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 王一

“再不進行重大監管改革，10年后，如果一個美國富人想接受最先進的癌癥治療，可能唯一的選擇就是去中國。”

當地時間6月10日，美國腦機接口公司Science創始人、馬斯克旗下Neuralink前總裁馬克斯·霍達克在舊金山舉行的Semafor峰會上發出了上述警告。

在他看來，美國正面臨在生命科學領域被中國趕超的現實風險，如果不能加快醫療研究和監管體系改革，未來可能會將全球醫療和科學創新領導地位拱手讓給中國。霍達克指出，中國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美國應對此“高度警惕”。

作為長期從事腦機接口研究的業內人士，霍達克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今年3月，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博睿康醫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聯合清華大學團隊研發的植入式腦機接口手部運動功能代償系統（NEO系統）上市。

歐洲科技新聞網站The Next Web（TNW）本月8日指出，這是全球首次有國家監管機構批準植入式腦機接口設備實現商業化。

這一突破背后，是中國近年來持續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中國已將腦機接口列為六大戰略性未來產業之一，提出到2030年在腦科學技術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目標。一批中國腦機接口初創企業在這一戰略下由此快速崛起。

一男子正在體驗腦機接口的手功能康復訓練

報道稱，腦機接口競賽如今已演變為一場地緣政治博弈，中企在中國的政策支持下快速通過審批、使創新成果能夠更快進入臨床應用，而美國企業面對的是一個審批越來越慢的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雖然起步早，發展卻越來越受到監管體系的制約。

目前，美國尚無任何腦機接口產品正式進入商業應用，所有植入手術仍局限于科研項目或特殊準入計劃。

Neuralink已在研究項目框架下為至少21名患者植入其N1腦機接口設備，首位受試者已展現出僅憑思維即可下棋、瀏覽網頁以及控制電腦光標的能力。不過，Neuralink尚未獲得商業銷售許可。該公司計劃于2026年擴大產能，并實現近乎全自動化的植入手術，但距離獲得FDA商業銷售批準，現實來看仍需數年時間。

另一家美國企業Synchron的Stentrode腦機接口系統可以通過頸靜脈植入，而無需開顱手術，是首個獲得了FDA永久植入式腦機接口研究設備豁免許可（IDE）的公司，他們正利用2億美元D輪融資推進今年的關鍵性臨床試驗。

Precision Neuroscience則選擇了另一條路徑，于2025年4月通過FDA的510(k)審批程序，并與美國美敦力公司合作，將其腦機接口技術整合進現有神經外科手術系統中。

過去數十年，美國一直被視為全球腦機接口系統研發的領跑者，持續押注高風險、高回報的技術突破，希望徹底改變醫療技術以及人機融合的發展方向。但沒想到的是，最終率先沖過終點線的是中國。

腦機接口是一種能夠記錄大腦活動或神經元電信號，并據此控制外部設備（如假肢、輪椅或電腦光標）的技術系統，其目標是幫助癱瘓等運動功能障礙患者恢復行動能力。

其發展長期面臨一項艱難的技術權衡：非植入式方案將傳感器置于頭皮外部，安全性較高，但由于顱骨阻隔信號，采集精度相對有限；植入式方案將傳感器直接植入大腦皮層，能獲得更高精度的神經信號，但長期來看可能面臨電極移位、生物相容性等挑戰。

香港《南華早報》3月報道稱，Neuralink采取的就是第二種方案，他所面臨的挑戰凸顯了植入式方案商業化的一些安全障礙。2024年，首例患者接受Neuralink植入手術約一個月后，由于85%的植入電極線發生回縮或移位，導致其功能顯著下降。Neuralink公司對系統進行了調整，使其能夠對剩余的電極做出反應，但電極線回縮仍然是影響長期功能的一個隱患。

而中國第一個獲得批準的NEO系統采用的則是一種介于植入和非植入式之間的技術路線。報道稱，這一思路被認為與儒家“中庸之道”追求折中平衡的理念相契合，在安全性與精確度之間尋求平衡，使中國團隊率先推出了全球首個獲得商業批準的腦機接口產品，領先包括美國競爭者在內的所有其他參與者。

