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長篇特稿丨美國人為什么流行給自己注射多肽？

Why Are People Injecting Themselves with Peptides?

健康養生網紅在灰色市場兜售未經批準的療法。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未來與消費者的健康岌岌可危。

本文即將刊登于于2026年4月13日《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Pick Your Poison.”作者：《紐約客》特約撰稿人德魯夫·庫拉爾是一位執業醫師，也是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副教授。

小羅伯特·F·肯尼迪抨擊美國食藥監局對未經批準多肽的限制。插畫：Sophi Miyoko Gullbrants

大約十年前，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群競技型混合健身愛好者，試圖尋找在不服用類固醇的情況下提升運動表現的方法。當時，健身圈的一些人開始自行注射多肽——即氨基酸短鏈，有時也被稱為微蛋白，這類物質在人體內通常充當信號分子。據稱某些多肽能增強力量、精力、耐力并加速恢復。然而，這些多肽尚未被正式批準作為藥物使用，且其中許多從未在人體上開展過研究。部分混合健身愛好者是當地一位名叫克雷格·科尼弗醫生的患者，科尼弗接受過家庭醫學培訓，后來還提供肉毒桿菌毒素治療、皮膚填充劑，以及據稱能延緩衰老的靜脈滴注療法。“大家真的感受到了好處，”這些混合健身愛好者向科尼弗談及多肽時說道。他能否幫這群人確定該注射哪種、劑量多少以及注射頻率？

科尼弗開始從復合藥房訂購多肽，這類藥房會定制生產藥物。他反復調整各種劑量，參考依據往往來自動物實驗，還在自己身上試用了一些。他漸漸有了“多肽奇才”的名聲。“我的名字傳開了，”他告訴我。音樂制作人里克·魯賓把科尼弗介紹給了神經科學家兼播客主播安德魯·休伯曼，休伯曼在2024年邀請他登上了自己人氣極高的節目。（科尼弗記得休伯曼當時說：“你要火了。”）在播客中，科尼弗稱“我能想到的幾乎所有人”都能從多肽中獲益，并重點介紹了一種名為BPC-157的“效果極佳、極度安全”的多肽。節目播出后的一個月里，有八百名新患者預約就診。如今他的接診患者總數約一千人，還有六千人在候診名單上。他診所的會員年費可達一萬五千美元，營收預計達數千萬美元。“我本可以收更高的費用，”科尼弗說，“但我想晚上睡個安穩覺。”

今年二月，我飛往查爾斯頓，在坐落著他診所的一棟現代紅磚建筑里見到了科尼弗。他和妻子凱利經營著類似“夫妻店”的業務：妻子在隔壁聯合創辦了一家養生水療館。科尼弗在候診室迎接我，室內播放著軟搖滾音樂，擺放著血清和干細胞療法的宣傳冊。他光頭、留著山羊胡、戴著眼鏡，模樣像《絕命毒師》里沃爾特·懷特的友善版。

“患者開口問的通常都是多肽，”科尼弗在辦公室里對我說。他稱自己的許多客戶是“健康人群想變得極致健康”——包括名人、政客、模特。“顯然，我們不接受醫保。”我在書架上看到一個由前防守端鋒、福克斯體育分析師豪伊·朗簽名的突襲者隊頭盔。科尼弗在電腦上給我展示了一套電子下單系統，看起來和我給住院患者治療時用的系統很像。但與我的系統不同，他的這套系統可以申請定制組合、即“配方組合”的未經批準多肽。

隨后，科尼弗帶我來到診所的靜脈滴注室，還請我吃了一份波奇飯當午餐。白板上潦草地寫著各種配方，像餐廳的特色菜菜單；其中一款標注為“科尼弗醫生特調”，包含維生素、礦物質和氨基酸。他問我要不要免費體驗一次亞甲藍滴注，這種化學染料近來被大肆宣傳能延年益壽、改善記憶力。而我所知的亞甲藍是一種急救降壓藥，高劑量下會嚴重收縮血管，甚至引發壞疽。我接受了波奇飯，謝絕了滴注。

