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

精神健康的道路依然漫長，社會認知的轉變、醫療資源的優化、患者與家屬的理解，都需要時間。

?作者 | L

?編輯 |程遲

“人們每天都在清掃看得見的垃圾，卻對那些在心里腐爛的痛苦視而不見。”這句來自深夜急診室的感慨，是姜濤33年精神科職業生涯的注腳。

作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的主任醫師，姜濤在出版的新書《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中，記錄了這些年看到的許多人無法言說的精神痛苦。

從20世紀90年代初對精神醫學的抗拒與掙扎，到今日對心理健康的深刻理解，姜濤醫生的價值觀念轉變軌跡，折射著整個社會對精神健康認知的變遷。

《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

姜濤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1月

從擰巴到理解

1992年夏天，姜濤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安定醫院。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一直以為安定醫院就在安定門附近，等到報到時才發現，醫院坐落在德勝門一條胡同里。

（受訪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的主任醫師姜濤）

“那是一個特別小的院子，跟我們實習的大綜合醫院完全不同。”姜濤回憶起來，仍能感受到當時的失落，“精神科的工作模式、病患的類型，與我預期的醫學工作截然不同。”

姜濤剛到安定醫院工作的年代，精神醫學在社會中尚處邊緣，90%的住院患者被統一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精神疾病與心理問題混為一談，藥物治療選擇有限，且副作用明顯。

“那時候，人們更多關注物質和經濟生活，對心理健康的要求不那么明顯。”姜濤記得，與他同期的心理專業畢業生，包括北大、北師大的學生，幾乎都轉行了，“當時覺得心理需求很弱，在醫院里根本沒有心理治療的這種需求。”

姜濤也試圖離開過這個領域。他曾向多家綜合醫院投遞簡歷，但因賠償金問題未能成行。“按合同規定，提前離職每年要賠3000元，而我當時的月薪只有一百多元。”同時，他還考慮過進入藥品公司工作，可思來想去，他覺得，“向人家推銷藥物”顯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圖/《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

轉折發生在他工作的第五年。一名叫吳莉的女大學生改變了他的職業生涯軌跡。

吳莉大一下學期開始出現精神異常，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在與她深入交流后，姜濤發現她的癥狀與情緒波動密切相關，“她分析自己的癥狀時邏輯性強，情感也沒有典型精神分裂癥那樣淡漠。”

更深入的了解揭示了她的家庭背景：父母在她高考前一年雙雙下崗，賣掉了祖傳戒指才湊夠第一學年的學費。懂事的吳莉一進大學就開始勤工儉學，最終情緒崩潰。寒假時，她整天悶在屋里；到了暑假，就像是換了個人，嗓門亮堂，精力充沛。

姜濤判斷，吳莉更可能患的是雙相情感障礙，而不是精神分裂癥。經過與上級醫生一周的軟磨硬泡，他終于調整了治療方案，采用電休克治療和藥物調整相結合的方式。治療成功后，吳莉的父母告訴姜濤，他們原本已買好老鼠藥，打算“一起走”。

正是這次經歷，讓姜濤第一次真正認識到精神醫學的意義：“挽救了一家人，覺得自己干了一件很有價值的事。”

治療病癥之外，也在療愈人心

隨著精神醫學的發展，姜濤的工作方式也經歷了根本轉變。

90年代初，他跟隨上級醫生開藥，來來去去就那幾種傳統抗精神病藥物：氯丙嗪、奮乃靜、氟哌啶醇。這些藥物雖然能消除幻覺、妄想，但副作用也明顯，“病人吃了以后，是，幻覺、妄想消失了，但人也木了。”

姜濤回憶自己報到那天遇到的第一個病人：“他是被家屬一邊一個攙扶著、哆里哆嗦地出院的。護士問醫生‘療效填什么’，醫生就說填‘痊愈’。可是，這樣的人現在肯定不會被評估為‘痊愈’。”

（圖/《醫院五日》）

在精神科工作的頭幾年，姜濤的主要關注點是“治療病”，消除癥狀是第一要務。但隨著臨床經驗積累，他發現僅靠藥物治療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有段時間就發現，你覺得一個很好治的抑郁癥，典型的‘三低’癥狀，應該吃點抗抑郁藥就好了，卻怎么都治不好，好幾種藥合用都不好，癥狀根本不消失。”

這樣的病例促使姜濤開始挖掘病人癥狀背后的根源。“有時得反復三四次，并讓陪伴的人都去外面等候，患者才慢慢透露出自己有什么難言之隱。你得把潛在的根源問題幫患者解決了，或者起碼幫患者緩解一部分。”

他曾治療過一個孩子，父親是“鳳凰男”，對孩子要求極高。“這孩子不堪重負，只要父親在，就哆嗦得不行，什么也做不了，飯也吃不下去，學也學不進去。孩子多次嘗試自殺。”姜濤建議父親暫時搬出去住，以物理隔離的方式減輕孩子的壓力，“解決了應激源，這孩子馬上就有所好轉了”。