在Semafor峰會上，霍達克坦言，腦機接口“聽起來很瘋狂、很難認真對待”，但其潛在影響極其巨大，以至于很難想象它不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

他表示，未來十年，腦機接口技術很可能成為全球科技競爭“三到四條最重要的主線之一”，而“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其巨大潛力”。

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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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每年預計有上萬名中國有錢人到國外就醫，有人拿著大把現金，飛往加拿大、美國、德國或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然而，2026年初，“外國人來中國看病”的話題席卷全球社交媒體，“又快又便宜”成了海外網友給中國醫療的新標簽。

“外國人來中國看病”的話題席卷全球社交媒體

比如，英國網紅博主艾米（Amie）曬出了本國候診2年與中國13天診療的效率差距，以及3700英鎊與298.6英鎊的費用鴻溝，這既顛覆了全球對中國醫療的刻板印象，但也引發了部分中國網友對“醫療資源擠占”的擔憂。

艾米短視頻中出現的清華長庚醫院內視鏡中心

不過，作為本次討論熱潮中的關鍵決策者，中國醫院的管理者并不擔心。

“目前來華就醫的外國游客，遠未達到擠占醫療資源的程度。”1月中旬，國內首家外商獨資三級綜合醫院——天津鵬瑞利醫院院長劉丹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

他表示，中國的旅游醫療產業還處于初期發展階段，大家真正該思考的是，中國醫院是否已準備好接住這波熱潮——他所在的醫院，在半年前就開始接觸海外跨境醫療旅游機構了。

引發討論的老外來華看病 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旅游醫療”

“2025年，英國NHS（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全科牙醫常規首診預約期是從4周到兩年不等，即便是緊急牙科就診（疼痛或感染），預約周期也是數天到兩周不等。”

劉丹是國內首家外商獨資三級綜合醫院——天津鵬瑞利醫院的院長，回憶起自己早年在英國留學的經歷，他感嘆對于習慣了看病要等的外國人，中國當日掛號、當日治療的服務模式極具沖擊力；也是因為有切身感觸，他目前選擇任職的醫院把醫療旅游放在重要位置，希望在未來走進醫院的10個人中，有6個是醫療旅游病人。

不過，那些因為在旅游途中產生醫療需求，從而走進中國醫院的游客是真正的醫療旅游客戶嗎？劉丹不那么看。他表示，醫療旅游的核心是以醫療為主要目的的旅游方式。

天津鵬瑞利醫院

結合AECOM（艾奕康咨詢）發布的《2020中國醫療旅游前瞻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國務院2009年發布的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中就提到了“醫療健康旅游”，但直到今天，中國的旅游醫療產業——尤其是跨境醫療旅游產業還處于發展初期。

（注：醫療旅游市場規模包括國內異地醫療旅游及跨境醫療旅游兩個部分）

記者在采訪中得到的一組數據也顯示，在一家知名醫院國際醫療中心門診患者中，外籍患者占比不足5%，全院范圍內選擇國際部的外籍人士亦僅占10%左右，其余90%的外籍人士均通過普通門診完成診療。

但是，“老外來華就醫”的熱潮足以讓劉丹等從業者感到興奮了。中國醫院協會國際醫療服務專委會發布的《2024中國國際醫療服務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境內（不含港澳臺）共有57個城市的850家醫療機構開展國際醫療服務，包括公立醫院303家，社會辦醫院167家，門診部380家。

盡管盛諾一家等海外醫療中介機構未被納入這一統計數字，但它們是中國旅游醫療產業中的重要一環，甚至是最早的一批追風者——幾年前，盛諾一家主要幫助中國患者赴海外（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就醫，如今卻調轉戰略方向，開始系統性地承接國際患者來華就醫服務。

涉外醫療機構不能只靠自然流量 要挖掘全球痛點

數據顯示，中國涉外醫療機構中，位于北上廣深的相關機構數量合計占比53.6%，而其余機構，即便位于天津這樣新一線城市，面臨的“外來流量”也很不足。

“（來天津旅游的海外游客數量）遠不如北京，所以我們不能靠自然流量，走的是和北京機構完全不同的路線。”劉丹告訴記者，天津鵬瑞利醫院在2025年7月正式開展海外醫療業務，Facebook賬號在2025年9月底正式開始運營，英文官網則在2025年11月正式上線，醫院希望借助這些渠道，在240小時落地簽的政策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把海外患者引流到國內來。

