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鷹：突破“線性模式和成果轉化”局限，建立新的科研范式

要建立科技強國，就要有創新思維、創新方法、創新模式。在科學技術、產業、創新互聯互通、協同共生的今天，仍然延續線性模式，一切從頭開始，按部就班地走基礎科學—應用技術—成果轉化—產業化的老路，這不僅在當今產業生態之間相互反饋的網絡時代已經不合時宜，而且面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只會貽誤時機。

科學技術長期以來被簡單化、絕對化、庸俗化。一方面是科學與技術的概念不清，科研與創新混淆，以技術代科學，以創新代科研；二是總是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產業化的線性思路絕對化，好像所有的工程技術應用都來自基礎科學，忽視了雙向反饋作用；三是把科技成果轉化絕對化，以為科研人員是轉化的主體，忽視了企業的作用，更容易使高校失去創造新知識的能力，就會忘記攻關和攀登的主要任務。

李國杰院士在2019年提出重點討論科研模式的調整和改變。所謂“科研模式”（或者稱為“科研范式”）是指如何開展科研工作，是強調“有序”還是“無序”，強調“線性”還是“并行”，強調“成果轉化”還是“市場牽引”等。70年來我國已形成較為固定的科研模式，包括任務帶學科的“兩彈一星”模式，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成果轉化的“線性模式”等。我們需要通過認真梳理，厘清哪些需要繼承，哪些需要補充，哪些需要揚棄。

新時期呼喚新的科研模式，我相信，新的科研模式會使我們的科研工作進入新的天地。

新時期，新形勢，新任務，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和創新驅動發展必須走出線性模式，建立新的科研范式。

一、線性模式的提出

劉則淵和陳悅教授2007年著文分析“新巴斯德象限”時是從研發線性模型開始的。“研發線性模型出自當時任二戰期間美國科學研究發展局（OSRD）局長的布什 1945年7月《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的報告。”“在布什的序列模式中后面的研究總是依賴于前面的研究，從而突出了作為序列起點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布什的研發線性模型就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生產經營。”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武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司脫克斯(Donald E. Stokes)教授于1997年出版的《巴斯德象限——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的從根本上改變了布什的科學研究線性模型。”

“針對傳統研發線性模型蘊涵的科技政策欠缺，司脫克斯提出了關于研發二維象限模型的巴斯德象限，闡發了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政策意義。把研發象限模型變換為科技象限模型，界定了基礎理論背景的應用研究和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并存的新巴斯德象限，亦即錢學森的技術科學象限。它蘊涵了科技政策的新變化。”

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斯提芬?克萊因（Klein，2001）提出創新不是一個線性過程。他認為，已有的線性模型過于簡單而不充分。因為它把創新看成是自新知識的發現開始。然后通過各種開發階段，最后形成各種形式的依次遞進的過程。為此，他提出了應建立非線性模式。

按Rothwell在1992年對產業創新模式的分析：從技術推動、需求拉動或市場拉動、相互作用模式到整合模式（integration model）、系統集成與網絡模型（System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model，

產業創新模式不一定遵循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制造—擴散與銷售的傳統線形模型，也不僅是需求拉動模式和技術推動模式，而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非線形模型，是雙向作用的反饋模型和網絡鏈接。

事實上在1945年之前的十余年間，美國正在形成一種獨具美國特色的新科學范式，這種新范式與歐洲傳統的科學文化大相徑庭。崇尚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以及科學家的自由獨立，恰恰是老派歐洲科學精英們的風格。而在美國，一種打通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并且把科學家和工人、政客、資本家們捆綁在一起的新的科學文化正在崛起。布什的理想從來都不是美國科學的現實狀況，美國科學的特色早在1945年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大科學：歐內斯特·勞倫斯和他開創的軍工產業》一書就是對這一發端于美國的新科學范式的很好介紹。（楊川 孫海鷹2023引自《美國出臺“無盡的前沿”的真正背景：科研已經卷入名利場》）

