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律師”被公開示眾：警惕以正義之名，行程序越界之實

近日，海南陵水警方發布的一則“公開征集假律師范才能犯罪線索”的通告，在法律界和輿論場掀起了軒然大波。

在案件尚處偵查階段、未經法院依法判決的情況下，警方不僅將嫌疑人的清晰照片、姓名公之于眾，還以“實施詐騙違法行為”“騙取錢財”等確定性表述對其定性，這種“示眾式”操作，不僅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公然漠視，更是對公權力邊界的危險突破。

從法律文本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白紙黑字寫著：“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這一原則絕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刑事訴訟的基石，是對偵查權的剛性約束。在偵查階段，范才能的法律身份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而非“罪犯”。

警方的職責是依法收集證據、查明事實，而非通過公開羞辱的方式，將其塑造成“人人喊打的騙子”。

反觀這份通告，其問題昭然若揭。首先，它直接突破了“未審先判”的紅線。

通告中“長期冒充執業律師實施詐騙”“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等表述，已經對嫌疑人作出了有罪的確定性評價，完全無視“未經判決不得定罪”的法治底線。

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將偵查機關的判斷凌駕于司法程序之上，用行政意志替代了司法判斷。

其次，公開嫌疑人照片和個人信息的行為，更是對公民人格權的粗暴侵犯。

在嫌疑人已被抓獲的情況下，這種“示眾式”操作，早已超出了必要的偵查需要，更像是一種公共表演。

它不僅可能導致后續辨認程序因“先入為主”而喪失法律效力，更會對嫌疑人的名譽、肖像等人格權利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即便最終被判決無罪，其社會評價的崩塌也難以挽回。

支持者或許會辯稱，公開信息是為了動員更多受害者站出來，打擊“假律師”這類具有隱蔽性的犯罪。但這種“效率優先”的邏輯，恰恰是法治的大敵。

偵查權的行使，必須在權利保障的框架內進行。如果為了快速破案而突破程序底線，那么每一次對無罪推定的突破，都是在動搖整個司法體系的公信力。

更穩妥的做法應當是：在不公開個人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公布案件類型和作案手法，引導受害者報案，而非直接將嫌疑人的照片和姓名公之于眾。

更深層的危險在于，這種“示眾式”偵查，本質上是將司法程序異化為一種情緒宣泄的工具。

當公安機關通過通告將嫌疑人塑造成“全民公敵”時，實際上是在利用社會輿論替代司法判斷。

這種做法不僅可能誤導公眾，更可能對后續的審判造成預斷性影響——當社會已經形成“此人有罪”的共識，法院的獨立審判將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司法公正的天平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傾斜。

法治的核心，從來不是“快刀斬亂麻”式的高效，而是對程序正義的堅守。

在“假律師”案中，我們固然要嚴懲冒充律師、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但更要警惕以“正義”之名行“越權”之實的沖動。

偵查公開的邊界，必須以無罪推定為底線；任何突破這一底線的操作，都應當被視為對法治的侵蝕。

當我們在追問“假律師”的罪責時，更應當追問：公權力機關是否在依法行使權力？

只有當偵查權始終在法律的軌道內運行，才能真正守護司法的公正與權威。

而這，恰恰是這則通告給我們上的沉重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