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滌非說樂府》（外一種：讀詩三札記），簫滌非著，商務印書館2026年2月版。

內(nèi)容簡介

蕭滌非先生是20世紀樂府文學研究大家。他深諳民間文學是文學史之源，文學史的主體是文學，故將民間樂府與文人樂府雙線并敘，探源得要；更以樂府體裁樣式之變化為綱，以作品、作家為目，進行網(wǎng)狀推求。

該書收錄他說樂府的代表作，以大觀小，以小見大，內(nèi)外取證，感會詩心。《讀詩三札記》為蕭滌非1929年聽黃節(jié)先生授課所作札記，分講曹植、阮籍、謝靈運三家詩，詳解詩學技法，細致而精微。兩書合編，以彰顯蕭滌非治學方法的師承與發(fā)展。

目 錄

蕭滌非說樂府

樂府之界說與分類

論五言出于西漢民間樂府不始班固

論漢樂府之聲調(diào)

兩漢民間樂府

東漢文人樂府

魏樂府概論

論南朝新聲樂府發(fā)達之原因

南朝前期之民間樂府——晉宋齊

南朝后期之文人樂府——梁陳

漢樂府大作家鮑照

論木蘭詩

關(guān)于“樂府”

《東門行》并不存在“校勘”問題

——答王季思先生

關(guān)于《孔雀東南飛》的一個疑難問題的管見

評《羽林郎》解說中的錯誤

《胡笳十八拍》是董庭蘭作的嗎？

再談《胡笳十八拍》

樂府的詼諧性

樂府填詞與韋昭

說漢樂府《孤兒行》

即事名篇

從杜甫、白居易、元稹詩看《木蘭詩》的時代

談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

談杜甫“三別”中的《新婚別》

談杜甫的《垂老別》

附錄 蕭滌非先生的樂府研究（林繼中）

讀詩三札記

前記

讀曹子建詩札記

讀阮嗣宗詩札記

讀謝康樂詩札記

樂府的詼諧性

樂府是一種受過音樂洗禮的詩歌。這里所謂樂府，是指的兩漢的民間作品。所謂詼諧性，是指的在這種民間作品里面包含的滑稽趣味。這種詼諧，有時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信口開河，不近人情，不符合事理的荒唐言語。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增補本）

我提出這個題目的意思有兩點：第一，在說明樂府和一般古詩的不同；第二，在說明欣賞或批評一篇樂府和欣賞或批評一篇古詩也應當是不同的。

關(guān)于樂府和古詩的分別，前人也曾意識到，并多所論及，歸納起來，不外以下幾點：

（一）內(nèi)容。

古詩主言情，而樂府主記功敘事。如《談藝錄》：“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師友詩傳錄》：“張歷友云，樂府主記功，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張蕭亭云，樂府之異于詩者，往往敘事。”這都是從內(nèi)容方面來分別古詩與樂府的。

（二）形式。

古詩句法整齊，而樂府則長短不拘。如張歷友云：“樂府間雜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專五七言也。”

（三）作風。

古詩貴和平純雅，尚含蓄；而樂府則貴奇奧粗直，尚鋪排。

如鐘伯敬云：“蘇李十九首與樂府微異，工拙淺深之外，別有其妙。樂府能著奇想，著奧詞，而古詩以雍穆平遠為貴。樂府之妙，在能使人驚；古詩之妙，在能使人思。”張蕭亭云：“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

《樂府詩集》

沈德潛評《孤兒行》云：“極瑣碎，極古奧，斷續(xù)無端，起落無跡……樂府中有此一種。”又評《陌上桑》：“鋪陳濃至，與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筆墨，此樂府體別于古詩者在此。”

而胡應麟亦云：“詩與文判不相入，樂府乃時近之，《安世房中歌》多用實字，如慈、考、肅、雍之類，語之近文者也。《鼓吹曲》多用虛字，如者、哉、而、以之類，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諸曲，《雁門》、《折楊柳》篇，則純是文句，去詩反遠矣。”這都是從作風方面來作較別的。

（四）樂節(jié)。

樂府因系一種入樂的文字，故較古詩特具音節(jié)之美。如沈德潛《說詩晬語》：“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jié)，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曲折處感人。”