二、線性模式的局限

最初的創新模式都是線性模式。線性模式認為，創新的起因與來源是科學，來源于基礎研究，只要對科學（通常稱上游端）增加投入就是直接增加（下游端）創新的產品。這個模式深深地影響著兩、三代人。（李國杰，2019）

1、科學與技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科學是從隱到顯，技術是從無到有”。原創是首次出現的技術或產品。原創是否都來自基礎自然科學？不一定，有科學的工程，但大量是在各種科學知識基礎上的新發明。

“從0到1”就是原創性技術突破。有的是基于科學發現，但也有突破性的經驗技術。“從0到1”不都來自于基礎研究。“從0到1”和“從1到0” 不是單向的，是并存的，交錯的或平行的，既有0到1的思考，又有1到0的逆向思維。正向思維和逆向思維并存，呈網狀結構。“0到1”和“1到0”沒有誰先誰后。

0-1不是目標，是倡導不要只是模仿、跟蹤、延伸，要有新發現、新創造。把0-1定為目標，就讓人無所適從了。實際上，真正的原創是很難在事先明確目標的。自然科學是不以應用為目的的自由探索的過程。

“線性科研模型的依據是科學一定先于技術和工程，只有基礎研究才能發現新知識，而應用研究只是知識的應用，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科學、技術與工程是平行發展的，并無絕對先后。

熱力學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雷達技術主要歸功于諧振腔磁控管的發明；計算機領域的進步也主要取決于數字電路、晶體管、集成電路、互聯網等重大發明。

諾貝爾獎得主中有許多傳統意義上的工程師，而工程界的諾貝爾獎——德雷珀獎的得主中也不乏專注于基礎研究的科學家。

實際上，發明與發現是一個有機整體，新發現可能產生新發明，新發明也可能導致新發現，有些重大發明本身就包含新發現。因此，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拆分為上下游關系不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

“2018?年清華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發明與發現：反思無止境的前沿》。該書的作者文卡特希?·?那拉亞那穆提曾任突飛猛進的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工學院院長，他對線性科研模式做了深入的批判，提出了新的‘發現—發明循環模型’，這一新的科研模式值得我們重視。（李國杰，2019）

2、科學研究、技術進步和產品開發之間并不都是按照基礎科學—應用基礎科學—技術應用—產業化的線性路線實現的。

路風（2018）在“產品開發平臺”中指出：科學研究、技術進步和產品開發之間的復雜關系不是單向線性的，而是互動的、往復的（Brooks，1994）。就科學和技術的關系而言，并不存在科學自動產生技術的因果關系。在某些領域，如電力和無線電，科學的進展的確引導技術的發展。但在其他領域，卻往往是技術的突破導致對理解技術原理的科學領域的發展。熱動力學的發展來自從理論上理解蒸汽機工作原理的努力；化學工程不是單純的化學，而是化學與機械工程的某種結合；半導體技術的突破促進了固體物理學的發展；在航空領域，也是先有飛機上天才引發空氣動力學的蓬勃發展；而像計算機科學、冶金學，則很難稱之為本來意義上的科學。科學的發展越來越少地是單純揭示知識的獨立過程，而越來越多地成為對發展生產產品實用手段中技術進步的響應。一句話，科學和技術已經交織在一起了（Nelson and Rosenberg，1993）。

從1698年薩弗里的蒸汽提升機、1765年瓦特的蒸汽機，從汽缸發明到十九世紀中葉熱力學理論的提出，從1903年萊特兄弟的“飛行者一號”上天到二十世紀空氣動力學成為力學新的分支，都充滿科學對技術的引導過程、技術到科學的再發現過程和不斷的相互反饋過程。

七十多年前的自然科學理論還在為今天的現代高技術提供支持，但得以應用還是靠技術科學。包括從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E = mc2到原子能應用和正在研究的核聚變“人造太陽”，從熱力學定律到熱機效率的不斷提高，從電磁波到無線電技術產品風靡世界，等等。