自2025年起，劉丹便頻繁參與和海外跨境旅游機構的溝通洽談，先后對接過俄羅斯、法國、英國等多國中介機構，今年1月下旬，他還專門接待了一家來自歐洲地區的醫療服務中介機構。在他看來，與中介機構合作的核心是精準把握不同國家的醫療痛點，打造差異化的服務產品與服務包。

具體來說，在嚴肅醫療領域，醫院的核心目標客群集中在周邊國家，包括蒙古、俄羅斯、中亞各國及中東地區。無論是硬件設施，還是醫療技術、服務體系等軟件配套，這些地區的醫療服務水平與中國存在一到兩代的代際差距，而當地具備消費能力的群體，本就有出國就醫的剛需。以俄羅斯患者為例，他們多選擇前往歐洲、德國、新加坡就醫；蒙古患者則常赴韓國、土耳其、日本、泰國接受治療，卻極少有人選擇中國。

而在消費醫療領域，劉丹將目標客群設定為歐美國家患者，核心吸引力在于“高性價比”。“目前海外人士對腫瘤這種嚴肅醫療項目，比如重大疾病診療指南、專家資源的認知，還是以歐美為主，（中國嚴肅醫療）想吸引歐美患者，難度很大，這需要時間和市場滲透。”

發展醫療旅游產業 仍待打破偏見、補齊配套短板

根據《報告》，全球四個權威機構對全球醫療旅游目的地進行排名，中國均未上榜；從特色醫療旅游項目及游客量看，中國的中醫項目游客僅1萬人。

然而，這并沒有實際反映中國醫療技術的現狀。據劉丹介紹，我國醫療技術已在多個核心領域具備優勢：在骨科等各類微創手術治療上，技術水平與國際全面接軌，且憑借龐大的臨床基數，手術經驗更豐富、治療方案更多元；在腫瘤治療領域，國內醫療團隊的化療方案制定、手術術式創新以及MDT（多學科會診）聯合診療模式均表現出色，從前期診斷、化療、手術、放療，到后續生物技術創新治療方式的應用，已搭建起完整的全流程診療鏈條。

尤其是生物治療領域，目前全球僅中美兩國處于行業領先梯隊，其他國家在相關技術路線與治療方案的選擇上，遠不及中國豐富。以“百萬抗癌針”CAR-T細胞治療為例，國產療法數量占全球獲批的半數以上，最新定價已降到20余萬元人民幣。

那么，中國的旅游醫療產業為何沒有發展起來呢？劉丹認為，傳統認知的問題排在首位。“很多外國人有在中國的朋友，用中國手機、買中國商品，卻不相信中國醫生能治好他們的病。”

另外，中國醫院的國際醫療配套措施尚待補齊。劉丹告訴記者，英國政府會給本國公民推薦海外就醫的機構，這些機構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通過國際醫院評審認證、具備英語服務能力、服務模式符合外國人的就醫習慣。目前符合條件的基本是公立醫院的國際醫療部。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曲貞則告訴記者，文化與語言隔閡也是一大挑戰。比如，中東患者對女性隱私高度敏感，要求清真餐飲、專用洗浴設施；部分家庭由男性主導醫療決策，醫護人員需調整溝通策略。對于這些已經在臨床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北大國際醫院國際醫療中心已經進行完善，包括在病房加裝淋浴噴頭，主動開展專項培訓，提升員工的跨文化服務能力等。同時，此類精細化服務持續向普通門診延伸，以期滿足來自國內外患者更多的軟性需求。

在劉丹看來，中國涉外醫療機構應該主動打破信息差，抓住本次旅游醫療發展機會，而不是被“醫療資源擠占說”捆住手腳。他告訴記者，目前來華就醫的外國游客遠未達到擠占醫療資源的程度；未來，如果中國的旅游醫療市場形成規模，政府有關部門會指導涉外醫療機構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作為市場從業者和決策者，我們要清楚，開放帶來的好處遠大于它帶來的問題，不能因為一點問題就停滯不前。”劉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