前人所說的這些話，都各有他的見地和真實性。

當然，其中也有不專以民間作品為比較的對象的。不過我以為樂府和一般古詩最大的也是最微妙的不同之處，還不在上述幾點，而在它的詼諧性。這是樂府所獨有而古詩所絕無的。

現(xiàn)在且略舉例說明：譬如天上的光景如何？神仙的狀貌怎樣？這在古詩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而樂府的作者卻很詼諧而親切地告訴我們說：“仙人騎白鹿，發(fā)短耳何長。”（《長歌行》）一如親見其人。“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隴西行》）一如躬歷其地。

“天上”四句，亦見《步出夏門行》，全首是：“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為我御，將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歷代樂府選評》

陳祚明評云：“東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計？乃言四五里，見極近。最荒唐語寫若最真確，故佳。”這種荒唐可笑的趣味便正是古詩所缺少的。

又譬如死者不可復生，原是不易的道理，所以古詩十九首說：“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認定死人便是死人，但在樂府里，死人便不難在作者詼諧的一支筆下超生復活。

例如鐃歌《戰(zhàn)城南》：“戰(zhàn)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居然腐肉而作人語了。以極詼諧的筆調(diào)寫極沉痛的情緒，故彌覺感人。

漢以后，《戰(zhàn)城南》擬作甚多，但都不及這篇。原因恐怕就是由于缺乏這種詼諧性，所以都太平實，和古詩無異。

在樂府里，不但死者可以復活，枯魚也能作書。如《枯魚過河泣》那首：“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相教慎出入。”雖云涉想之奇，蓋亦詼諧之至。桃李無言，花不解語，這也是常理，但在漢樂府中便都有了生命。

如《雞鳴》：“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以無情的桃李，譏相忘的兄弟，故鐘伯敬云：“說得桃李有意氣，有恩情，一‘代’字尤可笑。”

又如宋子侯的《董嬌嬈》“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一首，篇中人言花語，迭相問答，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寓言，但其中正含著濃厚的詼諧氣息，為古詩所沒有的。《詞徑》謂“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則大忌”。

《蕭滌非說樂府》

嚴格地說，牛鬼蛇神，詩中仍然是忌的，只有樂府，才真是百無禁忌，無奇不有。

說到天上如何？神仙怎樣？本來死無對證，落得信口開河。死人復活，枯魚作書，雖事所必無，而言之成理。最奇特的是有時在人事的描寫方面也常常流露出這種詼諧、荒唐。往往與事實的真相不符。

漢樂府有名的一篇《陌上桑》便是一個好例，這篇前半借旁觀者忘形來反襯秦羅敷的漂亮說：“行者見羅敷，下?lián)埙陧殹Ｉ倌暌娏_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這在描寫女性美的詩歌史上誠然可以說是極其別致，但也是非常詼諧的，令讀者忍俊不禁。

不過這詼諧還是事理之所有的。至于下文敘述羅敷對那位太守夸說她的未婚夫：“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這卻難以令人置信了。

羅敷的未婚夫是否真如所云，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步步高升，我們且不深究。

根據(jù)上文，我們知道羅敷還是一位“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余”的女郎，那么，我們要問，為什么這樣一個漂亮年輕的羅敷卻要嫁一個很可以作她父親的四十以上的男子？像這樣委曲求全還能說是“秦氏有好女”嗎？我們要問為什么一位四十以上堂堂二千石，卻還是形單影只地等著討一個還未及嫁齡的羅敷？……

很顯然的，這敘述是子虛烏有，是信口開河，是不近人情，不合事理。但從詼諧一點看，卻仍然是成功的文字。

因為作者必須如此夸誕，才能使羅敷揚眉吐氣，壓倒對方。羅敷越說越高，自然那“五馬立踟躕”的太守越聽越掃興，更用不著義正辭嚴的拒絕了。如果我們認為句句實在，那真成“癡人前說不得夢”。

《樂府詩詞論藪》

類似《陌上桑》的還有辛延年的《羽林郎》，那是敘述一個豪家的奴才調(diào)戲當壚賣酒的胡姬的。作者似乎忘記了胡姬的身份，原是賣酒的女子，所以寫胡姬的服飾時，未免過分夸張，說什么“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

