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徒手

文革期間北京出題考教授

文革中上大學一般不需考試，還出現(xiàn)過一場出題考教授的鬧劇，何東昌在此次理科測試中不及格，還鬧出-2-1/2-1/2＝1的大笑話。

摘自陳徒手相關作品。

壹：遼寧的“白卷”與毛遠新的試驗

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七年。自毛澤東發(fā)布“七二一”指示后，全國高校廢除了高考，改為從工農(nóng)兵中選拔學員。當年夏天，遼寧省朝陽地區(qū)生產(chǎn)隊考生張鐵生，在物理化學考試中因大部分題目不會做，在考卷背面寫了一封信，抨擊當時的文化考查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

時任遼寧省革委會負責人毛遠新隨即組織力量在《遼寧日報》刊發(fā)報道，稱其為《一份發(fā)人深思的答卷》，隨后《人民日報》轉(zhuǎn)載。全國由此掀起了“反潮流”運動，旨在打擊教育戰(zhàn)線的“右傾回潮”。

為了回擊高校教師對“白卷英雄”的抵觸情緒，毛遠新在沈陽醫(yī)學院進行試點，突然召集基礎部三十八名教授、講師進入教室，要求他們當場解答一九七三年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時的理科試題。結(jié)果，多位老教授答不上題。毛遠新總結(jié)認為：“這個辦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試試。”此風隨即傳向北京。

貳：一九七三?一二三〇：北京的“遭遇戰(zhàn)”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旬，毛澤東在與政治局成員及軍區(qū)將領談話中多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兒童團”，并建議在北京把八大學院的教授集中起來考一考。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國務院科教組與北京市科教組緊急開會，選定北京十七所高校的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作為考試對象。考題直接從一九七三年全國高校招生的數(shù)學、物理、化學試卷中抽取。

下午至晚上，各校以“開座談會”的名義，事前未作任何通知，將教授們召集至會議室或教室。

待人齊后，校方突然宣布考試，并仿照舊教育制度規(guī)定：不許交頭接耳，不許查閱資料，兩小時內(nèi)交卷。考場由在校的工農(nóng)兵學員負責監(jiān)考。

叁：考試結(jié)果與各校數(shù)據(jù)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了《關于考大學教授的情況和反映向中央的報告》。報告列出了如下數(shù)據(jù)：

?總體成績：參加考試的613人中，及格者僅53人（8.6%），不及格者560人（91.4%）。

?零分情況：共有209人得零分或交白卷，占總?cè)藬?shù)的34%。

?專業(yè)分布：理工科教授不及格率為85%；文科教授259人參加考試，無一人及格，且其中189人得零分。

?重點院校：清華大學參加考試的143人中，及格僅24人。有九名一、二級教授及一名留蘇博士未能及格。

肆：考場內(nèi)的特殊表現(xiàn)

在考場上，不同學科的教授反應各異。

?白壽彝：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黨的“十大”代表。在宣布考試后，他未看題目，直接在試卷上寫下名字，隨即離場。

?謝樹英：北京鋼鐵學院地質(zhì)教授。因?qū)φ芜\動中的審查不滿，全程坐在考場內(nèi)拒不答卷，以示無言抗議。

?錢偉長與王竹溪：清華大學力學專家錢偉長、北京大學熱力學專家王竹溪，在面對“冰的熔解熱是多少”等基礎常數(shù)填空題時，均未能答出。錢偉長事后承認“考糊了”。

?何東昌：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在此次理科測試中不及格，且在答題紙上出現(xiàn)了“-2 - 1/2 - 1/2 = 1”的算術錯誤。

伍：教授們的震動與表態(tài)

考試結(jié)束后，各校黨委組織教授進行座談。根據(jù)北京市委的報告，多位知名學者在壓力下作了公開表態(tài)：

?關于張鐵生：清華教授孟昭英表示，經(jīng)過考試，認識到張鐵生是“正確的反潮流”；北大教授張龍翔、張小霞稱，這一考才覺得張鐵生的精神很可貴。

?關于舊教育制度：北醫(yī)教授胡漢生批判舊考試方法是“典型的資產(chǎn)階級方法”，是蘇修的“三堂會審”。北師大教育學教授王煥勛表示，考試讓他認識到了舊教育的反動性。

?關于個人反省：清華水利系教授張光斗在交卷時連聲說：“考得不好，原形執(zhí)露。”建工系教授陶葆楷稱，搞建筑的在實踐中連豬圈也不會蓋，現(xiàn)在文化考查也出了洋相。力學專家童詩白感嘆，自己身經(jīng)千戰(zhàn)，證明“金字塔”教學還是不行的。

陸：上海的跟進與后續(xù)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效仿北京，對全市十八所高校的六百五十名教授、副教授進行了同樣的突然考試。

?上海成績：及格六十五人（10%），不及格五百八十五人（90%）。

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姚文元、謝靜宜在臺上交流了兩地考教授的情況。江青在會上指出，這兩次考試的缺點是“沒有出社會科學的題目”，并提議下一步專門針對文科教授進行文史哲方面的考試。

隨后，北京市委文教組曾擬定針對文科教授的補考計劃，但隨著“批林批孔”和“反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全面爆發(fā)，大規(guī)模“考教授”的后續(xù)計劃最終未能持續(xù)執(zhí)行。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教育界，隨之轉(zhuǎn)入更高強度的政治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