有些專家一說基礎科學就舉出牛頓、愛因斯坦、麥克斯韋，沒錯，他們的理論奠定了今天科學技術的基礎，但是近七十年出現的計算機、集成電路、PC機、光盤、電視、互聯網、手機、物聯網、AI等都是基于技術科學的開發利用。

基礎科學認識自然規律，給人類以新的思維，不斷提升人的認知能力。在人的認知能力不斷提升的今天，更需要用系統論、控制論、生態論來分析問題。在測不準原理、信息熵、互聯網、大數據的今天，科學與技術、基礎與應用明顯是相互作用、互為反饋的關系。

國家凝固實驗室主任、鉑力特公司董事長黃衛東教授：我國社會似乎已經形成一種共識，加強基礎研究是產生重大原創性成果和形成關鍵核心技術的主要途徑。關鍵問題在于這里的“基礎研究”指什么？大多數人一提到“基礎研究”，首先想到的是數、理、化、天、地、生這些純粹的自然科學。要旗幟鮮明地指出：涉及到技術創新的基礎研究是技術科學研究！不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的科技計劃將走偏方向。

中美經貿戰使我們痛感西方國家用“卡脖子”技術來封堵我們，但我們當前的應對方式卻集中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補短板”的重點針對具體產品的戰略上，而忽視了加強技術科學研究來系統地補強我們大量缺失的原理機理性知識。這必將導致我們“補短板”的成效受限和未來還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大量新的“短板”。（黃衛東）

近三十年來PC機、蘋果手機、納米材料、互聯網和AI的出現和巨大影響都不是線性實現的，有人說80%是逆向實現的。（劉燕華）

三、“科技成果轉化”與技術轉移

我們長期以來在科學技術管理中使用“科技成果轉化”，(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近年開始使用國際上常用的“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

科技成果轉化是產業技術創新的一個途徑，是線性技術轉化，而技術轉移——聯合國將技術轉移定義為“系統知識的轉移”，即從知識的生產者轉移到知識的使用者。技術轉移是知識、技術在人、組織之間的轉換和轉移。是通過人才流動、知識流動，產學研之間的互動合作，企業之間的資源整合，國際間的交流合作，新裝備、新材料的應用和擴散，促進產業技術在轉移中創新的過程。

技術轉移是立體的轉移，技術轉移體系作為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它滲透在技術創新的全過程。但目前又是最薄弱的環節。

我們長期說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不準確的，更不能全面反映創新過程。因為“成果轉化”過于強調應用，但產業不是一個成果的簡單開發應用，是多種技術的綜合運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線性思維，但技術轉移和創新多是非線性網絡結構；在應用和工程中不斷有科學、技術和工程，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相互反饋轉換；產業化和創新的主體是企業，成果持有者須與企業一起合作創新，簡單的技術轉讓很少，多是技術秘密、品種。

創新就是“運用知識取得效益”。“科技成果轉化”要解決的技術應用、運用問題實質是是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活動的一個環節。

四、現行法律政策的問題

我們的《科技成果轉化法》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定義“本法所稱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后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發展新產業等活動。” 這基本是創新的概念。

《科技成果轉化法》多數條文是針對“科技成果持有者”“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多次說“轉讓、許可或者作價投資”，針對的基本是科技成果的持有人的規定，針對“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的有9條，16、17、18、19、20、21、25、27、29，針對企業的有5條，22、23、24、26、28，提出 “對利用財政資金設立的具有市場應用前景、產業目標明確的科技項目，政府有關部門、管理機構應當發揮企業在研究開發方向選擇、項目實施和成果應用中的主導作用，鼓勵企業、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及其他組織共同實施。”但沒有體現出“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應當尊重市場規律，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

國家在2015年政策規定“在利用財政資金設立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中，將職務發明成果轉讓收益在重要貢獻人員、所屬單位之間合理分配，對用于獎勵科研負責人、骨干技術人員等重要貢獻人員和團隊的收益比例，可以從現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

