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元年九月十三日，李成梁次子李如柏因不堪彈劾，自盡于京師宅院。那么他這是為薩爾滸庸懦無能的表現、為保家丁而逃跑的行為，以及李家二十多年“養寇自重”的罪行買單么？

其實薩爾滸之戰時，李如柏就算是想保家丁，李家也沒什么“丁”讓他保了。

萬歷十年張居正去世后，李成梁也被神宗發起的“倒張運動”所牽連。雖在內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等人的幫扶下，李成梁未落得戚繼光的結局，但盛極一時的遼東李氏將門也由此開始衰落。

先是諸子外調、諸將解職降職，接著李如柏和李成梁分別在萬歷十六年和十九年因彈劾去職。其后雖因寧夏和援朝之役，長子李如松再獲重用，只是這并未讓李家復興。

李家諸人在這兩戰中收獲不少軍功，但朝廷給予的封賞遠不足以彌補李家消耗的精銳家丁。再加上高淮（礦稅使）對遼東生產經濟的破壞，包括李氏家丁在內的遼軍，仍在持續崩壞。

至萬歷二十六年四月，在蒙古土默特部的伏擊下，李家最后的精銳也隨李如松一起殞命于渾河。薩爾滸之戰時，李如柏統領的兩萬南路軍全部是楊鎬出任經略后征募的新兵，和他李家是扯不上關系，李如柏有何動力用身家性命去保他們？

官軍折毀民房而不能禁，強割田畝而不能禁，各將渙散而不能統制，軍丁所持皆斷弓折矢朽甲敝戈等項而不能整頓，九不堪；自陳愿募遼人守遼，今不能募，而且將如柏所遺內丁逃去七八百名而不問不迫，十不堪；
《襄愍公集》

熊廷弼出任經略后彈劾李成梁三子李如楨的《主帥不堪疏》（此時李如柏已返京待勘），也可以旁證了李家的式微以及家將家丁的凋零。

其次，李如柏在薩爾滸之戰中的表現，不僅跟“逃跑”無關，也扯不上庸懦無能。

按照經略楊鎬的部署，李如柏的南路軍和劉鋌的東路軍屬于偏師。這兩路的任務是待杜松和馬林兩路與后金交戰后，乘虛攻向赫圖阿拉（后金都城）。也就是說李如柏的任務原本就不是向杜松部靠攏或者尋殲后金主力，而且杜松也沒有向李如柏和劉鋌兩路傳遞消息或求援。

除此之外，李如柏也不是自行撤退或逃跑。坐鎮沈陽的楊鎬獲知杜松和馬林兩路戰敗后，就傳令李如柏、劉鋌撤軍。只是劉鋌部所處的位置更遠，撤退命令還未傳至就被后金給圍殲了。

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朝堂的官員們自然也有數。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玩“誅心”，下面列舉兩個有代表性的彈劾。

風聞杜松鏖戰身死，殺賊亦多，經略反言杜松之輕進，不問李如柏之逗遛，何以服死事之心。且同罪異罰麻承恩亦有后言矣。近者周永春因遼人之心欲用李如楨，切謂奴酋作逆寵之龍虎將軍養虎遺患，致有今日，李成梁父子也。李氏所遺之患，自當責李氏收拾之然，如柏兄弟與奴酋有香火之情，三路之兵俱敗何以如柏獨全？且鎬之令箭何以獨不止杜松劉綎？
《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八十》

貴州巡按御史楊鶴，首先回避杜松的分兵冒進，強調其“鏖戰身死”的高大上。再以此責難執行軍令的李如柏是故意“逗遛”，即怕死而畏敵不前。

楊鶴接著又將遼事的鍋，全扣到李成梁和他兒子們頭上。好像當年朝廷不同意扶持和冊封努爾哈赤，都是李成梁一意孤行；也對李成梁下崗后十年，后金繼續壯大的原因避而不談。

第三，用李如柏得以幸存這一結果來反推原因，即奴酋（努爾哈赤）顧念當年的香火之情，故意放過他。這種看似沒有證據的臆想，卻頗為適合“論心不論跡”的朝堂輿論，受到這種誅心的攻擊也非常難以反駁。

