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公元1344年），黃河在山東曹縣白茅堤發(fā)生大規(guī)模決口，導致了豫東、魯西南等地盡皆陷入洪流之中，平地水深達到了兩丈有余，民眾飽受水患之苦。

按說黃河決口在歷史上也不是一次兩次，每次都是決口后，當朝統(tǒng)治者派人治水。

可出乎預料的是，這次黃河決口后，元順帝召集朝臣開會，會議商量下來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

一個是主治派，為首的是元丞相脫脫，另外一派是擺爛派，主張放任不管。

圖|元順帝

出奇的是，當時朝廷主張擺爛的特別多，這些蒙古統(tǒng)治者在進入中原以后，似乎并不把中原當成是他們的家一樣，他們認為黃河水患基本上每兩三年就要鬧一次，你不去治理，自己也能好，何必去費工夫。

脫脫的聲音，一開始就被淹沒其中。

一直到六年后，元順帝才下定決心要治理黃河。

1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里面談及此次黃河泛濫，有這樣一句評價：

“客觀的講，在這樣一件事上，就維護元朝的統(tǒng)治而言，主要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對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奧妙何處？要到七年后才會見分曉。”

當初我在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并沒有理解其中深意，一直到后來，我才慢慢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這個“母親”一直以來脾氣都不算太好，根據(jù)史料統(tǒng)計，黃河在2500年時間里面，發(fā)生大的改道就有26次之多，決口泛濫1593次，平均兩三年就要來一次。

“母親河”之所以脾氣不好，和黃河生態(tài)環(huán)境被破壞有很大關系。古人治理水患，條件和手段也比較單一，并不能從根本上治理。

蒙古人南下建立元朝以后，黃河其實有很多年都沒有發(fā)過大規(guī)模的水患，綜合來看，主要是因為蒙古人的經(jīng)濟政策比較多，對農(nóng)業(yè)上的依賴大為減少，減少了沿河開墾對黃河施加的壓力。

不過，這并不代表沒有問題，因為黃河水患的問題是歷朝歷代累積下來的。

后來終于在1344年這個時間檔口爆發(fā)了。

據(jù)《元史·河渠志》記載，這次水患導致黃河主河道南移，奪取了泗水、淮河的部分河道，直接注入黃海。這不僅是河道變遷，更是生態(tài)災難：洪水摧毀了華北平原的核心農(nóng)區(qū)，數(shù)百萬畝良田被毀，數(shù)十萬民眾喪生或流亡。災區(qū)饑荒蔓延，百姓“易子而食，啃樹皮草根”。

在當時不少蒙古統(tǒng)治者得過且過的時候，丞相脫脫力排眾議，力主修河，終于在1351年，脫脫說服了元順帝。

當然，脫脫之所以能說服多數(shù)人，主要是因為黃河水患已經(jīng)嚴重影響了元朝經(jīng)濟命脈，因為此次黃河決口沖毀了京杭大運河會同通河，導致了南北漕運的中斷。

脫脫力排眾議，任都漕運使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負責治理黃河。

應該說，賈魯這個人脫脫還是選對了。

圖|元丞相脫脫

賈魯是元代著名的水利專家，他在仔細勘察了地形以后，提出“北堵南疏”的策略，考慮讓黃河回歸故道。

為了治理黃河，元廷征發(fā)了民工15萬，軍士2萬，在賈魯?shù)陌才畔拢麄€治河工程僅190天就完工，決口的黃河不再泛濫，故道又開始暢通。

應該說賈魯?shù)闹魏舆€是非常成功的，他的治河成就也受到了當時人以及后世極高的評價，世稱“賈魯治河”，人們?yōu)榱思o念他，山東、河南有兩條河均名賈魯河。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賈魯治河卻埋下了元朝滅亡的種子，這又是怎么回事兒呢？

2

民國時期一個叫韋光周撰寫的《民國界首一覽》里面記載了一個故事。

當年賈魯在治理黃河期間，曾考察潁河沿岸，后來就走到了一個叫劉福通的家里面，劉福通家在界首當?shù)厥且粋€很有名的富戶，家財萬貫。

圖|賈魯治河

這個賈魯在劉福通家的時候，看到了他家里有一株珊瑚樹十分漂亮，就想據(jù)為己有，劉福通自然不干。

被劉福通拒絕以后，賈魯十分生氣，他畢竟是朝廷的大官，有的是辦法治理劉福通，后來他一合計，干脆提出拓寬潁河河道，因為賈魯制定的辦法是北堵南梳，所以要勢必就要強行開挖潁河南岸。

這樣一來，劉福通家原本在潁河南岸的田都會淹到水里去。

劉福通自然不干了，但他胳膊又拗不過大腿，于是干脆就反了。

（也有資料說賈魯強行索要劉家珍獸白鹿未得逞）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劉福通在潁州（界首）率部眾起義，劉福通這么一起義，四方群起響應，掀起了元末農(nóng)民起義轟轟烈烈的大旗。