后來地方基本上都把這個比例提高到70%，甚至90%。“規定將職務科技成果轉讓、許可給他人實施的，可以從該項科技成果轉讓凈收入或許可凈收入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利用職務科技成果作價投資的，從該項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出資比例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理由是“在科技成果轉化時，給予科研人員更多的勞動回報，使其智力付出與收入相匹配，是調動人才創新積極性的關鍵。”

2020年5月13日，《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19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2017年，國辦印發了科技部起草的《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科技部發布《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建設指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于完善股權激勵和技術人員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圍繞國家“科技成果轉化三部曲”的貫徹落實，國家有關部門共出臺了20多個政策文件，30多個省（區、市）共出臺了近60項地方配套法規和政策。

中央財政創新投入方式，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截至2017年底，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設立14支子基金，總規模247億元，其中轉化基金出資56.6億元（按年度分期出資），引導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出資190.6億元，轉化基金放大約4.4倍。制定了這項政策后的2018年全國現金和股權獎勵科研人員6.8萬人次，科研人員獲得的現金和股權獎勵金額達67.6億元，人均僅9.94萬元。

國有資產管理與市場化定價的沖突。根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版（2015），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校可自主決定科技成果轉讓、許可或作價投資，無需主管部門審批，且可通過協議定價、掛牌交易等方式確定價格。

但現行《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財政部令第36號）規定，以科技成果作價投資必須進行資產評估，并由具有資質的評估機構出具報告，否則可能被認定為違規。例如，某高校以技術入股企業時，若未經評估直接定價，可能因違反國有資產管理程序而被審計部門質疑。

評估價值與市場實際價值的背離。傳統評估方法（如成本法、收益法）對科技成果的市場價值判斷存在滯后性。例如，一項實驗室階段的專利技術可能因缺乏產業化數據導致評估值遠低于實際商業潛力，企業難以接受高估值；反之，若評估值過低又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爭議。

執行困境的具體表現。責任主體模糊性,決策風險承擔者：單位負責人需對重大資產處置決策負責，但政策未明確“合理勤勉盡責”的免責邊界。例如，某高校領導因批準低價轉讓技術被追責，盡管該技術后續因市場變化增值數十倍。利益分配協調難：研發團隊內部成員、團隊與轉化服務機構之間的收益分配易引發糾紛。如西南交通大學試點“混合所有制”改革時，因發明人群體意見分歧導致多個項目停滯。

配套制度銜接不足。稅收政策滯后：技術入股產生的股權獎勵雖暫緩征稅，但分紅或轉讓時的稅負壓力仍影響科研人員積極性。會計處理矛盾。科技成果作價投資形成的股權在事業單位財務報表中如何計量尚無統一標準，導致財務合規性審查復雜化

這幾年的實踐說明，當前政策執行效果受限于國有資產管理制度與科技創新規律間的結構性矛盾。要實現“提高至50%”的政策初衷，需在立法層面協調《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與《國有資產管理法》的沖突條款，同時建立符合科技特性的價值發現機制和責任豁免體系。

五、“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局限性和誤導

“科技成果轉化”是在我國沿著線性模式的一條獨特的提法。

“科技成果轉化率”更是只有我國才有的計算式。

“科技成果轉化”主要強調的是科學技術的研發者去開發應用成果。還不是科技的商業化和產業化。前者是計劃供給行為，后者是市場需求行為。前者是高校教師為主，后者是企業為主。

“科技成果轉化”以高校為主是難以實現科技商業化和產業化的。因為技術成熟度為4-7級，正是原理部件樣機驗證，實驗室原理樣機組件或實驗板在實驗環境中驗證；⑤完整的實驗室樣機，組件在相關環境中驗證；⑥模擬環境下的系統演示；⑦真實環境下的系統演示部件樣機驗證。