第四點是攻擊楊鎬，其立意和第三點一樣。你既然能召回李如柏，為啥不召回杜松、劉鋌？至于撤退的命令是不是在杜松戰敗后下達的，是不是有時間傳至劉鋌手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別有用心”。

以陷城覆將，疏論原任遼東巡撫李維翰、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柏，并應逮問。又稱如柏曾納奴弟素兒哈赤女為妾，見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鎮守，未知遼東落誰手”之謠，速當械系，以快公憤。
《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八十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則彈劾李如柏與奴酋之間的“香火之情”，即李如柏納過努爾哈赤弟弟（舒爾哈齊）的女兒為妾。但這是典型的“撇開事實不談”……

在努爾哈赤起家之初，舒爾哈齊是鼎力支持。但統一建州女真并在女真三部確立優勢后，這兄弟二人在權力分配以及后續發展等方面，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對立。

比如，舒爾哈齊希望延續兄弟二人平起平坐的“雙頭政長”模式，而努爾哈赤則認為自己才是唯一的“汗”。舒爾哈齊想在明廷認可的前提下謀求自立，努爾哈赤覺得當武力統一女真和遼東，擺脫明廷控制 ……

萬歷三十五年，在與烏拉部爭奪蜚悠城的過程中，兄弟二人的矛盾公開化。已覺建州女真難控的遼東都司和遼鎮遂主動拉攏舒爾哈齊，與其聯姻并奏請冊封其為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目的很明確 – 分裂建州女真。

舒爾哈齊向明朝的主動靠攏，被努爾哈赤視為背叛。萬歷三十七年，努爾哈赤借擴建赫圖阿拉，突襲斬殺了舒爾哈齊的兩個兒子以及親信阿薩布、烏爾昆蒙兀等人。同時囚禁舒爾哈齊，并于兩年后處死。

就算不提李如柏是否有心為“岳父”報仇，努爾哈赤也不會忘記父祖喪于李家之手呀。所以他們之間會認為有必須報答的“香火之情”么？而且此時的李家，對于努爾哈赤和建州女真來說，拉攏與否已無多大意義了。

這類誅心且甩鍋的彈劾，無非是為自己、朝廷、皇帝的無知和無能遮羞。總而言之，不是他們不了解遼事、也不是他們搞壞了遼東，是這些前線封疆將領們辜負了朝廷的信任，誤了皇帝。

除此之外，李如柏面前還有個范例 – 遼東總兵馬林。

萬歷四十七年三月初一，得知杜松遭遇后金主力后，馬林就率北路軍連夜向其靠攏。只是后金更快，當天就殲滅杜松部。第二日在尚堅崖獲知敗局的馬林并未撤退或者逃跑，而是立營對敵。

其后半日內，四方陣被攻破、兩個兒子戰死，馬林在十幾個親兵的護衛下僥幸突圍。雖然可責其軍事才能或部屬戰斗力低下，但馬林的行為和態度是沒問題的。然而神宗傳旨兵部的判定卻是，“馬林應援失期，罪亦難辭，姑著戴罪立功”。

對于朝廷和皇帝而言，兵分兩路的行軍距離似乎不存在，天氣、地形對于行軍時間的影響也不需考慮。薩爾滸之所以戰敗，就是需要支援時你故意不到位，而馬林連辯解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六月后金圍攻開原時，缺兵少糧、無援助且頭頂死罪的馬林，除了投降就只有主動戰死這一個選擇了。沒什么大錯且奮勇作戰的馬林都是這個下場，李如柏還能指望更美好的結局么？

而且被召回京師待勘的他，連馬革裹尸的體面機會都沒有。一旦朝廷正式問罪，只有下獄這一條路(此時李如楨已被熊廷弼彈劾下獄待斬)。所以與其受刀筆之辱并暴尸西市，還不如自我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