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卷”？

答案藏在1300年的科舉里。

在中國，沒有哪一場競爭，比科舉更漫長；

也沒有哪一條賽道，比科舉更殘酷。

跨越隋唐、沉浮宋元、定型明清，

無數人把命運押在一張試卷上。

一卷定前途，一榜分階層。

有人一夜登科，改寫家族命運；

有人屢試不第，困守寒窗一生。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內卷現場”，

是最漫長、最殘酷、也最公平的人間競技！

艾公子新書《狂卷：中國科舉1300年》新鮮出爐，

翻開這本書，你將看見：

古人如何用一支筆，與命運對賭一生。

僅僅數年后，第一批主張廢除科舉制度的人就后悔了。

科舉制是在1905年被廢除的，但早在1896年，梁啟超就在《時務報》上發表《論科舉》，認為“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而到了1910年，梁啟超卻幡然悔悟，說科舉不是壞制度，“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并主張恢復科舉。

也許不能嘲笑梁啟超們被光速打臉，只能怪時代變化太快：舊制度崩塌后，新制度建立不起來，或者說，新制度給人的觀感還不如舊制度。

歷史學家錢穆就觀察到此種怪現象，并在《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中闡述道：

“（科舉）因有種種缺點，種種流弊，自該隨時變通。但清末卻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竟，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說不是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

盡管有這些反思的聲音，但在更大的時代背景下，科舉制仍舊被歷史進步論碾壓成灰，導致今人對這一制度的認知存在極大的偏頗，評價亦不公正。

其實，只要我們摒除今人對于古人的優越感，仔細想想，一項制度從創建到落幕，存在時間長達1300余年，深刻影響了每一個歷史時期，上至國家治理、思想演化，中及地方社會、家族興衰，下到個體命運、關系網絡，無不歷經其如影隨形的歷史形塑，那么，它的意義就絕對不是一句“惡制”或者“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可以概括得了的。

更進一步，我們還要追問：這到底是怎樣的制度，竟然可以存在這么長時間？

就制度本身來說，科舉制的發明是皇權擴張的需要與結果。

在兩晉和南朝，皇權要依賴于士族而存在，士族則通過門蔭入仕制度壟斷清望高官，由此形成了比皇權更為堅固的門閥社會，所謂“流水的皇帝，鐵打的士族”。

隋朝重新統合南北后，首要任務便是重塑皇權。人事權無疑是皇權最直接的體現，科舉制創立的背后是人事權的博弈——將選官之權從士族手中收歸中央。

這一過程肯定沒有那么順利，皇權、士族之間的壓制與反壓制必定輪番上演，這就可以解釋隋唐的選官為什么帶有濃重的過渡時期的制度痕跡，包括門蔭制與科舉制并存、科舉制實行考試與薦舉相結合等。

直到晚唐，這場博弈才形成一個明顯的分界點。歷史學者根據新舊《唐書》人物列傳統計，唐朝門蔭出身而官至宰輔者48人，其中唐憲宗之前近兩百年間有45人，自唐憲宗朝至唐末一百年間僅3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門蔭的衰落與科舉的崛起。

但科舉絕對地位的最終奠定，則要推遲至宋朝。

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了一個頗具象征意義的故事：宋初名將郭進的新宅子落成，大宴賓客。安排宴席座位時，他把自己的兒子們排在建筑工匠的下首，有賓客看到了覺得不合適，說：“公子們怎么能坐在匠人的下方呢?”郭進指著工匠們說：“這是造房子的人。”又指著兒子們說：“這是賣房子的人，當然要坐在下方。”郭進死后，他的宅子果然被兒子們賣掉了。

從玄學的角度看這個故事，它彰顯了主人公未卜先知的能力，或揭示了一語成讖的宿命論；但從史學的角度分析，它其實是宋代階層流動加速的典型寫照，一代人只能掙到一代人的功業、地位與財富，子孫若無能，便會很快坐吃山空，淪入下層。而這正是科舉社會區別于貴族門閥社會的主要表征。

類似的例子在宋代并不罕見，比如宋初宰相呂端死后，整個家族很快衰落，宅邸也被賣掉了；另一個宰相王旦死后，其兒子只能靠變賣父親的遺產維持生活，旁人見了紛紛感慨：“想不到宰相的兒子也淪落至此啊!”