1、科學技術對產業發展的作用不限于成果轉化。

科學技術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它對全社會生產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內生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中，科學技術內在地提升勞動和資本的水平，改變了社會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不斷改變著人們的勞動形式，從手工、機械、自動化走向智能化發生著根本性變革；科學技術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尤其是導致產業結構發生變革；科學技術作為文化影響廣泛而深遠，認知能力的進化就是從建立在牛頓力學上的拉普拉斯決定論發展到由相對論、量子力學引起的統計決定論和建立在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基礎上的系統決定論，使人從簡單的線性思維發展到非線性思維、網絡思維、系統思維。

“科技成果轉化”實際是科技成果的商業化，是創新過程的一個環節。這里的“成果”80%是不成熟的，是不能直接“轉化”應用的，這樣的“成果”離產品、產業、商業化還很遠，必須在企業或在和企業的合作中才能實現；現代產業不是一個成果的簡單開發應用，是多學科、多種技術的綜合運用。技術轉移和創新是非線性網絡互動過程；在商業應用和產業中不斷有科學、技術和工程，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相互反饋轉換；技術商業化、產業化和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需要在產品開發中不斷解決關鍵技術、共性技術、技術科學問題。

在現今時代，專業化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的能力主要在高校院所，而重大創新都是企業跨界知識的創造，是無邊界地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資源，具有非常規性、非預見性、非線性、不確定性。你根本不可能事先確定什么是重點什么是核心和關鍵，重大創新只能是在良好的技術、產業、創新生態系統中，大批創新人才的創業、創意、創造，經歷試對、試錯、成功、失敗，才知道什么是制約產品、服務、產業的核心和關鍵，大企業、大工程去整合吸收這些創新成果，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硅谷可能是全世界最具創新能力的地方,這里充斥了大量自命不凡又聰明絕頂的商業天才以及無數熱愛標新立異、對技術的信任超過對人類的信任的極客們。但是硅谷里最推崇的不是“獨行俠”的作派,盡管這里的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可能更有資格也更有本錢那么做;實際在硅谷里,最流行的語匯是“商業生態”,它描述了一個隱形的網絡——由供應商、消費者、公司的合伙人,以及行業內其他的相關組織組成,這個商業網絡與生態學上的生態系統意義十分相似,它決定了一個公司的命運,是繁榮、發展還是競爭、衰落。

周光召看到了問題的本質。所謂“成果轉化”不是技術發展的客觀規律，國外一般只講技術轉移，不提成果轉化，更沒有所謂“成果轉化率”一說。我國信息領域也沒有一個成功的企業是靠成果轉化做大做強的。

2、絕大多數的科技項目還不是能夠應用的“技術成果”。

科學技術的研究是理論、原理、方法研究，據統計高校80%左右的所謂項目完成的“成果”并不能直接用于工程。參照美國國防部的成熟度標準，基本屬于1-5級，少數達到6、7級。

胡海洋，廖素琴，許斌豐在分析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2016年）時，曾有兩段引用：“基礎研究離市場很遠，又面向科學和技術前沿領域，失敗的風險和幾率很高，通往商業化的道路十分漫長(Feldman MP， Kelly MR．，2003)。Jensen和Thursby(2001)發現，美國高校承擔的國家科研項目的發明想要成功商業化，至少71％的發明需要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國內高校的科研成果也是70-80%不成熟。

3、高校單方面沒有能力實現“科技成果轉化”。

有位教授說，我用了10年時間200萬元科研經費完成了這個項目的中試（即達到成熟度6級），但要工業上應用還必須進行工業試驗，至少需要一千萬元，諸如相關設備配套，工藝等問題我單獨是無法解決的。學校讓我轉化，我怎么能轉化？