午飯后，一位新患者——我姑且稱他為托比，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輕松坐進鋪著蓬松抱枕的躺椅。護士為他的一只手臂扎上靜脈針；科尼弗握著他的另一只手說：“歡迎加入！”托比說，他和家人最近遭遇了一場車禍，但疫情期間多數醫生對病毒和疫苗“過分執著”，讓他對這些醫生失去了信任。他很高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正讓國家“走上正軌”。

“我可不是疫苗的擁躉，”科尼弗回應道，“很多疫苗都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撐。”

托比此番并非來注射多肽，但科尼弗建議他下次就診可以嘗試。“我見過效果驚人的案例，”他說。他還表示，自己一款含亞甲藍的靜脈滴注，能讓患者“感覺像接上了電源插座一樣充滿活力”。

“太棒了！”托比回應道。

我有些不解，或許是太過天真，為何研究甚少的多肽注射能獲得科尼弗的信任，而經過嚴謹研究的新冠疫苗卻不能。“個案數據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他說，“有人接種疫苗兩天后中風，兩天后離世……見多了這樣的事，很難不留下印象。”

近年來，聯邦政府管控多肽的舉措讓科尼弗與公共衛生機構產生對立。2023年拜登執政期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包括BPC-157在內的十九種多肽列入“禁止復合生產”清單，理由是其存在“潛在重大安全風險”，包括免疫反應、胰腺炎以及癌細胞加速生長等。對此，科尼弗開始提供一種僅差一個氨基酸的多肽。“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的效果非常相似，”他告訴我。

2024年，科尼弗受到南卡羅來納州公共衛生官員的處罰，調查發現，他在開具管制類藥物處方時未維持自身對美國緝毒局的注冊資質，且在給患者施用氯胺酮前未檢查生命體征。科尼弗將這些疏漏歸咎于病歷記錄問題，并稱沒有患者因此受到傷害。“從未收到過臨床投訴，”他補充道。他繳納了一萬美元罰款，并同意一年內不得施用氯胺酮或睪酮。他此前獲準執業的紐約州，也勒令他交出當地的行醫執照。

談及多肽，科尼弗似乎對美國公共衛生機構迎來新管理層表示支持。“我的一些患者在政府身居高位，”他說，“他們對食藥監局針對多肽的舉措極為擔憂。”在“讓美國再次健康”的時代背景下，多肽的熱度持續攀升。許多復合藥房的需求暴漲；《紐約時報》報道稱，去年美國從東方進口的灰色市場多肽和激素數量大致翻了一番。播客主播喬·羅根稱，BPC-157在兩周內治好了他的肘部肌腱炎。追求更深膚色和提升性欲的美妝網紅則在服用美拉諾坦Ⅱ，也就是俗稱的“芭比多肽”。就連《紐約雜志》近期也刊登了一位自由撰稿人自行注射多肽的自述文章，標題為《活在多肽里的感覺棒極了》，文中未引用任何經同行評審的研究或學術科學家的觀點。今年二月，小羅伯特·F·肯尼迪在羅根的播客中表示，自己也曾服用多肽，在他的領導下，食藥監局將停止對多種多肽的限制。肯尼迪曾猛烈抨擊該機構“激進打壓”未經證實的療法，誓言要“結束這場戰爭”。

人體會產生數千種多肽。其中許多是蛋白質片段，負責傳遞信號或調節人體系統，其作用方式很多尚未被科學家完全探明。研究人員對部分多肽的認知已有數十年，已有數十種被研發為安全有效的藥物。激素胰島素就是一種多肽，能將血液中的糖分轉運至細胞；GLP-1，即胰高血糖素樣肽-1，可刺激胰腺分泌胰島素，并延緩食物在腸道中的通過速度。（多肽通常指含五十個及以下氨基酸的分子，超過五十個則為蛋白質。）但支撐當下多肽熱潮的科學研究可追溯至世紀之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知名兒科內分泌學家平查斯·科恩開始專注于衰老相關疾病研究。在一個項目中，科恩試圖干擾一種與胰島素抵抗和糖尿病相關的蛋白質。通過將人類DNA注入酵母細胞，他成功合成了數條能與目標蛋白結合的氨基酸鏈。科恩告訴我，前兩條鏈是已知蛋白質，而第三條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東西”，僅由二十四個氨基酸組成。奇怪的是，他始終無法查明其來源。按照當時的主流認知，他注入的DNA不應編碼這種物質。

