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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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王朝就跟一個人一樣，都有著獨有的性格。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明朝的氣質最為鮮明而矛盾。它既以其士大夫的錚錚鐵骨令人肅然起敬，又以其君臣上下的極端固執令人扼腕嘆息。近三百年的歷史中，明朝人似乎總是在以一種近乎偏激的姿態面對命運——要么以死殉道，要么死磕到底。這種貫穿其中的性格，便是固執。

文臣的固執，以道義為鎧甲，視生死如輕塵；皇帝的固執，以權術為刀鋒，以獨斷為尊嚴。

第一，大臣固執

以開國之初的壬午殉難。1402年，朱棣以靖難之名攻破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焚宮自盡。朱棣即位后，對建文朝舊臣展開血腥清算。建文一朝朝臣六百余人，竟只有二十九人投降。面對新君，這些士人選擇了以死明志。

最著名的便是方孝孺——這位“天下讀書種子”，因不肯為朱棣草擬即位詔，當廷疾書“燕賊篡位”四字，凜然道“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最終被誅殺十族，坐死者達八百七十三人。這些士人的剛烈令人動容。他們追求的并非愚忠，而是如黃宗羲所評價的“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方孝孺以“擇義在我，圣亦可企”的剛猛告訴世人，讀書人哪怕身死也要捍衛心中之大義。這種硬氣，是宋明理學浸潤下的精神產物——士人超脫短暫的自然生命，更在意千秋萬世的聲名、道義和天地正氣。

齊泰被凌遲三千余刀，黃子澄被凌遲。

鐵鉉被押到朱棣面前，他轉過身去不看朱棣，朱棣讓人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掉，他是不看朱棣，朱棣把他身上的肉燙熟，喂到他嘴里，問他好不好吃，鐵鉉說，忠臣的肉，當然好吃。

第二，皇帝也固執。

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曉，北京城外的火光映紅了天際。崇禎皇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絕望中，他爬上煤山，在一棵歪脖樹上自縊身亡，臨終留下“諸臣誤朕”的遺言。這一幕成為大明王朝最后的定格。崇禎本有機會南遷——其實這在其他王朝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唐代的玄宗、僖宗，宋代的徽宗、高宗，清代的咸豐、光緒，面對這個問題時都是直接跑路。然而在明代，是否跑路反而成了困擾皇帝的一個大問題。南京保留著一整套行政機構，若能及時南渡，未嘗不可像南宋那樣延續國祚。但他拒絕了。朝中清流士大夫以道德大義反對南遷，而崇禎本人也過于在意顏面與朝臣批評，不愿承受棄都南逃的罵名。

史家說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然而，剛愎與優柔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在崇禎身上并存。他在關鍵決策上猶豫不決，卻又在最后時刻展現了“君王死社稷”的剛烈。這種寧可玉石俱焚也不愿屈辱求存的姿態，折射出大明王朝骨子里的傲氣。崇禎傲氣伴隨著他一生，他瞧不起皇太極這樣的胡人，不屑于與李自成這樣的土匪談判，更不愿背負逃跑的罵名。他的固執，是一種毀滅自我的固執。

第三，大臣和皇帝都固執，雙方爆發激烈沖突，不可避免

與崇禎的剛烈式固執形成對照的，是萬歷皇帝長達三十年的消極式固執。萬歷帝因“爭國本”一事與文官集團徹底決裂，他無法在立儲問題上說服那些死守嫡長制的臣子，便選擇罷工——從此不再上朝，不再與臣僚面議國事。他把自己關在紫禁城的深宮里，以沉默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的上疏。結果是中樞癱瘓，奏章堆積如山，官員缺額不補，黨爭愈演愈烈。萬歷的固執沒有換來勝利，只換來一個被掏空的王朝。他以為用消極可以逼退文官的糾纏，卻不知對方的固執同樣堅不可摧。君臣之間，誰也不肯先低頭，最終消耗的是大明自己的元氣。

而大禮議，則是君臣雙方固執對峙的另一種呈現。1521年，14歲的朱厚熜意外被推上皇位，是為嘉靖皇帝。廷臣按照宗法制要求他改稱伯父孝宗為父，而將自己的親生父親稱為皇叔父。嘉靖拒不接受，于是引發了一場長達二十余年的大禮議之爭。這本是一個可大可小的禮儀問題，卻演變成一場持續二十余年的政治地震，君臣關系極度緊張。

內閣首輔楊廷和以“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的強硬姿態應對，四次封還嘉靖的御批，態度強硬到皇帝毫無辦法，只能以“朕不當這個皇帝了”相要挾。最終，這場無關國計民生的禮儀之爭，導致一百八十多位文臣或死或傷，并造成了明朝歷史上一次深刻的政治分裂——原本尚可共進退的文官集團，一步步走入分化、撕扯與內耗之中。

大禮議的本質，是皇權與文官集團之間關于權力邊界的一次激烈碰撞。君臣雙方都不愿妥協的固執，讓大明王朝在相互消耗中耗盡了元氣。

其實，固執一詞，無關貶義和褒義，大禮議是它，崇禎殉難是它，壬午殉難、萬歷怠政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