把世上最寶貴的珠玉，一股腦兒望一個賣酒的女子頭上堆去，比杜甫《麗人行》里的虢國夫人還要富麗，這自然也是不合事實。但如以詼諧的眼光觀之，則此種描寫，轉(zhuǎn)覺荒誕有趣，并不足為病。作者不過借此極力鼓吹一下胡姬的美麗而已。我們不能看死！

為什么樂府很多這種詼諧的地方而古詩卻沒有呢？這是由于兩方作者的不同。

即以古詩十九首而論，雖也是一些無名氏的作品，但我們從“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一類句子來看，不難推定它的作者是一些學士大夫，所以對于《詩經(jīng)》《楚辭》都很精熟。他們寫作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鄭重的。凡是荒誕不經(jīng)、違離事理的話，他們是不肯也不敢說的。

至于樂府，原是當時民間歌謠，所謂“趙代秦楚之謳”，作者雖沒有淵博的學問，但有的是熱情，有的是直覺，有的是天真和大膽。

《古詩十九首集釋》

他們用不著依經(jīng)傍史，他們盡可以信口開河。所以古詩十九首告訴我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原是正理。而樂府卻對我們說：“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發(fā)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長歌行》）“采取神藥若木端，……服此藥可得神仙。”（《董逃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善哉行》）儼如世間真有神藥，服食真可成仙，前舉《步出夏門行》，也是一例。

又如十九首里的“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兩句，也是很正常的，但在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卻幻變?yōu)椤翱蛷倪h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四句了。是古詩抄襲樂府，還是樂府改用古詩，或者各不相關(guān)，我們都不必究詰，是一書札好，還是雙鯉好，我們也不必軒輊。

至少，在兩相對照之下，我們覺得它們的面目確有不同。這不同，便是詼諧性的有無。而其所以不同，則由于作者的各異，一是文人，一出民間。

現(xiàn)在我們要談到第二點欣賞或批評的問題了。樂府既然和古詩確有不同，那末我們看一篇樂府和看一篇古詩也該是不同的。我們得另具只眼！

如果固執(zhí)地拿一般衡量古詩的尋常道理、死板尺寸來斤斤計較，那就不免多所牴牾，甚至由誤解而抹殺了樂府的妙處。

關(guān)于這層，我們可以舉《孔雀東南飛》來作一說明。

《孔雀東南飛》，可以說是古今來異口同聲、一致贊賞的一篇杰作，但也并非絕無人懷疑和指摘的。現(xiàn)在且提出兩處有關(guān)的來討論一下。

徐乃昌影刻《玉臺新詠》

第一處，是敘述劉蘭芝被遣回家和小姑告別的那段話：“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qū)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yǎng)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問題便在“新婦初來時”四句。因為上文曾有“共事三二年”的話，不滿三年的工夫，一個扶床的小女孩便長大得像新娘一般，這本已荒唐得不近情理；同時，據(jù)宋刻《玉臺新詠》和《樂府詩集》又都沒有“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qū)遣”兩句，所以，丁福保《全漢詩》便說：各本有“小姑”二句，乃后人添入，宜據(jù)宋刻刪去，刪去這兩句，固然可以避免時間方面的矛盾，但剩下“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這么兩句，豈不是變得索然無味了嗎？

夫來時而小姑已如己之長，此何待言？又何必言？不幾成蛇足廢話乎？

所以聞一多先生又說：“四句似后人所添，宋刻《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但刪去二、三兩句，仍嫌語意突兀！”（《國文月刊》二十五期）

《聞一多全集》

現(xiàn)在就姑且假定這四句全系后人所增而全行刪去，再來看看原詩上下文如何？我們只覺得語意更加突兀！因為這樣一刪，那么緊接著“淚落連珠子”的便是“勤心養(yǎng)公姥，好自相扶將”二句，而這二句都是勸勉和告誡的話，當依依惜別之時，不合開口便說。

個人臆見，以為這四句萬不可少，且為原詩所有。

第一，上下語氣，適相吻合。

按上文敘蘭芝之言：“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里。”下文亦有：“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jié)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