這種名為人體蛋白的多肽，最終被追溯至線粒體DNA的一小段——也就是人類基因組中曾長期被視作“垃圾DNA”的98%部分。科恩的研究揭示，在這部由三十億個堿基對組成的人類基因組“巨著”中，即便不起眼的片段也可能是重要內容。事實證明，垃圾DNA并非無用：它包含眾多從未被研究過的多肽和蛋白質的編碼指令。“公眾對多肽的認知，并未從科學角度理解當下的研究進展，”科恩告訴我，“這不是在健身房就能買到的十幾種東西，這是一場科學革命，將開啟藥物研發的新紀元。”

然而，科恩對自己這項突破性研究的應用幾乎沒有控制權。在他發表一系列關于人體蛋白潛在益處的動物和細胞實驗研究后——該多肽似乎能抑制炎癥、調節血糖，甚至可能對阿爾茨海默病有防護作用——所謂的“生物黑客”們開始在灰色市場訂購這種物質。科恩本人曾嘗試將其研發為藥物，但該多肽極不穩定，幾分鐘內就會分解。更令人擔憂的是，人體蛋白最終被發現與乳腺癌和腦癌相關。盡管如此，它仍在網上持續售賣。科尼弗告訴我，他自己也服用過。“我根本不知道人們注射的是什么，”科恩說，“很可能是降解后的碎片。”

科恩現任南加州大學老年學院院長，他的實驗室已發現更多多肽。“我實驗室的規矩是，誰發現的誰就有權命名——但我有否決權，”他說，“我喜歡用意第緒語風格的名字。”SHLP意為“類人體蛋白小肽”；SHMOOSE意為“絲氨酸轉運RNA上的人類線粒體開放閱讀框小肽”。其他發現還包括MENTS H和PUTZ。他的團隊最知名的發現是MOTS-c，這種多肽被稱為“運動模擬肽”：能激活運動時通常開啟的細胞通路。令人矚目的是，注射了該多肽的老年小鼠，奔跑時長是未注射小鼠的兩倍。

科恩認為MOTS-c極具前景，于是創辦公司將其推進Ⅰ期臨床試驗——這是獲得食藥監局批準的早期步驟。該多肽僅會引發皮膚刺激，其余方面看似安全。但它的半衰期很短，需要一天注射數次，這限制了其作為藥物的吸引力，公司最終資金耗盡。由于“特定給藥途徑存在免疫反應潛在風險”，MOTS-c如今也被列入食藥監局禁止復合生產清單。即便如此，它仍在灰色市場流通。一位紅迪網用戶稱，開始服用后，“精力和耐力爆棚”。科恩對這些趨勢感到沮喪。盡管他對多肽的潛力滿懷熱忱，但他表示：“在經過全面測試前，人們不應服用。走捷徑的歷史從來都沒有好結果。”

其他許多未經批準多肽的支持性證據則更為匱乏。BPC-157是“身體保護化合物157”的縮寫，由克羅地亞科學家普雷德拉格·西基里奇領導的實驗室在人類胃液中發現。（它似乎是一種大型胃部蛋白質的片段，但尚未有人將其追溯至人類基因；科恩認為它很可能是腸道細菌的產物。）多項研究宣稱其在細胞和動物實驗中展現出驚人的多樣功效：據稱能治愈潰瘍、再生神經、助力肌肉和肌腱修復、對抗神經退行性疾病，并保護器官免受損傷。但這類研究大多由持有多項BPC-157相關專利的西基里奇參與合著，部分專家指責他刻意篩選有利證據。“科學的進步依靠嚴謹驗證，而非同一研究團隊反復證實自身發現，”波蘭一組科學家針對西基里奇的BPC-157研究結論撰文回應。正常情況下，有潛力的候選藥物會進入人體試驗。然而，自BPC-157被發現三十多年來，從未有針對該多肽的對照人體試驗成果發表。上世紀九十年代，西基里奇將該化合物授權給克羅地亞普利瓦公司，該公司試圖研發潰瘍性結腸炎療法，但試驗結果從未公布。2006年，普利瓦的研發部門被葛蘭素史克收購，后者擁有充足的臨床試驗資源，卻未將該多肽商業化。據科學雜志《暗箱》的薩拉·塔爾波斯報道，一家由西基里奇部分持股的公司2015年在蒂華納一家醫院開展了口服版BPC-157的安全性試驗，結果至今仍未公布。西基里奇向我保證，試驗“絕對成功”，數據“很快”就會公開，卻拒絕讓我查看。

