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提振消費的關鍵是讓老百姓有錢、敢花

題記：2026年3月，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黃益平接受了騰訊財經《經濟大家說》欄目的專訪。本文整理自專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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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國內需求的兩大突破口：收入、信心

問：中國經濟目前面臨“供強需弱”的結構性矛盾。在“十五五”規劃強調擴大內需的背景下，您認為破解這一矛盾的關鍵突破口在哪里？

黃益平：我認為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切實提振需求，尤其是國內消費。而提振國內消費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一是收入，二是信心。

收入方面，要讓居民有更多的錢可以消費；信心方面，則涵蓋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對職業發展的信心，以及對社會保障的信心。讓老百姓有錢、敢花。這兩點我認為是最根本的。

我們過去講“經濟再平衡”、“提振消費”、“改變供強需弱”，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但過去可以通過出口增長來消化一部分國內產能壓力，所以供強需弱雖然存在，卻并沒有嚴重影響經濟增長。

而現在，國際市場環境正在發生變化，加之中國已經從一個小國經濟轉變為大國經濟，持續依賴出口來消化國內產能壓力的難度越來越大。

如果現在國內需求依然起不來，對產能的壓力就會持續累積，甚至影響未來經濟增長的空間。

問：您提到“提高收入”是解決內需不足問題的關鍵之一，對此有哪些具體建議？

黃益平：提高收入最根本的一點，是切實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目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對偏低，剩余部分集中在國有企業和政府，其儲蓄率天然較高，這與消費相對疲弱是有關聯的。

如果將來更多的收入流向居民，其消費傾向自然會高于國有企業，消費需求也會相應提升。

另外，從另一個維度來看，我們過去更多依賴工資性收入，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深，不是所有人都能持續獲得較高的工資性收入，因此將來越來越需要依靠資產性收入。收入結構的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是讓老百姓有更多收入可供消費的重要方向。

問：另一個關鍵詞是“信心”，您認為信心應該從哪里來？目前市場波動較大，普通居民更關注自身資產的保值增值，在這種環境下如何提振信心？

黃益平：提振消費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今天出臺一項政策、明天就改變了。

信心也是多方面的。舉例來說，當前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一些缺陷，包括社保基金資金不足等問題。

如果能在這方面采取力度較大的措施，讓每位居民都擁有必要的社會保障，即便宏觀經濟或就業形勢出現波動，仍有基本保障托底，這很重要。

與此同時，對經濟前景的判斷也直接影響消費意愿。如果對未來看好，自然敢于消費；對自身職業發展有信心，也會減少預防性儲蓄。

因此，這是一套綜合性舉措，既涵蓋宏觀經濟政策，也包括就業政策。如何確保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持續創造充足的就業機會，再輔以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共同構建居民信心的基礎。

社保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農民工和農村居民最重要

問：有不少經濟學家將視角聚焦于特定群體，比如農民工或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您怎么看？

黃益平：當然是有道理的。從總體來看，我國社會保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提升空間最大的，恐怕正是在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群體。如果能在這方面確保社會保障相對公平、全面覆蓋，對于提振消費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問：您有什么具體建議？

黃益平：具體而言，就是為農村居民設計與城市居民基本一致的社會保障機制，做到一視同仁。

當然，這肯定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也許可以加快推進步伐，不斷趨同。

問：您認為目前最大的困難點是什么？

黃益平：最大的困難點是錢從哪里來。

當然，資金來源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已有的政策思路，就是將國有資產注入社保基金。另一方面，政府現在也在提倡從過去“投資于物”轉向“投資于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過去地方政府出讓土地獲得收入，往往傾向于投入具體項目；將來如果出讓土地的收益，能夠用于改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這也是“投資于人”的重要體現之一。

資產再配置：在回報和風險之間求平衡

問：近年來存款利率持續下行，“存款搬家”現象較為普遍，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黃益平：我認為這是一種資產的再配置，尤其是去年資本市場表現不錯，資金流動較為明顯。

