長期系統性的言行不一，正在迅速破壞這一基石。七國集團 (G7) 和北約峰會上的豪言壯語一次又一次地化為支離破碎、互不協調的國家政策，暴露出戰略上的分裂。因此，“全球南方”伙伴對它們的信任度日減。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氣候治理就是這種失敗的一個例證。2009年，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然而這一目標至今未能實現，總共僅籌集了833億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貸款而不是贈款。這使那些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國家的債務負擔雪上加霜。雖然202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制定了新目標，規定到2035年，發達國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億美元的資金，但相比于每年至少1.3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總需求，這也只是一小部分。一再的食言已成為口惠而實不至的象征，侵蝕了集體行動所必需的信任。

即使在人工智能治理這種西方本可以展示集體領導力的領域，也一樣充斥著分裂。G7在2023年廣島峰會上啟動了“廣島人工智能進程”倡議，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一份非強制性行動指南。結果，一個支離破碎的監管格局出現了：歐盟實施了嚴格的人工智能法案，美英奉行靈活的、以行業為主導的路徑，日本則強調創新友好型模式。這種分裂反映了西方各國對風險和創新的理念存在根本性區別，使它們的全球領導地位愈發站不住腳。“全球南方”國家正在填補它們留下的領導力“真空”。

圖片來源：新華社

西方秩序面臨的更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是：一方面經濟上越來越依賴“全球南方”，另一方面試圖主導全球規則制定。由于無法在不引發“系統崩潰”的情況下“脫鉤”，西方大國愈發傾向于將國際規則武器化，以此約束新興大國，從而造成了一種不可持續的失衡。

2023年，僅中國就占G7貿易總額的10.4%，而整個“全球南方”地區是關鍵礦產、能源的重要產地，也是工業制成品的重要市場。西方的策略不是切斷關系，而是謀求控制。具體到國際貿易方面，它們在世貿組織改革提案中強調“市場導向條件”，排斥“全球南方”國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對此，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回應是，呼吁保留“工業發展的政策空間”，反映出兩種理念在商業規則方面的直接沖突。

西方將國際規則武器化最明顯的一個領域是金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治理結構賦予了美國及其盟友否決權，而“全球南方”國家的聲音則被邊緣化，貸款也附加了嚴格的政治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型機構應運而生，在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情況下為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對西方金融霸權構成直接的結構性挑戰。

在科技領域，美國及其盟友對先進半導體實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再加上“友岸外包”策略，試圖將“全球南方”國家鎖死在價值鏈底端。這種技術圍堵手段正激起受影響國家的強烈反彈，倒逼它們紛紛加快推進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進程。

國際規則武器化的終極手段是經濟制裁，比如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的舉動在整個國際金融系統引發了一場“沖擊波”，引發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討論，激發了人們在雙邊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替代性支付系統和非西方金融中心的興趣，加速了去中心化、多極化金融格局的出現。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西方主導的治理體系中最致命的缺陷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它固守“民主對抗威權”的邏輯定式，但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是對“全球南方”國家核心關切的誤讀。這些國家的優先事項并非由意識形態站隊決定，而是基于務實的發展追求、戰略自主，以及后殖民時代對主權平等的堅持。

西方所宣揚的論調認為，各國在這場意識形態之爭中自然會選邊站隊。然而，這一論調屢屢碰壁，因為它忽視了歷史遺留的敏感問題，也無法為減貧、債務減免、氣候適應和技術獲取等當下緊迫的挑戰提供解決方案。事實證明，西方指望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國自動加入自己的“民主”陣營是一種戰略誤判，因為這些國家珍視戰略自主，認為陣營對抗是新殖民主義的強加，因而拒絕加入。

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奉行務實的多邊主義。它們的首要目標是發展，首要原則是主權平等，其外交政策主張通過多元化的伙伴關系來實現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選邊站隊。這一立場在擴員后的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臺得到了制度化體現。

這種意識形態的不和諧造成了持續不斷的沖突。西方國家關心的要務是安全聯盟和自由民主價值觀，而“全球南方”則強調氣候融資、技術轉讓和制度改革。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西方的討論側重于“基于風險”的監管框架，防止技術濫用，而“全球南方”的關切則是彌合數字鴻溝，確保公平獲取技術資源。其結果是出現了兩條平行的治理路徑，從非洲聯盟的人工智能戰略到金磚合作，都是對西方排他性敘事框架的直接回應。

圖片來源：新華社

以上三大矛盾正在從內部侵蝕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使它的權威性減弱。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提出了另一種愿景，強調多極化、發展優先和包容性多邊主義。一個并行的治理構架正在成形，并獲得廣泛認可。擴員后的金磚國家集團，以及提供無條件融資的新開發銀行等機構，就是這一體系建設的具體組成部分。然而，“全球南方”并非鐵板一塊，內部同樣面臨著協調性問題。

未來幾年的國際秩序將以“競爭性共存”為特征——一個支離破碎的治理格局，多種并行的規范體系和制度框架爭奪影響力。其中的核心問題是，西方是會放棄高高在上的姿態，擁抱真正的平等，還是寧可冒系統失穩的風險，也要固守日薄西山的霸權地位？

“全球南方”的崛起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時代大勢。未來的世界是走向更加公平的新秩序，還是走向危險的失序，取決于老牌大國能否超越“零和”思維，助力構建一個更均衡、更具代表性、更可持續的全球秩序。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原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Loss of legitimacy"，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付曉雅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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