獨立科學家表示，BPC-157在實驗室研究中看似前景可觀，但存在重大前提。該多肽似乎能促進一氧化氮生成，從而改善血流、減輕部分炎癥，但同時也會產生損傷DNA和蛋白質的自由基。此外，它似乎能促進血管生成，即新血管的形成，其作用機制可能與多種人類癌癥中表達的一種信號分子有關。“不能隨意刺激血管生成，”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生物學家保羅·克內普夫勒告訴我。（西基里奇則辯稱，該物質對這些生理過程的調節是平衡的；他曾撰文稱，關于一氧化氮和血管生成的相關批評，“對BPC-157的所有指責都應不予理會”。）

在去年首屆“讓美國再次健康”峰會上，一位復合藥房高管向觀眾表示，他的祖母正在服用BPC-157，并稱這“只是這些能改變人們生活產品的一個例子”。安德魯·休伯曼在播客中稱，兩針就治好了自己的背部損傷，同時也提醒聽眾注意該多肽的潛在風險。在網絡論壇上，有人稱這種多肽提升了精力、緩解了疼痛；也有人反饋出現奇怪皮疹、疲勞加劇、情緒低落和視力問題。BPC-157或許確實有效，潛在收益也可能值得承擔風險。但在缺乏人體試驗的情況下，幾乎無法確定它在人體內的實際作用。部分健康影響可能數年都不會顯現——而個案證據中充斥著干擾因素。如果一種多肽配方在舉重愛好者中流行，誰能確定是哪種多肽起了作用？或許所謂的效果其實歸功于硬拉、蛋白粉，或是一夜好眠。克內普夫勒提醒警惕安慰劑效應。當人們認為一種藥物價格不菲時，即便只是惰性物質，也常常會反饋有效果。“你花了這么多錢，”克內普夫勒說，“拿到一組藥瓶，自己注射，過程還很疼。你打心底里希望它有用。”

部分案例中，多肽已被明確與傷害關聯。去年，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對抗衰老與死亡革命節”上，兩名女性在展會展位接受了多肽注射；隨后不久，兩人出現心率加快、舌頭腫脹、呼吸困難等癥狀。送醫時，其中一人頸部肌肉失控，另一人已插管。兩人最終都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涉事多肽尚未披露。）實施注射的醫生引用一份人工智能生成的報告為自己辯護，向公共誠信中心表示，報告“基本表明不可能是多肽導致的”。當我問西基里奇，在缺乏人體數據的情況下，人們是否應使用BPC-157這類多肽時，他說：“作為醫生，我理應給出否定答案。作為普通人，我也不確定。你得做對自己正確的事。”他表示，監管機構應發揮作用，但“某種療法是否有效，最終評判權屬于民眾，而非食藥監局”。

前食藥監局官員、現任公共利益科學中心主任的彼得·盧里告訴我，如果你想在不受食藥監局嚴格監管的情況下靠健康產品賺錢，主要有兩種途徑。第一種是采用巧妙的營銷策略。如果你的公司宣稱產品能治療新冠，那就是在銷售藥品。“完了！食藥監局會立刻找上門，”盧里說。但如果公司將產品描述為免疫力增強劑，監管機構的權限就沒那么明確。通常情況下，銷售膳食補充劑（有時也被稱為“營養保健品”）無需開展臨床試驗。

第二種漏洞涉及復合藥房，這類機構主要由州藥房委員會監管。2021年前曾在一家復合藥房擔任藥劑師的山姆·安告訴我，他工作的地方雇有約二十名員工——藥劑師、技術員、收銀員、配送員，環境類似化學實驗室。起初，他說，“我覺得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他可能會為無法吞咽藥片的患者配制液體藥物，或為女性定制適配激素水平的生育藥物。但隨著時間推移，安逐漸感到失望。他說，對許多這類藥房而言，“重心似乎變成了如何快速賺錢”。疫情期間，即便伊維菌素被證實對新冠無效，復合藥房仍漫天要價。在GLP-1藥物大范圍短缺時，許多藥房借機牟利。“他們會加一點維生素，然后眨眨眼說‘看，我們為你定制了’，”安說，“做這些事的門檻低得可笑。”他認為多肽熱潮更令人擔憂。“他們利用一群尋求解決方案的人，高價售賣沒有證實功效、還可能有害的東西，”他繼續說道，“這怎么能被允許？”