由于學科細分，一個教師的成果往往是一個單項的技術，或者是零部件技術。在產品制造、服務系列中只能由企業去集成應用。

路風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看法切中問題的實質：對中國傳統科技體制主要缺陷的關注曾經一度集中在“科技成果轉化”問題上，因為存在著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大量“ 成果”不能產業化（即轉化為產品）的現象。由于普遍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源出在大學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脫離實際，所以相關政策的重點曾放在鼓勵大學和科研院所進行更多的“成果轉化”，即商業化活動，反倒影響了它們本該集中精力的基礎研究。

4、“科技成果轉化”仍然是單向的技術供給思維。

李國杰院士認為：“成果轉化”的基本思路是從技術出發找市場，這是違背企業發展規律的做法——成功的企業幾乎都是根據市場找技術。一旦企業真正有了對技術的需求，一定會千方百計吸收有價值的技術，不需要大學和科研機構漫無目的地做“成果轉化”。

陸風教授認為：成果轉化難的原因首先在于，大學和獨立的科研機構很難產生馬上就可以應用于生產的“科技成果”；即使這種成果從一開始就是以開發出產品（樣機）為目標的，也往往離商業成功相距甚遠。因此，成果轉化難的關鍵原因在于，大學和獨立的科研機構所產生的“科技成果”不可能不經過企業的一系列開發就能成為新產品和新工藝。

產業發展模式是市場需求為導向，技術為支持。滿足消費者需求和企業之間的配套是最基本的產業發展模式。

5、過分強調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將極大影響科研深入。

如果我們高校的教師都天天想著去轉化，去得到70%以上收益，去辦企業，不僅大多數會敗興而歸（因為所謂轉化不是簡單的應用，是技術成果的商業化、產品化、產業化，這恰恰是教師的弱項），而且誰還會有心去深入研究科學問題、技術難點，誰還會去埋頭攻關，潛心研究，奮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峰？

我們的傳統科研和創新線性模式就是重技術，輕科學；重應用，輕原理。重單項，輕整合；重局部，輕系統。但我們的現行政策還是延續這樣的模式，這就很難有大的進步。

6、過分強調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不僅會忽視技術轉移和產業化的主體是企業，而且帶來惡果。

李凱認為，將科研資助與創新資助混為一體所帶來的問題顯而易見。第一個明顯問題是此舉會帶來兩種激烈的沖突。李凱舉例，一個受到資助的團隊必須發表新知識來衡量他們的研究是否成功，但同時又要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以實現商業成功。這在知識產權保護還較弱的環境下是非常困難的。另一個沖突是大學會變成營利機構。當一所大學擁有了公司，它將成為產業界的競爭者。這樣的利益沖突偏離了大學的主要目標——培養學生。李凱認為，第二個明顯的問題是要在2～3年內既要產出成功的科研成果又要實現成功的創新產品是不現實的。

為什么政府在高技術領域的科研經費投入效果很差？為什么論文第一大國掌握不了“紙變錢”的游戲規則？在李凱看來，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科研與創新合二為一的政策，并對所資助的研究性項目提出不切實際的商業成功要求。

“從表面上來看，科研與創新合二為一的政策對政府和宣傳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其實這是混淆了科研與創新的基本概念。”李凱對第一個原因闡釋道。

以發明即時貼聞名世界的3M公司的杰弗里·尼科爾森博士曾經對兩者給出明確的定義：“科研是將金錢轉換為知識的過程”，而“創新則是將知識轉換為金錢的過程”。

科技部門多是搞針對研發人員成果轉化的應用激勵，忽視對企業的激勵。如黃奇帆在2019年指出“同美國《拜杜法案》相比，我國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針對研發人員的激勵，缺少對轉化專利企業的激勵。我們應當充分借鑒《拜杜法案》，把科研機構、研發人員、科技企業各方積極性廣泛調動起來，特別要充分發揮企業整合技術、資金、人才的優勢，鼓勵產學研聯合設立技術轉移機構，不斷拓寬新技術的轉移轉化渠道，拓展新產品的市場應用空間。”轉化應用的主體是企業。