對于居民來說，管理資產無非是在回報與風險之間尋求平衡。

如果在某一領域的回報偏低，自然會產生尋找更高回報的沖動。但如果回報更高而風險也更大，每個人的選擇會有所不同。

有的人寧愿接受較低回報換取安全，也有人愿意承擔較高風險追求更高收益。每個群體的選擇存在差異，歸根到底如何管理自己的錢，都是在回報與風險之間尋求個人的平衡點。

當前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提振作用更直接

問：您曾提出“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政策框架”這一概念。在目前經濟“易冷難熱”的背景下，您認為應如何優化這一政策框架，以更好地實現逆周期調節？

黃益平：我所說的“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主要基于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也是轉型中經濟體，市場機制運行的某些特點與成熟發達經濟體有所不同，因此一些具體做法看似不夠常態，但在特定情境下是有效果的。

比如，對貨幣供應數量和新增貸款數量進行調控，有時比單純依賴利率工具效果更好，因為不同機構對價格信號和數量信號的反應存在差異。

在目前的情況下，道理是一樣的：如果目標是提振需求，單純降息或增加流動性未必能解決問題，更需要關注錢往哪里去：什么樣的資金能更有效地推動我們希望激活的經濟活動。

目前情況下，我認為財政政策對提振經濟的作用可能更為直接。

問：您提到了財政政策，“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赤字率設定為4%，您如何看待這一數字？

黃益平：這個數字確實體現了財政政策變得更加積極了。

但僅憑這一數字本身，很難判斷是否已經足夠，因為宏觀經濟政策提振經濟活動有兩個重要維度：

一是直接增加需求，即赤字增加帶動消費或投資上升，從而推動總需求擴張；

二是改變預期。后者有時需要一個力度足夠大的刺激，讓各方經濟主體都清晰感受到政府提振經濟的決心，預期轉變、經濟主體的行為改變，最終實現政策事半功倍的效果。

問：去年推出的“以舊換新”等國補措施，您認為成效如何？

黃益平：今年的政策中是有繼續推進這類措施的安排。我的總體判斷是，“以舊換新”這樣的政策在短期內是有效果的，去年上半年已經明顯看到成效，但其可持續性不一定非常好。

如果我們考慮的是消費的持續提升，可能還是要回到收入和信心這兩個根本因素上做文章。

地方財政壓力：央地財政關系需調整

問：前幾年地方政府資金壓力較為突出，您如何看待目前緩解地方政府財政收縮效應的問題？

黃益平：這可能需要中央與地方共同努力。地方政府確實面臨現實壓力，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已經存在很長時間，這也是為什么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政府不斷創造性地尋找財務資源。

我認為，未來需要做的，一方面是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將更多財權下放到地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也需要轉型。

過去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推動經濟發展，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

但客觀而言，我們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過去依靠低成本優勢驅動增長，現在要靠創新驅動，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可能會有所變化。

因此，我認為地方政府未來更應將重心放在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上，例如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設基礎設施等，同時積極推進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的方向，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這意味著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空間，應當適度收縮。通過事權與財權的同步調整，逐步走向相對平衡的央地財政關系。

AI風險定價：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問：近年來人工智能產業非常火熱，您一直從事數字金融研究，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技術對金融體系的重構影響？

黃益平：這方面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

核心其實是三個要素：大數據、平臺和人工智能算法，三者結合在一起，在改善金融服務方面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支付，這是有目共睹的；再比如數字信貸，它一方面可以顯著提升效率，客服、系統運行等方面的效率提升都非常明顯。

我自己研究的“數字信貸”，可以用大數據和算法識別出傳統方法難以識別的信用風險，因此在普惠金融領域，包括對個人和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有非常明顯的改善，這一點尤為突出。

問：在風險定價和金融穩定方面，您認為AI會帶來哪些變化？

黃益平：從理論上說，如果AI能夠有效識別不同類型的風險，它可以幫助實現更精準的定價。但在不同領域，目前的實踐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相信未來會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與此同時，新技術的應用也意味著可能引發一些過去不存在或不突出的風險，甚至在風險傳導方式上也會出現新的形態。這就要求監管必須與時俱進，發展監管科技。

總之，與任何金融創新一樣，人工智能對金融的改變，可以體現為效率提升、覆蓋面擴大、風險控制改善，但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隱患。

這時候監管需要與時俱進，管住風險，是金融業務得以持續運營的根本前提。

對風險的關注一定要放在對效率的關注之上
問金融行業一直面臨創新與監管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您如何看待？