2012年，馬薩諸塞州一家復合藥房的類固醇導致數百人患上腦膜炎、六十余人死亡，此后食藥監局開始采取更果斷的監管措施。“監管機構很清楚，市面上大量相關行為可能涉嫌違法，”盧里告訴我。但食藥監局和美國國稅局一樣，資源有限，只能追查少數嚴重違規行為。“等你把BPC-157列入清單，可能又出現了BPC-158，”盧里說。（他補充道：“不存在‘多肽戰爭’，真正被打擊的是作出不當宣傳的未經批準產品。”）向肯尼迪匯報工作的特朗普政府時期食藥監局，也不太可能大力執行多肽限制措施。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和食藥監局均未回應采訪肯尼迪或食藥監局局長馬蒂·馬卡里的請求。采訪食藥監局高級合規官員的請求，則只收到一份官方模板聲明，其中部分內容為：“美國人有權知曉所購產品的質量，有權使用經證實安全有效的藥物。”

多肽愛好者正越來越多地繞過中間商，直接向灰色市場供應商訂購。去年，我姑且稱他為邁克爾的一名二十多歲男子，他經常舉重、練習巴西柔術，換新工作并從一場嚴重的新冠感染中康復后，開始飽受疲勞和體重增加困擾。他的朋友都服用過多肽——他記得其中一人對他說：“兄弟，你真該試試。”——但邁克爾起初心存疑慮。他花了數周查閱動物實驗研究，瀏覽各類網絡論壇上的用戶反饋。最終，他決定從一家銷售科研用化學品的公司訂購瑞他魯肽——禮來公司已推進至Ⅲ期臨床試驗的一款試驗性GLP-1藥物。他收到一盒粉末，兌水后自行注射到腹部。他緊張得幾乎暈過去。但很快體重下降，這讓他好奇其他多肽還能帶來什么效果。

邁克爾的腳一直有傷痛，可能與柔術練習有關，于是他訂購了一組號稱有修復功效的多肽配方，名為KLOW混合劑，包含KPV、GHK-Cu、TB-500和BPC-157。“基本就是參考前人服用的普遍共識，”邁克爾告訴我。（英國林肯大學社會學家盧克·特諾克將這種現象稱為“民間藥理學”。）邁克爾的腳痛有所緩解，但奇怪的是，他發現自己的膚色發生了變化；KPV源自一種影響皮膚色素沉著的激素。隨后，邁克爾訂購了一種名為塞馬克斯的多肽，俄語中意為“七種氨基酸”。在東歐部分地區，塞馬克斯被用于治療腦外傷和其他神經疾病。“人們把它當阿德拉類興奮劑用，”邁克爾說。盡管他發現自己拖延變少了，但也開始感覺自己“像個針墊”，他說。他決定只在“覺得真的需要時”才用。

最后，邁克爾開始服用MOTS-c。他心想：“好吧，如果我的線粒體因為新冠出了問題，希望這個能修復系統。”這種多肽似乎讓他精力更充沛，但他發現自己出汗異常多。當我問邁克爾，把未經測試的產品注入體內是否會感到不安時，他也拿新冠疫苗舉例，稱其“同樣沒有長期研究數據”。“所以，就像是，選一種你能接受的風險，”他說。如果醫療體系無法滿足患者需求，人們就會自己尋找解決方案。“這類東西會越來越流行，”他告訴我。

我決定自己采購一些多肽。邁克爾推薦了一家名為瑞士化工的公司。“這家靠譜，”他說，不是那種“信我就買”的野雞公司。快速搜索后我發現，2024年食藥監局已向該公司發出警告函，其中部分內容為：“盡管聲明產品僅為‘科研用化學品’，但從貴公司網站獲取的證據表明，產品擬作為人用藥物銷售。”我花一百零七美元購買了BPC-157、CJC1295和TB-500。結賬時，三十粒卡貝縮宮素——一種醫生用于引產和治療產后出血的合成激素——被免費加入購物車，就像科顏氏的潤膚乳小樣一樣。