過去我們認為，有科技成果就能轉化，就能應用，就能產業化，沒有認識到科學技術是一個長期積累過程。高校的科研產生知識成果，而成果的應用是一個復雜的技術轉移過程，是在和許多非技術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實現的，是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合作的創新行為，不是簡單的轉化。所謂科技成果轉化率是一個不成立的計算式，因為分母無法確定，因為大多數成果是不可能轉化應用的；分子也無法確定，因為沒有轉化的標準。

竇海元“再回首《拜杜法案》是激勵還是誤導？”（2018年10月08）受到《拜杜法案》的鼓勵，美國大學的專利數增長飛速，“從1980年的246件增加到2000年的3109件”，且科研轉化率極高，推動了經濟、醫療水平和公共福利等的增長。在《拜杜法案》頒布的30多年中，越來越多的人對其提出質疑，認為它誤導了美國大學的走向，破壞了思想公開自由傳播、無私利性、自由探索與學術自由等被人們推崇的大學理念。甚至有人批評說：“大學不再是學術研究的圣地，而只是公司研究的實驗室。”科研人員可能出于個人經濟利益的考慮，忽視了其他科研和教學任務，還有可能在決定學習和研究什么的問題上誤導研究生，圍繞具有潛在商業價值回報的問題設計學生的研究興趣。《拜杜法案》的出臺鼓勵大學就自己的科研成果申請專利，特別是獨占專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大學思想自由公開傳播的傳統。《拜杜法案》確實給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帶來了激勵，但同時也產生了誤導。高校作為一種研究性機構，與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有著本質的不同。個人主義可表現為尊重個性、尊重主體，也可表現為自私性與功利性，而后者與中國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不符。加快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雖然會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只是大學服務社會職能的一個表現，大學應致力于完成增進知識、學術研究、培養人才等服務社會的使命。

六、建立生態系統思維

1、在產品開發和產業化中，技術必須和其它技術結合，必須和其它生產要素結合才能形成生產力。科技工作者，政府管理部門必須建立生態系統思維。

馬克思、恩格斯是這樣分析“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在工業社會中，勞動、資本都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但科學技術作為“獨立的力量”進入社會生產過程，成為“構成物質生產力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并與生產力中其他要素相結合，使之發揮重要作用，形成強大的直接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以往經濟學家、思想家認為科學與生產、經濟、社會制度無關的傳統觀念，而且強調科技作為生產力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只有與其他要素相結合，才能形成強大的直接生產力。

Rothwell 1992年考察日本和美國技術創新活動后指出：有很多證據表明，現在的創新過程已經變成一種網絡過程。

產業模式創新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是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創新鏈的整合，基本思路是合縱連橫、跨界整合。橫向的用戶、供應商、銷售商、高校院所等，縱向的產業鏈延伸、研發、生產、營銷、渠道、資本、人才、服務等，出現服務型制造等新業態。這就是創新的網絡過程和產業模式的表現形式。（孫海鷹，2016年）

比如，核心芯片產品，不單是技術問題，有設計、軟件、裝備、設備、材料、制造、封裝、測試、工藝等技術生態和產品生態問題，還有體制機制、組織管理和制度問題，更重要的是形成半導體全行業緊密合作的大生態。世界高端核心芯片都是優秀企業、高校在政府支持下，建立研發大平臺，采取實體聯盟方式，集中優勢力量而研發出來的。

眾多案例說明：技術之間的生態決定技術能否應用；技術與非技術因素的生態決定新產品能否做成；產業與相關產業的生態決定產業能否成功；各創新主體和環境的生態決定創新能否有效。

實際上，技術和技術之間，技術與非技術之間，技術和產品之間，產業之間都不是線性關系，而是非線性的生態關系，都處于不停的相互作用之中。它們之間，實現產業化的各主體、各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有著內在聯系、相互作用，有著生態鏈接。