黃益平：說難也不難，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我認為有很多具體可行的事情可以做。

第一，對算法進行審計。很多人認為算法不可控，但在將算法應用于實際場景之前，不能把它當作黑箱，必須做到可解釋。即能夠理解結果是如何得出的、各變量如何發揮作用，這樣再應用時才能對結果有相對明確的預期。

第二，發展監管科技。新技術使市場反應速度加快，傳統的按季度報送報表的監管方式已經明顯滯后。風險可能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分鐘都在變化，監管需要具備實時監測的能力，才能在出現問題時及時采取措施。

第三，監管沙盒機制。對于金融創新，我們看到了其潛在的好處，但不確定會出現哪些問題，那就先進行試驗；試驗結果可行則推廣，不可行則修改方案。

總之，對風險問題的關注，必須置于對效率追求之上。如果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在表面上帶來了效率改善，卻在后續埋下重大隱患，那就得不償失了。

人工智能的創新要保證就業優先

問：隨著AI+的發展，收入分配和勞動力替代問題也受到廣泛關注，您是如何看待的？

黃益平：我認為最重要的基本立場是：我們最終應當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種技術、一種工具，它是來幫助人更好地工作、幫助人追求幸福生活的，而不應本末倒置地把所有人都替代掉，讓人們既失去工作，又失去收入。

因此，我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應當遵循就業優先原則，保障大家有工作可做。如果技術進步帶來不可避免的結構性調整，公共政策就應當發揮作用，確保在調整過程中人們仍有收入保障，不影響基本生活。

如果人工智能的發展最終導致大多數人失去工作和收入，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這不是好的技術創新，也不是我們推動技術創新的初衷。從根本上說，技術創新應當有利于人、以人為本。

問：作為國發院院長，您會鼓勵學生使用人工智能新技術嗎？

黃益平：這在所有領域已經是不可避免的。AI對我們生活和生產活動的改變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仍然應當堅守一些基本原則，而不是單純追求效率。效率固然重要，但追求效率本身并不是我們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

中國新能源處于國際引領地位，為全球能源轉型提供解決方案

問：面對目前的國際形勢，石油、黃金價格以及股市等受到國際局勢影響而出現波動，您認為中國經濟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保持平穩增長？

黃益平：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面對外部沖擊時，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能源市場一旦波動，意味著所有成本都會上升。但目前我們還有一定的緩沖空間，總體價格壓力不是特別大，通貨膨脹壓力也不算突出，尚有一定的消化余地。當然，成本上升肯定會擠壓很多企業的利潤空間，這很難避免。

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持續推進“十五五”規劃所提出的核心任務：一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另一方面擴大內需，特別是推動消費需求的增長。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則是如何推動能源行業轉型，提升能源的安全性與穩定性。

我認為，中國在綠色能源轉型方面已經邁出了很大的一步，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最近的市場波動，也許正是一個信號，提示我們需要在這件事情上進一步加大力度。

問：提到能源安全，中國需要有所行動，您有什么具體建議？您如何判斷中國新能源在國際上所處的位置？

黃益平：我認為中國新能源應該處于引領地位。我們的產業發展得非常好，質量不錯，成本也壓得非常低。電池、光伏，乃至新能源汽車，都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擁有這樣一個強大且有競爭力的產業，當然是我們的優勢。

但與此同時，我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這些產業實際上也為全球能源行業轉型提供了另一種解決方案，有助于各國提升能源安全，而不必再單一依賴石化能源。

問：您認為我們在新能源領域還有多大的缺口？

黃益平：這很難量化，因為缺口的大小取決于目標設定。目前中國新能源在全球的占比已經是非常高的了，但我們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往前走。

“十五五”規劃已經明確提出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這意味著新能源發展在潛在層面仍將進一步推進，隨著占比的提高，碳減排目標也能更好地實現。

問：您認為2026年會是全球能源格局發生最大變化的一年嗎？

黃益平：這不太好判斷。但今年所發生的事情，可能對各方都會有觸動。短期內能引發多大變化，還需要觀察。

但我相信，這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醒。如果此前一些國家對于能源轉型態度不夠堅決、立場不夠堅定，那么這一系列事件告訴我們，傳統能源行業所導致的價格波動與供應不穩定性，是每個國家都必須正視和應對的。

記者： 祝玉婷

文章來源：騰訊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