我又從知名生物黑客加里·布雷卡運營的網站“終極人類”花三百美元訂購了MOTS-c，該網站曾邀請小羅伯特·F·肯尼迪做客播客。購物車中展示著一個標有“僅科研使用”的未來感藍色藥瓶圖片，卻自動搭配了抑菌水和注射器，還要求我填寫問卷并對接醫療人員。屏幕上彈出與一位名叫辛西婭的人的視頻通話。“你的回答很不錯，我會批準訂單，”她對我說。整個咨詢過程不到三十秒。

最后，我在TikTok上搜索多肽。在一個擁有一萬多名粉絲的名為“多肽樞紐”的頁面上，我看到擬人化的多肽藥瓶動畫，形象酷似電影《頭腦特工隊》里的情緒角色。“喲，我是TB-500！”一個面帶壞笑的紅色藥瓶宣稱，背景燃著火焰，“我就是被人稱作金剛狼模式的修復多肽。”一個標有PT-141的藥瓶身著燕尾服，射出丘比特之箭，該產品被宣傳為治療性欲低下的藥物。“我直擊欲望通路，”它說，“人們叫我約會夜多肽。”我在WhatsApp上提交咨詢后，賣家保證產品“純度99%”。我從一份PDF菜單中選了幾樣。賣家稱，多數支付平臺會標記多肽交易，還發來一段視頻教我用加密貨幣支付。我的銀行起初將這筆交易標記為可疑交易；我不得不確認自己確實想把一百八十五美元兌換成比特幣。

“醫療自由”的理念——即我們有權決定自身健康相關事務——在美國向來擁有特殊地位。“美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相當一部分民眾都將治療選擇自由視作一項憲法權利，”醫學歷史學家劉易斯·格羅斯曼在其著作《選擇你的藥物》中寫道。開國元勛、醫生本杰明·拉什曾批評醫學界對非醫生推薦的療法抱有偏見。“我們許多最有效的療法，都是江湖郎中發現的，”他稱。十九世紀末，心理學家兼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寫道：“如果‘神圣’一詞能用于任何個人權利，那么按自己意愿對待身體的權利，無疑配得上這個稱謂。”幾年后，郵政大臣停止向美國磁療學校遞送郵件，稱該機構涉嫌醫療欺詐。該校提起訴訟，主張其療法合法，最高法院最終作出對該校有利的裁決。“沒有絕對真理的精準標準，能證明其主張虛假且構成欺詐，”多數意見書中寫道。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未經監管醫療產品引發的丑聞，讓權力天平轉向監管一方。上世紀三十年代，一種溶在有毒溶劑中的抗生素磺胺酏劑，導致患者出現劇烈疼痛、腎衰竭和神經問題。在全美十五個州造成包括多名兒童在內的一百余人死亡后，美國國會通過1938年《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授權食藥監局在醫療產品上市前評估其安全性。該機構如今的職能定位于1962年確立，此前沙利度胺在全球導致數千名嬰兒出現先天缺陷。法案修訂后增設了更高標準：制藥企業如今必須開展對照試驗，證明產品有效。兩項標準之間差距巨大。約三分之二符合1938年安全標準的藥物，未能通過1962年的有效性審核。

如今不難想象，美國監管機構對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管控力正在喪失。風險投資家吉姆·奧尼爾，曾任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代理主任，現任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人提名人選，曾表示，藥物一旦證實安全，美國人就應“自擔風險開始使用……在合法化后再驗證有效性”。多數州已頒布所謂“嘗試權”法案，允許絕癥患者使用已完成Ⅰ期安全性測試的療法。（此類療法中超過90%最終不會獲得食藥監局批準。）近年來，蒙大拿州法律更進一步，允許所有患者使用范圍更廣的試驗性療法。該州可能成為醫療旅游中心。臨床醫生可免受多種懲戒，即便沒有蒙大拿州行醫執照，每年也可執業至多二十一天。

