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叛亂的后金政權，在土地、丁口、物產、稅賦等方面都斷崖落后于大明，其戰爭潛力自然也當遠弱于大明。但雙方的戰爭有個奇怪特點，歷次大戰反而是弱勢的后金能召集更多軍隊并以多打少。

萬歷四十六年四月，撫順告急。遼東巡撫李維翰命總兵張承胤率兵一萬前去救援，結果撞上了后金三萬大軍，最終張承胤等五十余名將校陣亡，余眾潰散。

萬歷四十七年二月，薩爾滸大戰。11萬明軍（含葉赫、朝鮮援軍）對陣近6萬后金軍（含丁壯）。雖明軍整體數量占優，但四路出擊以及過程中的二次分兵，讓后金四戰均擁有兩倍或以上的兵力優勢 ……

天啟元年三月，遼沈大戰。明廷雖在遼東駐有13萬軍隊，但后金還是在沈陽、渾河抓住了以多打少的機會。這兩戰不僅殲滅了遼東明軍的精銳，也削弱了明軍的兵力優勢。所以其后遼陽攻防戰，仍是后金兵力更多 ……

天啟二年正月，廣寧之戰。后金在西平堡也是優勢兵力擊敗明軍（五萬對三萬多），進而誘發關外明軍的整體性潰敗。

如果以上還可以說后金依仗了“主場”便利，那么來看看“己巳之變”。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率兵五萬（含蒙古盟軍）由薊鎮入寇大明的核心防御區 – 京畿，明軍是否能借地利實現以多打少呢？

從十月二十七日破邊墻的漢爾莊之戰開始，十一月一日馬蘭峪和羅文峪、三日遵化城外滅趙率教、四日克遵化、十一日攻占三屯營、十五日在順義擊敗入衛的宣大軍（滿桂和侯世祿）、二十日德勝門外再敗宣大軍、十二月十六日良鄉擊潰申甫部、十七日永定門外大敗聚集的各路勤王兵馬 ……

這些場次戰斗，明軍少則三千、多則三四萬不等，但后金軍都是主力出戰（至少也是壓陣），擁有明顯的兵力優勢。即便把這些甩鍋給袁崇煥，其后孫承宗主持大局，明軍依舊無法聚集兵力形成優勢。

比如薊遼總督劉策率幾千人馬出擊，試圖驅逐后金以及收復遵化 …… 直至皇太極帶主力先行撤回遼東，明軍才掌握優勢，開始收復被占領的畿內四城 ……

是什么原因讓體量龐大的明朝反而無法發揮數量優勢呢？

首先，明朝龐大的疆域本身就在稀釋、限制明軍的出戰數量。稀釋是指大量明軍需駐防各地，應對可能的不臣或叛亂。限制則是征調明軍不僅要考慮戰備部署，還要考量對應的成本和風險。

比如征調千里之外的軍隊，不僅行軍途中的口糧供給是不小的負擔，而且期間只要有三天不能保證供給，軍隊就有很大概率嘩變。一旦如此，前期投入的大量錢糧打水漂不說，朝廷可能還得額外再拿出大量資源來彈壓叛軍。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餉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為慮。
《谷山筆麈》

就如閣老于慎行無兵可用的感慨，不是明朝真的沒兵，而是沉重的錢糧負擔，讓明廷早已將大量明軍默認為不可征調。而且就算是征調，花大半年甚至一年趕過來（如從兩廣、福建、云貴調往遼東），黃花菜也涼了。

注：地方州縣雖然有義務承擔路過明軍的伙食，但出于降低地方負擔的考量，基本都是過夜才管飯。所以明軍調動途中為了能吃飽，常常故意一天一停。對于大多數明軍部隊而言，行軍速度跟肚子去比毫無意義。天啟朝援遼的速度冠軍是石柱土司兵，而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是自帶了口糧銀。

其次，明廷的僵化的行政和軍事制度，難以及時有效解決大軍聚集后的糧餉問題。

明朝是個特別愛“分權”的朝代，不僅將軍事大權拆得七零八落，財稅權也被分得五花八門。除了負責征收的地方士紳和府衙，三司、宗藩，戶部、工部、兵部、太仆寺、大理寺、太常寺等部司均獨立擁有收取、使用部分稅賦的權力。

