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20日,一架從北京飛往合肥的飛機上,坐著一位特殊的美國客人——南希·岡薩列斯,她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常務董事、馬里蘭大學副校長、人類學教授。岡薩列斯此行是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邀請,前往安徽省鳳陽縣——這個剛剛因“大包干”改革而聞名全國的地方。
這次訪問的背后,有著一個關鍵人物的建議: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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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
萬里對鳳陽有著特殊的感情。改革開放前的鳳陽非常貧困,老百姓經常成群結隊扒火車外出討飯。1978年11月24日深夜,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秘密簽訂了“生死狀”,實行“包干到戶”,這種做法在當時仍屬“禁區”,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1979年,奇跡發生了,小崗村糧食產量達到13.2萬斤,相當于1966年至1970年這5年產量的總和;油料產量3.5萬斤,是過去20年產量的總和。
小崗村的壯舉并非孤例,在安徽省肥西縣山南鎮,農民們因遭受大旱陷入絕境,區委書記湯茂林偷偷推行“借地三分”,卻被舉報為“單干風”;小崗村也因為“包干到戶”,被扣上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帽子。面對這些質疑,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表態說:“老百姓都要餓死了,還談什么主義?如果滑向資本主義,我來拉回來!但如果能多打糧食,就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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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村民立下的字據
然而爭議并未平息,1980年,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的做法遭到多數參會人員的反對。在這樣的背景下,萬里想到了邀請國際學者訪問鳳陽,他認為讓客觀的第三方親眼看看鳳陽的變化,或許能為這場改革提供另一種視角的佐證。
岡薩列斯到鳳陽后,被允許“可以到我縣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家農戶訪問,路途上可以隨時要求停車訪問,隨意串門交談”。為了解多方面的情況,岡薩列斯在大廟公社、考城公社、城西鄉公社和陳圩公社訪問了好、中、差3種類型的6個生產隊和10戶社員家庭,還在一戶社員家吃了一頓飯。
岡薩列斯途經皇陵公社時,找了正在地里勞動的社員,并請他們談自家的變化、包產情況、變化原因以及“大包干”的來龍去脈等。令岡薩列斯印象深刻的是,“社員手中余糧多”,“家家戶戶糧囤堆得高高的,有些社員還把糧食堆藏在門外自家的場院上”。有個社員扒開蓋草,抓出一把黃燦燦的小麥,岡薩列斯驚奇地問:“這么多糧食放在外邊,不怕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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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社員毫不擔心地說:“丟不了,家家都有,誰偷呢?”
在大廟公社糧食收購站,岡薩列斯發現排隊賣糧的群眾中有一個穿著新花襯衣的婦女,便上前去問她:“你來賣糧穿這么新,像走親戚一樣!”
那位婦女回答說:“我平時在家也這樣穿!”
訪問結束后,岡薩列斯感嘆道:“我考察中國現在的農村是和過去的中國農村比較,不是把中國和美國比較。就現在中國的情況看,發展速度比美國快。這樣干下去,依我看,不要20年,再過10年,你們鳳陽會在全世界出名的。中國農業的潛力很大,可以成為一個農業出口國。”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萬里在會上向參會代表介紹了鳳陽“大包干”的先進經驗:“最近美國一位人文學家來中國,她到安徽鳳陽去連看了5天,說在北京聽不懂什么叫責任制,一看懂了,中國這樣發展下去,會成為農業出口國家。她看到了中國農民極大的積極性,興奮得不得了,這是外國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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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后回望,這次訪問的意義超越了當時的具體考察內容。它象征著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世界對話的嘗試,預示著中國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全球體系。而鳳陽那片土地上的變革,最終如萬里所預言的那樣,從一個小村莊傳遍了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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