支持更多醫療自由的觀點，基于值得稱贊的原則。我們通常不希望政府決定我們能對自己的身體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當前的藥物審批流程顯然存在缺陷。制藥企業通常需投入數年時間和數億美元才能讓藥物獲批；部分原因導致一些有潛力的療法從未獲批，許多療法對急需的患者而言來得太晚。經濟學家亞歷克斯·塔巴羅克曾寫道，獲批藥物傷人時會登上頭條，但“當食藥監局未能批準一款好藥時……逝去的生命埋在無形的墳墓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信息真空下做醫療決策，真的是自由選擇嗎？“歷史的主線是，總會有人兜售各種宣稱有神奇功效的東西，”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政策教授、前食藥監局副局長約書亞·沙夫斯坦告訴我。“如果你支持患者選擇權，就應支持要求企業證明產品功效的監管體系。”

我的前兩批多肽訂單很快送達。第三批來自“多肽樞紐”的訂單卻遲遲未到。一家自稱負責物流的公司聯系我，稱除非支付一筆“可退還保險費”——再價值八十三美元的比特幣，否則不會發貨。賣家不允許我取消訂單，我只得謹慎支付了費用。兩周后，賣家和物流公司都不再回復我的消息，我仍未收到貨物。

讀者們，我并沒有給自己注射這些多肽。相反，我把它們送到了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芬里克分析公司，該公司專門檢測粉末狀多肽的純度、效價、污染物和毒素。檢測結果會發布在公司網站上，月點擊量超百萬次。該公司稱，自己在提供公共服務——在食藥監局執法不力或受阻的領域，創造透明度和問責機制。“我們檢測多肽，讓自主健康選擇更安全，”其網站寫道。如果你要用，就安全使用。與此同時，該公司在推動多肽領域形成某種自我監管的同時，也提升了行業合法性。如果一種藥物看起來更安全，或許可以試試。

芬里克的辦公室不大，位于一處聯合辦公空間的二樓。文件柜上擺著一個神情兇悍的《龍珠》主角孫悟空手辦，看起來正用手發射一瓶司美格魯肽。桌上的托盤里放著數十個藥瓶，桌下的箱子塞滿了寄來的包裹。剛大學畢業的杰克·安德森負責拆開大部分包裹，拍攝藥瓶照片并更換標簽。“這樣實驗室就不知道樣品來源，”他說。

“包裹多得快堆不下了，”公司運營總監卡南·湯斯說，他曾是大學摔跤運動員。他因用多肽治療髖部損傷加入該公司。過去一年，芬里克收到的包裹數量增長了五倍多，自十二月以來更是翻了一倍多。“離譜的是，我們完全沒做過營銷，”湯斯補充道，“但多肽就像一種愛好：人們不只是服用，還想和朋友聊。”

湯斯和我開車把我的多肽樣品送到約十分鐘車程外一棟低矮的灰色建筑。克勞澤分析實驗室是一家家族企業，承接芬里克的大部分檢測業務，同時也為食藥監局檢測跨境墨西哥的食品和農藥。我看到室內有一輛叉車和幾袋玉米粉。實驗室主任馬克·克勞澤性格開朗、身材魁梧，帶我走過洗碗機大小的色譜儀和質譜儀。“有時候根本不用這些 fancy 設備，就知道東西有問題，”他告訴我。他一只手拿著一瓶淡藍色粉末，另一只手拿著一瓶白色粉末。“銅肽應該是藍色的，”他說，“如果給你的是白色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肯定不是銅肽。”

對多肽持懷疑態度的克勞澤估計，芬里克送來的多肽中，約有10%存在純度、劑量或無菌性方面的嚴重異常。部分藥瓶含有內毒素——細菌細胞壁碎片，說明生產工藝不佳、供應鏈存在問題。“但別忘了，這些是‘科研用化學品’，對吧？”他眨著眼說，“沒人會往自己身體里注射！”克勞澤在電腦上調出一份色譜分析圖，該技術能將混合物分離為單個成分。圖表顯示一條平線，中間有一個尖銳的峰值。“這是純品，”克勞澤指著峰值說，“只有一種物質。”接著，他給我看了一張起伏如過山車的圖表。“這里面什么雜七雜八的都有，”他說，“要么就是原本的物質降解了。”第三張圖表有兩個峰值——一個是已知多肽伊帕瑞林，另一個是幾英寸外的未知物質。“我們不知道那是什么，”克勞澤說。