那么，賈魯強行索要劉家的寶貝，到底是不是真實發(fā)生的事情呢？其實很難說，不過客觀來看，卻反映了當時一個客觀的事實

河雖然治好了，但老百姓卻并不滿意。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也寫了這一點：

另一個是淮河沿岸遭遇嚴重瘟疫和旱災，對于元政府來說，這個比較簡單一點，反正餓死病死了就沒麻煩了，當然表面功夫還是要做的，皇帝（元順帝）要下詔賑災，中書省的高級官員們要聯(lián)系糧食和銀兩，當然了自己趁機拿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賑災物品撥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單位），地方長官們再留下點，之后是州、縣。一層一層下來，到老百姓手中就剩谷殼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們上書向皇帝表示感謝，照例也要說些感謝天恩的話，并把歷史上的堯舜禹湯與皇上比較一下，皇帝看到了報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給自己記上一筆。
皆大歡喜，皆大歡喜，大家都很滿意。
但老百姓是不滿意的，很多人都不滿意。

劉福通的那個故事，雖然不知道真假，但卻充分反映了一件事，就是當時元帝國的官員對老百姓的盤剝，基本上都已經(jīng)到了骨子里。

賈魯治河雖在技術上成功，但政治上徹底失敗。

一方面，元廷治理黃河，需要征調(diào)大量的民夫，因為工期緊迫加上環(huán)境惡劣，參與工程的民夫倍受壓榨。根據(jù)史料記載，民工每日勞作十余小時，食不果腹，許多人病死、餓死或被虐死。

另外一方面，元廷治理黃河需要一大筆資金，而這筆錢元廷的那些貴族們肯定是不會出的，這部分的壓力自然又轉嫁到了百姓身上，而災區(qū)民眾本已經(jīng)飽受水患，更兼還要承擔繁重的稅賦，最終導致家破人亡。

綜合來看，公元1344年這次水患，暴露了元廷無能，動搖了他們統(tǒng)治合法性；治河工程則提供了起義的直接契機，加上水患制造了大量災民和流民，這些人后來都成了起義的主力。

3

元朝統(tǒng)治之所以迅速崩潰，源于其統(tǒng)治方式的全面落后——它的本質(zhì)上仍是一個建立在軍事征服基礎上的游牧政權，未能成功轉型為成熟的農(nóng)耕文明中央集權帝國。

這種落后不僅體現(xiàn)在制度設計上，更體現(xiàn)在民族政策、經(jīng)濟管理、科技文化、行政效率等各個層面，最終導致民心盡失、國力枯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從未完成對漢地社會的完全整合。

元朝法律明文規(guī)定采取四等人制，即蒙古人 > 色目人（中亞人） > 漢人（原金朝統(tǒng)治區(qū)漢人） > 南人（原南宋漢人）。

同一罪名，蒙古人可贖銅免刑，南人則加倍處罰；蒙古人毆漢人無罪，漢人毆蒙古人則死罪。

這種公開的種族歧視法在中原王朝史上絕無僅有，它徹底摧毀了漢族士大夫的忠誠，也讓底層漢人、南人徹底失去對政權的認同感。

除少數(shù)投降派（如劉秉忠、許衡）外，大量士人采取“隱逸”“出家”“不仕元朝”的態(tài)度。鄭所南畫蘭花“露根不畫土”，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等，都反映了漢族精英的普遍拒斥。

也正是基于此，元朝統(tǒng)治上只能依靠盤剝殘酷壓榨底層民眾，而不是采取安撫政策。

事實上，在韓山童、劉福通起義之前，元朝就爆發(fā)過河南趙丑廝、郭菩薩領導的起義。

綜合來看，公元1344年這次水患，是元朝結構性危機的一次統(tǒng)一爆發(fā)。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即便是沒有1344年這次水患，元朝也會亡，只是亡得早晚的問題。

回到賈魯身上來，其實還是有些遺憾的。

賈魯治河本意上是好的，這一點在歷史評價中其實并無太大爭議。

賈魯作為一位精通水利、熟讀宋金治河舊案的漢人技術官僚，其《河防述》一文和治河方案本身都體現(xiàn)了高度的專業(yè)性：他提出“疏浚南河、堵塞北流、歸故道入淮”的整體思路，工程設計合理，從純技術層面看，這是一次高效而成功的應急水利工程，甚至可以說是元末最接近“正確決策”的一次大型公共工程。

可好意圖在元末的政治土壤里注定要結出毒果。

元廷把一場本應以賑濟、移民、安置為主的災后重建，硬生生變成了“以役代賑”的殘酷勞役。最終徹底導致了民心盡失，韓山童、劉福通原本計劃在1351年秋季起義，卻因為治河征發(fā)而提前在5月爆發(fā)，而最初參與起義的人中，不少都是元廷征發(fā)參與治河的民工。

黃河雖暫時被堵住了，但民心卻徹底決口了。

在治河工程完成后兩年，賈魯病逝，一說他是憂憤而死，一說他是病逝于討伐農(nóng)民起義的軍中。

好在一點是，賈魯身后還留了不少賢名，后世對他治理水患評價頗高，不少治水的辦法至明清時仍然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