創新體系的實質是實現各創新主體間和創新主體與市場、人力、資本、自然資源等要素和自然、社會環境的結合互動。

線性模式是計劃經濟下的單向思維，外推式思維，是不能突破現狀和思維。這既和長期中國文化缺乏科學理念有關，也和我們的計劃體制對科技戰線的長期影響，長期封閉的環境和科技體制，使我們缺乏突破現狀的思維、開放思維、交叉思維、相互反饋思維、網絡思維、逆向思維、生態鏈思維。

李國杰說得好：“‘兩條腿走路’應該是基本的科研模式，必須努力踐行。科技工作中的‘兩條腿’包括：有序模式與無序模式，舉國體制與自由探索，任務帶學科與學科引任務，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

2、區分科技管理與創新管理。

科技管理是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主體、相關要素和科研開發環境的管理，即對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的組織、體制、政策、人員、費用、計劃、項目、成果、合同、交易、貿易、統計、信息的管理。首要的是科技攻關，關鍵是各相關主體的合作和平臺建設。要產生高水平成果。

創新管理主要是對創新主體、創新要素和創新環境的管理，即對創新的發展戰略、管理體制、治理結構、組織機構、發展模式、運作方式、管理方法、投資管理、風險管理、創新團隊、創新文化等方面的管理。首要的是市場機制，關鍵是人才、資本的進入。要產生高質量和高效益的產業。

近年創新取得明顯發展，而市場的發現選拔機制和政府的引導、支持是創新發展的根本原因。政府重在創造生態鏈環境， 就會促使人才、技術、資本資源的流動和有效配置，就會有不斷的技術創新。

大眾、萬眾、各類人才、企業、院校等主體和技術、資本、基金等要素和孵化器、眾創空間、多層次資本市場等環境之間的鏈接形成的創新生態系統是創新、創業活力增強的基礎。

科技工作、科技管理要堅持把技術攻關擺在首位，要產生高水平原創成果，為創新提供高質量的源頭供給，提高科技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通過實踐和大量案例分析，我們認識到技術科學是關于人工自然過程的一般機制、原理和方法的學問，是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綜合，是認識理論、實踐方法和實現過程的統一，是科學的產業工程與技術、工程科學的統一。一句話，技術科學是解決技術應用、技術工程中的原理科學的學問。

科技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學基金委等五部門印發的“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 (國科發基〔2020〕46號)中提出的“國家科技計劃突出支持關鍵核心技術中的重大科學問題。”即“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對關鍵核心技術中的重大科學問題給予長期支持。重點支持人工智能、網絡協同制造、3D打印和激光制造、重點基礎材料、先進電子材料、結構與功能材料、制造技術與關鍵部件、云計算和大數據、高性能計算、寬帶通信和新型網絡、地球觀測與導航、光電子器件及集成、生物育種、高端醫療器械、集成電路和微波器件、重大科學儀器設備等重大領域，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就屬于技術科學。

科學工程是巴斯德象限的科學規律、科學新機理、新材料的發現，是科學新認知以及在應用中新的科學發現的直接應用和工程實現。

科學工程與技術、工程科學化相輔相成、相互反饋、相互轉換、相互綜合。

科學家參與工程技術，產生原創;工程師致力解決原理科學問題(技術科學)，才能有核心關鍵問題的解決。

3、推動形成技術生態和產業生態的創新聯合體。

經濟活動中的各主體、各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有著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比如不少高新技術沒能做成產業，原因是忽視了技術之間的生態、技術與非技術要素的生態，忽視了產業之間的生態。

在新時代、在新舊動能轉換時期，高新區、經濟開發區要向產業集群、技術集群、創新集群發展，就是要打造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產業鏈，在開放合作中形成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這就必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必須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金融鏈、服務鏈、政策鏈的鏈接融合，建立“抱團生態”的產業創新聯合體。

中央要求“上下游企業加強產業協同和技術合作攻關，增強產業鏈韌性，提升產業鏈水平，在開放合作中形成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這是一個戰略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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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海鷹，西安交通大學教授，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原副理事長。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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