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網(wǎng)痛打“公知”的年代，越來越越多KOL選擇了噤聲，法學教授勞東燕還在堅守。僅此一點，我就表示支持，何況她以前就遭受過、也正在遭受網(wǎng)絡暴力，支持勞東燕，對我來說愈發(fā)責無旁貸。

她主張性侵認定從“強制手段”轉向“缺乏同意”標準，尤其是熟人關系中沒有反抗不代表同意，并建議男性通過錄音存證以避免爭議，她之前還支持對治安違法記錄進行封存，這些表態(tài)被某些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聲稱這種言論是西方價值觀滲透。進而，針對她個人的網(wǎng)暴持續(xù)發(fā)酵，從辱罵到人身威脅不一而足。

被逼無奈的勞教授出現(xiàn)情緒激動的憤怒之言，似乎又被人抓住了“尾巴”，勞東燕堅定地表示，“我已然下定決心，不會再讓體面與修養(yǎng)成為禁錮自己的枷鎖。”“對于各式的辱罵、造謠與丑化，我不會再沉默與忍讓應對，采取一種清者自清的姿態(tài)，或者你打我左臉，我還把右臉讓出來給你打。”隨后，她開始“掛人”，把那些齷齪的評論和私信截圖發(fā)布。

作為一個常年受到相似攻擊的表達者，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一些人。體面，常常成為公開表達者的軟肋，你跟它講事實，它說你五十萬，你跟它說理，它說你公知，你跟它客氣，它當你膽小，你懟回去，它說你破防了。只許它以踐踏基本倫理的惡毒來攻擊，不讓你有絲毫情緒來反駁。

誰也不是圣人，長期看到類似言語，任誰都難以始終保持冷靜平和，換句話說，表達者也沒有義務在受到人身攻擊的情況下依然如此。

在我看來，討論的空氣往往比討論的內容更重要。人文社科領域往往沒有什么標準答案，就以性侵認定來說，兩種認定方式都不完美。做強制手段的取證更加“有力”，但往往困難重重，一個人高馬大的男人用進行威脅后施暴，就很難找到證據(jù)。以“缺乏同意”作為性侵認定，又容易造成重口供輕證據(jù)的錯覺。這是性侵認定的特殊性造成的天然困境，卻在傳播中被曲解為立場之爭，制度設計的復雜性一旦被設定為立場問題，就變得“簡單”起來，恨就完了，袁崇煥被凌遲后，分食人肉的百姓自己也會覺得大義凜然。袁崇煥殺毛文龍也有其性格或權力的問題，歷史和人都十分復雜，粗暴定義忠奸，的確是思考能力欠缺的表現(xiàn)。

大多數(shù)人（包括我）都缺乏這類思考能力，因此我們才需要開放的公共表達。不同觀點切磋琢磨，即使得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也能讓人們知道事情本身的多面性，在遇到類似事件時盡量謹慎判斷思慮周詳。

討論的空氣，從“公知”被污名化并逐步退場開始惡化。從左拉開始，公共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開始通過公共表達來質疑，質疑不是抬杠，而需要提供足夠的事實和邏輯來證明，這就要求公共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精神、一定的智識儲備、相當?shù)倪壿嬆芰凸_發(fā)聲的勇氣。誰知這個詞像“小姐”一樣，在中文語境發(fā)生了腐壞性質變，走向詞語本義的反面。“公知”變成了立場論的受害者，只要主張借鑒歐美的經(jīng)驗和先例，就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嫌疑。易中天老師講歷史，羅翔老師講法律課，偶有涉及公共問題，甚至只是提及一些西方理論和學者，就被歸為“公知”之流，如今又輪到了勞東燕。

曾幾何時，社交媒體上各路神仙打架，攜千萬讀者展開論辯，不分左右無問西東皆有一席之地。當“公知”的帽子成了燙手山芋，很多人開始不關注討論的問題，而把關注點放在討論問題的人的屁股。駁倒別人，不再需要收集足夠的論據(jù)、找到對方的邏輯漏洞、組織語言進行反駁，只需要說某人屁股歪，就能讓人閉嘴。屁股決定嘴，就成了一大奇觀。

一些人相繼退場，另一些人宣布勝利。胡錫進老師本來是一面旗幟，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前邊沒人了，他自己卻被身后那些更加激進的人推到了對面，時不時被戴上公知的帽子斗一斗。估計胡老師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把人當人來對待，是作為公民而不是作為臣民或子民，這是現(xiàn)代觀念，不是西方的專利。”這是勞東燕對批評者的回應。熱衷于劃分陣營和立場，在每件事上都要區(qū)分敵我，久而久之就會變成一座封閉而激進的孤島，復雜被簡單取代，溫和被激進取代，然后被更激進取代。“把人當人來對待”越來越難，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標簽，公知、五毛、殖人、基本盤、小仙女、直男癌……所有人都變得不可理喻無可救藥。

我支持勞東燕教授，當然不是支持她的全部觀點，她也是人，也有其不擅長的領域和認知有限性。我支持的，是她自由發(fā)聲的權利，是即便發(fā)聲也能免于恐懼的權利。她的“破防”，是因為體面無法再護她周全，她的抗爭，是為了公共表達能維持基本的多樣性。連俗語都知道，“燈不撥不亮，理不辯不明”，那些侮辱勞東燕教授的人，恐怕先背棄了老祖宗的智慧。

圖片來自藝術家劉旭星（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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