治療理念的轉變反映了整個精神醫學領域的發展方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精神科醫生開始重視‘治療人而非治療病’。”姜濤說，“至于是不是每個醫生都能真正做到，就很難說了。”

（圖/《夜班》）

他提到一個曾在牛津大學數學系就讀的高材生病例，患者的母親能精準復述每篇頂級期刊論文的結論，卻從未問過兒子：“那些聲音出現時，你希望我怎么做？”

姜濤解釋，這種轉變的背后是有復雜的因由的：“所有病人的致病原因都是多維度的，有生物學因素，有社會因素、家庭因素以及成長教育的因素。即使有生物學的風險，后天有良好的環境支撐，可能就不發病；反過來，即使沒有家族病史，不良環境同樣可能導致精神疾病。”

精神健康的認知與診療道路，依然漫長

姜濤觀察到，近年來精神健康問題正在向更年輕的人群蔓延。

“在2016年以后，就醫的年輕人明顯增多。”他每次出門診時，掛號的40個患者中，有12到15個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而且發病年齡越來越小了，過去是上高中后，16～18歲的多，現在有不少是12歲左右。”

他分析這與社會變遷密切相關：“在信息化社會，特別是智能手機出現以后，人的社交圈子、信息來源都大大擴展。在這種條件下，人所面臨的壓力、應激和競爭增加了。”

青少年面臨的挑戰尤為明顯。“過去15年以前，各種不上學、不適應的病例是比較少的；而現在近10年中，這些不上學的病例特別多。”

（圖/《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

他描述了一個典型病例：“那小孩每次一上學，一到學校門口就跟家里頭打仗似的，家里人讓他下車，他在車里就不下，能在車里戰斗很長時間。最后，即使下了車，扭頭就跑，也不進學校。即使能夠接受勉強去學校的，在那上課也聽不進去，不停地哭，哭到一定程度就拿鋼筆刀、鉛筆刀劃手。”

姜濤認為，社交媒體的普及和社會競爭的加劇是導致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社交能力好的人獲取資源的機會較大，而社交能力差的人獲得資源的能力就比較弱，這種落差可能使他們（社交能力差的人）更回避社交，形成惡性循環。”

面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姜濤的治療方式也在調整。“首先是通過藥物緩解焦慮抑郁情緒和睡眠問題，然后通過正規的心理疏導和心理治療，緩解對學校、人際交往、學習和考試的恐懼。再一個是做家庭治療，指導家長怎么去鼓勵、引導而不是逼迫孩子。”

除了患者年輕化，姜濤還指出中國精神醫療資源分配的另一個問題：社區康復系統的缺失。“在比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患者出院后會有社區康復機構銜接。而咱們基本是完全回歸家庭，家屬的負擔非常重。”

（圖/小紅書）

這種情況導致了一種被稱為“旋轉門”的現象：出院的病人過一段時間又回來住院。姜濤說，建立完善的社區康復系統是當前中國精神健康服務亟須解決的難題。

在長達33年的從業經歷中，姜濤更是見證著社會對精神疾病態度的變化。“識別度高了，對精神疾病包括心理問題的識別度，在近10年中提高了很多。”

在他的觀察中，過去很多軀體化的疾病，如心臟神經官能癥、過度換氣綜合征等，患者往往在綜合醫院輾轉多年，浪費大量醫療資源后才轉到精神科。“現在很多醫生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了，一旦發現有心理因素的苗頭就及時轉診到精神科。這種轉變提高了診療效率，節省了治療和診斷的時間。”

然而，病恥感仍然存在。“寧可自己花錢也不用醫保的情況還是有的。其實根本沒必要，并不會因為你使用醫保就知道你在哪個醫院看的什么病。”

他回憶起一位放棄治療的母親案例：“一個孩子特別小就得了兒童期起病的精神分裂癥，母親一看孩子那樣，突然離家出走了。父親帶著孩子來看病，母親杳無音信。”

面對病恥感和不科學的治療方法，姜濤的建議是，“長時間的心理壓力，緊張焦慮，包括睡眠問題，千萬別回避，要面對。先到專業機構做評估，看問題出自心理層面，還是精神疾病。”

他反復強調早期干預的重要性：“很多疾病如果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都可以獲得很好的結果。關鍵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及時來就醫。即使發現了有精神疾病，也沒關系，只要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都可以獲得很好的結果。”

（圖/《機智住院醫生生活 》）

這33年間，他目睹了太多患者和家屬的掙扎與希望。診室的門一次次打開又關上，有人獲得新生，有人最終放棄。姜濤醫生知道，精神健康的道路依然漫長，社會認知的轉變、醫療資源的優化、患者與家屬的理解，都需要時間。

或許，真正的療愈不是消除癥狀，而是讓每一個隱藏的痛楚被看見、被理解、被接納。這需要社會的每一分子，不僅僅是醫生，也包括我們每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