皆作今昔對照之追憶語氣，與此四句，正是一副筆墨，一樣文法。如無此四句，便欠貫串，便無情味。

第二，荒唐可笑，樂府多有。

作者不過借此四句寫出一番撫今追昔之感而已。曰“始扶床”，不必定是扶床，曰“如我長”，也不必定如蘭芝之長。雖未免言之過當，語近荒唐，但這荒唐反足使我們確信其為真實。

傅庚生先生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一書中曾說：“此處極力描寫新婦小姑惜別情景，不可強計年時以論新婦小姑身肢之修短。”這見解也是對的。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所以，我認為這四句決非后人“妄增”，宋刻所缺二句，可能是無意的誤奪，或者是由于不深知樂府這一特點而有意的妄刪。

沈德潛《古詩源》云：“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復極溫厚，風人之旨，固應爾耳。唐人（按即指顧況）作《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按《全唐詩》作“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別小姑去（按《全唐詩》作“今日君棄妾”），小姑如我長。’下忽接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無余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則。”這話是很可信的。

《孔雀東南飛》遭人指摘的第二處，是蘭芝回家后，太守要來迎親，蘭芝母親叫她去做衣裳，作者描寫蘭芝做衣裳時的那幾句：“左手持刀尺，右手執(zhí)綾羅。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

對這幾句，清人陸時雍曾大大地不以為然。他說：“府君訂婚，阿母戒日，婦之為計，當有深裁：或密語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膚發(fā)以自將；不則紆郁悲思，遺飲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其亦何情作此也？”

他這番話，好像很有理，其實不然。改嫁雖非蘭芝本愿，但自家既因為倔強，一口答應下來，那末當母親命做衣裳的當兒，即使自家全沒心情，也說不得不做！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如果以為寫蘭芝做衣過于迅速，似乎顯得蘭芝此時還在一心一意地做衣裳，那就又看左了。

我們知道，任何針黹出眾的女子，也無論她怎樣專心，都不可能朝成一裙而晚成一衫。可知，這只是虛摹，并非寫實，根本不能兌現(xiàn)。

作者正是用一種詼諧的筆墨來反襯蘭芝的無情無緒的，所以才這般神速，其實是隨隨便便，潦潦草草。傅庚生先生謂：“此處極言女紅之純熟，以明蘭芝之秀外慧中，不可固執(zhí)以詢?nèi)股乐欠衲芩俪捎诔阂病！碧m芝之秀外慧中，似不必待此時此事為之表彰，恐亦非詩意。

自魏晉以后，樂府不采歌謠，文人們的一些擬作樂府，和古詩已沒有多少分別。

南北朝雖也有些民歌流傳，但大都是簡短的風情小調(diào)，只間或帶點雙關(guān)語的游戲，只有一篇《木蘭詩》還保存這種作風。其中如寫木蘭買馬云：“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事實決不會如此，然而卻增加了詩的風味。

又如寫木蘭從軍“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事實上也決不可能。諸如此類，都是信口湊韻，雖遠于事理，卻自有其天然趣味。

至于后世詩人，我們只有在杜甫作品中還不時可以感觸到這種奇趣。

蕭滌非主編、張忠綱全書終審統(tǒng)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如《送李校書》詩中贊美李舟說：“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晰。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事實怕不會如此。這種信口開河，顯然是從《陌上桑》學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往往寓沉痛于詼諧，如《兵車行》的結(jié)尾：“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明知沒有鬼，偏說得活靈活現(xiàn)。

又如《寄高三十五》那首五律的后半：“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本是責怪高適久不來信，意思原甚感傷，卻以詼諧的神氣運用了兩個爛熟的“雁足傳書”和“烹魚得書”的故事，寓感慨于荒唐，可謂得漢樂府之神髓。

可惜兩漢民間樂府流傳到現(xiàn)在的太少了。但就在這不多的篇章里，我們已不難窺見它的廬山真面。

《全漢樂府匯注集解》

作者簡介

蕭滌非（1906－1991），江西臨川人，現(xiàn)代著名文學家。1933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研究院，曾在山東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高校任教。長期從事樂府文學、杜甫詩歌、中國文學史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著有《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研究》《樂府詩詞論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