正如吳根洲在《科舉導論》一書中所論述的：

“為了達到追求公平的目的，宋代最高統治者一方面通過制度建設消滅薦舉制的殘余而實現程序公平，另一方面在科舉考試中通過打壓高官子弟而致力于實質公平……面對皇帝咄咄逼人的主動進攻，已經失去牢固的經濟基礎而依附皇權的科舉官僚毫無還手之力……因此，宋代成了一個‘無世臣’‘無百年之家’的朝代。”

雖然科舉的公平性是皇權擴張、中央集權的客觀結果，但它實實在在締造了一個有別于中古時期的、階層高度流動的新社會。本質上，科舉的開放性、公平性與流動性是歷經隋、唐、五代、宋數百年“卷”出來的。隨著時間推移，它必定會繼續“卷”下去，以應對新的時代問題。

伴隨著人口增長與教育下滲，科舉只能使少部分讀書人步入仕途，絕大部分成為下層士人。慢慢地，落第者構成了一個人數相當龐大的社會集團。在此背景下，自宋代開始，科舉急劇擴大錄取規模，構建制度性公平；而自明朝開始，則設立多層級功名，考中秀才即享有蠲免賦稅的權利，考中舉人就具備做官的資格，讀書人不用全部擠在通往進士的獨木橋上。這些都是制度本身的調節機制，更有利于解決士人的出路，并充當社會的穩定器。

同時，考試內容也一變再變。由詩賦變為經義，由經義變為《四書》，之后又由《四書》推演出八股文體。

從表面看，知識標準逐漸走向狹隘，形成了一種最開放的選官制度與一種最不開放的思想環境共存于一體的局面，這也是八股取士以標準化扼殺人才而飽受詬病的根本原因。

但仔細再想，八股取士是否一無是處？它固然是出于思想鉗制的需要，但是否也是考試公平的一種體現呢？如果沒有指定教材，最終比拼的是獲取大量書籍的能力，這對于窮苦地區、窮苦家庭來說，是否已經在起點上就落了下風？如果沒有指定解題模式，最終比拼的是獲取考試信息的能力，這對于更容易贏得信息差的官、富家族而言，是否已經具有了天然優勢？

所以，科舉在制度層面的“狂卷”始終帶有積極與消極的雙面性，切忌一棍子掄下去。

在個體層面，數以千萬計的考生以肉身攀爬科舉的階梯，每一步都是階層躍升的生死劫。在無數人的人生中，甚至在帝國運行的邏輯中，科舉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科舉。

“狂卷”的結果，是少數人登頂廟堂，多數人沉浮底層，推而廣之，則形塑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就像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批判的那樣：

“做官第一主義，本來由儒家的政治哲學立下了‘堅實’基礎，但其充分發揮，卻是由于科舉制。科舉制像從外部為中國官僚社會作了支撐的大杠桿，雖然它同時又當作一種配合物成為中國整個官僚體制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在家族和地域層面，科舉的千年流變，背后是知識、權力、資源的血脈與空間競逐。

尤其是在明清時期，一個家族/宗族“狂卷”科舉，通過世代聯姻與教育投資，在朝堂編織利益共同體，可以對抗“官/富不過三代”的問題；一個地區“狂卷”科舉，可以形成強大的中間階層，通過鄉紳治理社會，構建經濟與文化的雙重霸權。

基于此，明清涌現出一批科舉家族，尤其是在經濟繁榮的江南地區。這些地區的家族，一旦勢力過度膨脹且呈代際延續的趨勢，便會引起“類士族化”的聯想，從而迎來皇權的重點盯梢與打壓，明清時期的很多科場案通常由此而起。

盡管皇權有意進行壓制，但這一輪“狂卷”的結局已經難以改寫——強者恒強的權貴家族盤根錯節，階層的流動性越來越弱，社會回到科舉制發明之前的狀態。

數據顯示，宋代超過一半進士出身平民，明代這一數據減至47%，清代則繼續下降至37%。尤其到了晚清，進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壟斷了。這意味著曾經作為階層調節器的科舉制度，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清末廢科舉的呼聲如此強烈，本質上是對這一“歷史現實”的關切與回應。直至今日，科舉背負的罵名，依然是拜清末民初所賜。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述，科舉制是一項歷經1300余年的、持續變動的制度，它在晚清的表現只是其中的一個階段而已。

如果制度像人一樣存在生命周期，要經歷生老病死，那么，科舉制被摒棄、被謾罵的時段恰恰是它進入老死的階段。可它也有過青春年少，也有過年富力強，也有過老成穩重……了解它的全生命周期，我們才能更加理性、客觀地還原這一制度的興衰起落、是非功過。

也許任何制度終將老去，但人類對文明與規則的追求，永不停息。

艾公子著《狂卷：中國科舉1300年》一書聚焦兩條主線：一條是科舉發展史，從科舉制誕生前的人才選拔機制，一直講述到科舉廢除后的選官制度，讓讀者對科舉史有相對深刻和清晰的整體性認知；另一條則是科舉影響史，重點闡述科舉制對個體、家族、地域的形塑，以及對政治、經濟和相關產業（比如書院培訓、教輔材料、作弊門路、科舉移民）的深度介入。

總之，本書以生動故事和豐富史料串聯科舉1300年的全史，呈現一個巨大的時代舞臺與無數命運的沉浮。在閱讀這部作品的同時，你將看到中國人為何如此“卷”、為何相信讀書能改變命運，以及一項制度如何深刻影響文明的運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