這不僅讓明廷難以匯集國力，也讓明廷沒有一個統一的錢糧轉運部門。除非提前準備并規劃好各部司的分工以及職責，大軍驟集時朝廷和地方均無足夠的轉運能力，來應對突增的后勤需求。

己已之變中袁崇煥在薊州遣散各路勤王軍，以及明廷同意他遣散援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這里。他一時間拿不出錢糧來保障這些軍隊的補給，所以只得讓他們分散于京師周圍各城池求食（刮地方百姓）。

再次，明軍的“山頭化”和“家丁化”也讓明軍的組織效率大幅度下降。

為防范軍閥藩鎮，從洪武朝開始皇帝就在主動拆解明軍的組織性。比如太祖將大都督府一分為五，并把原屬大都督府的軍令權移至兵部。到了明朝中期，明軍已分裂成一個個以封疆（總督、巡撫）為首的獨立軍鎮。

而且這種對組織性的破壞，還在繼續向軍隊下層蔓延。

各封疆之下又可分為道臣（兵備/分巡/分守等）、武將（總兵/參將/游擊等）兩套班子，這兩套班子還是單向干涉。武將基本不能涉及道臣的職權，道臣卻可以阻擾武將系統的軍令執行。

比如總兵要求全軍出擊某敵，負責某地守備的道臣卻可以命令駐防該地的明軍拒絕總兵的出擊軍令。而且這還沒完，道臣雖然是封疆的下屬，但他們大多也有“御史”這個直屬朝廷和皇帝的身份。

他們上面的總督、巡撫（督撫也全兼職御史）也無法有效約束他們，比如寧前道袁崇煥就公開拒絕過上司遼東經略高第的軍令。在這種有些畸形的軍事指揮體系下，高效快速調集對于明軍而言就不是一件容易事。

同時屯田體系的崩壞以及朝廷度支困難，也讓各邊鎮明軍戰斗力、堪戰數持續下滑。但武將安身立命又得有實打實的戰力，于是集中有限資源培養少數心腹部曲，就成了各鎮將領的共同選擇，即“家丁”。

大量吸食軍事資源的家丁，又讓各鎮堪戰之兵數進一步銳減。原本下轄兵員在兩三萬的總鎮總兵，家丁化后可帶出的戰兵常不過數千人。例如己巳之變時宣大兩鎮額兵二十多萬，奉命勤王的滿桂和侯世祿也就能帶出一萬五千兵馬。

“家丁”也讓明軍進一步碎片化為各將領的私產，隨后戰斗的核心也不再只有軍事考量，還必須夾雜和顧慮各將領的私心。

所以明廷、督撫們在計劃調集軍隊時，也盡量不讓非同一派系的明軍聚集在一起（這也是明軍愛分兵的一個原因）。因為即便臨時指定了總指揮，他也無法有效控制各部明軍。換句話說，人多反而會壞事。

前文提到的渾河之戰，因增援對象沈陽已淪陷且部分援軍未按期到位，臨時總指揮陳策原本是下令撤軍。但秦邦屏、冉見龍、周敦吉等川將不聽，強逼他渡河出戰。不然這波精銳不會喪師渾河，明軍守住重鎮遼陽的可能性也會大幅提升。

而且多部合兵作戰，各部還得心照不宣地分精力防著友軍拆臺。導致廣寧失陷的西平堡之戰，雖有內奸孫德功故意擾亂軍心的原因，但祖大壽不那么應景的率部撤退，明軍也不會崩的那么快。

所以家丁化后，不僅各部明軍早習慣了各干各的，匯集以發揮人數優勢，并不是他們都愿意接納以及配合的策略。而且明廷也默認了這種模式，己巳之變中明軍“葫蘆娃救爺爺”，難以實際歸并各部指揮權也是個原因。

除此之外，自遼事起后，由于戰敗太多，加之戰死、戰敗被殺的榜樣過多也過于慘烈。一線的明軍將領、統帥逐漸主動回避與后金作戰，尤其是后金破關入寇期間。

因為不打就不會戰敗，進而不會擔負戰敗之責。而尾隨既可降低“畏敵不戰”的風險，也可收獲“復土”之功。畢竟后金入關的目的是劫掠人畜錢糧，不是消滅明軍或占領地盤。這個時候即便有條件讓這些明軍聚集一地形成兵力優勢，他們八成也會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