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劉少奇想為曾彥修平反，毛主席大怒：你們想要干什么？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據“七千人大會”的精神，發出了《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為近幾年拔白旗、反右傾時被錯誤批判處分的同志甄別平反。到當年8月底，全國已有600多萬黨員、干部和群眾得到平反。曾擔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曾彥修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他的朋友和同事們開始思考：曾彥修是否也應該得到平反？

曾彥修

1919年，曾彥修出生于四川宜賓，他1937年來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長期從事宣傳工作。1954年，曾彥修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相當于副部長級別。

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后，曾彥修作為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的組長，面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上級要求必須揪出一定比例的“右派分子”。最終曾彥修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將自己報了上去。

曾彥修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上面催要‘右派’名單了。五人小組急急議了幾次，很難擬定。倒不是大家要劃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報‘右派’。”曾彥修對其他四位小組成員說：“事情擺在這里，上報得用五人小組全體的名義。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

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以《黨內也有右派分子》為題，報道了“曾彥修蛻化變質了”的消息。不久以后，曾彥修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高級干部變成了“右派分子”。據說，康生對曾彥修引用杜甫的詩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來提醒黨在執政后要防止腐敗特別反感，批示道：“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

1962年，經過“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后，中共中央開始調整政策。在當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帶頭作了自我批評：“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會議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全面調整和平反奠定了基礎。

1962年六七月間，國家機關黨委的兩位干部來到人民出版社，要調閱曾彥修的檔案，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周保昌接待了他們。這兩位干部對周保昌說：“我們是奉劉少奇主席之命，來調查了解曾彥修的右派問題的，準備為他甄別平反。關于改正平反右派分子的問題，中央領導考慮在全國先找幾個比較典型的人做試點，然后再鋪開，曾彥修是其中的一個。這件事毛主席還不知道，所以你們要保密，千萬不要外傳。”

此后這兩位干部多次來到人民出版社，他們不僅看了曾彥修的全部檔案，還和周保昌交換過意見，曾彥修的平反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曾彥修和他的《平生六記》

但在不久后的一天，這兩位干部驚慌失措、氣急敗壞地跑到人民出版社，他們對周保昌說：“不得了，出大事了！準備平反右派的事不知怎么給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聽說后，一下子發了大火，暴跳如雷。毛主席周圍的人還從來沒有見過他發過那么大的火，都嚇得不知怎么辦才好。”

這兩位干部還說：“那天毛主席在他住的房間里怒氣沖沖地來回走了好幾圈，然后拿毛筆在一張舊報紙上寫了七個大字：你們想要干什么。還在后面狠狠打了一個大問號。寫完后氣得把筆使勁摔到了地上，臉色難看極了，太可怕了。劉主席要我們立即停止一切有關活動，把外面辦理此事的人趕緊都撤回來，就當完全沒有這回事。”

最后這兩位干部叮囑周保昌：“甄別右派這件事絕對不能再提了，萬一有人到你們這里來查問，就說是來一般問問曾彥修的情況的，沒有提出過其他任何問題，不然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人就要倒大霉了。”他們說完后就慌慌張張地走了。

為什么毛澤東要反對給曾彥修平反呢？因為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就已經對劉少奇窩著一肚子火了，大會代表的所有批評顯然是直接對著他的，在大量事實面前，他被迫做了自我批評，受了不少氣，但不好發作。當年3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這也是針對毛澤東的糾左行動。毛澤東雖然表面上隱忍了，但內心的怨氣憤恨卻愈來愈強烈，哪能容許劉少奇再為右派平反，他終于震怒了，爆發了！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曾彥修才獲得徹底平反，重新擔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2015年3月3日，曾彥修去世，享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