到訪約一周后，克勞澤分享了對我送檢多肽的分析結果。檢測顯示，我從“終極人類”訂購的MOTS-c純度為98%，實際劑量為標簽標注的87%。（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多肽本身安全有效。）我從瑞士化工訂購的所有多肽均存在嚴重問題：BPC-157藥瓶含鉛，TB-500藥瓶含內毒素，CJC-1295藥瓶有效成分不足標注劑量的42%。

我們這個時代的諸多健康潮流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不僅力求像主流醫學那樣治療疾病，還追求優化健康，而這一目標是許多醫生回避的。我不相信自己能一邊提供未經證實的療法，一邊堅守不傷害患者的誓言。而且，即便我知道如何幫助人們在健身、事業或性生活中達到“巔峰狀態”，我也不確定這是我的職責。但如果傳統醫生不向患者承諾這些，自然會有其他人來做。阿爾伯塔大學法學教授蒂莫西·考菲爾德稱，健康網紅越來越多地參與“科學剝削”：他們基于有限研究大肆推測、夸大宣傳，制造熱度。“把一個真正有前景的科學領域過度渲染、歪曲解讀，用來賣垃圾產品，”考菲爾德說。在他看來，聚焦另類認知和靈性的1.0版養生理念，已被2.0版養生理念取代，后者常常借用科學話術。“用多肽搞這套太容易了，”考菲爾德告訴我，“光是‘多肽’這個詞，聽起來就很科學、很靠譜。”

今年春天一個雨天，我走進曼哈頓中城一家大型酒店，這里正在舉辦年度綜合健康研討會，面向“前沿從業者”。我穿過熙熙攘攘的展廳，經過售賣“增強免疫力”蘑菇和蛋白棒的展位。不知為何，一家線上處方公司正在抽獎送路易威登包。我走到一家復合藥房的展位，詢問多肽業務情況。“聯邦政府束手無策，”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就像禁酒令時期一樣。”

我正要去見埃德溫·李，這位奧蘭多的內分泌學家一直致力于提升未經批準多肽的科學可信度。還沒找到他，一位身材健碩的中年男子就攔住了我，此人曾是汽車銷售員。“想精力更充沛、疼痛更少嗎？”他問道。他讓我站在一個看似未來感滑板的“振動板”上，宣稱該設備能減壓、增肌、促進循環，甚至改善性生活。踏板開始震動并閃爍紫光，我的全身都跟著晃動。“每天站十分鐘，”他說，“相當于橢圓機運動一小時。”他愿意以三千六百美元標價的半價賣給我。

我禮貌地告辭，在酒店休息室找到了李。他身材高大，留著花白短發，戴著細框眼鏡，性格積極好斗。李因聯合創立臨床多肽學會而知名，該學會為想開展多肽治療的人員提供認證。他還發起了一項名為“拯救多肽”的請愿，已征集近萬個簽名，試圖放寬政府限制。“很多傳統醫生覺得這全是胡扯，”他笑著對我說，“他們覺得我墮入了黑暗面。我們求同存異，畢竟我還想和他們一起徒步旅行。”

幾年前，李的兒子是一名高中越野跑運動員，腿部出現劇烈疼痛。“爸爸可以給你注射多肽，”李的妻子對兒子說。男孩卻回道：“他才別想給我注射！”后來，李給兒子看了克羅地亞多肽研究者西基里奇發表的照片：西基里奇團隊切開大鼠的跟腱，經BPC-157注射后，傷口愈合。李的兒子最終同意了——“他只是需要看到證據，”李說——兩周后便恢復了跑步。如今，李把家人用的多肽放在冰箱的黃油隔層里。

我們交談時，李的一位患者走進了休息室，他是醫療投資者，也曾是足球運動員。2024年的一個早晨，這名男子醒來時膝蓋劇痛，經查是半月板撕裂。幾位醫生都建議他手術。后來在去年的研討會上，他遇到了李。“這個陌生人說能治好你，”這名男子說，“你為什么相信他？直覺。他身上有種特質。我從沒見過哪個醫生這么自信。”男子飛往奧蘭多，李為他注射了BPC-157。短短幾天，他的膝蓋疼痛就緩解了。

“我不在乎某人有多少篇論文，”這名男子單腳跳著強調，“我不要研究，我要效果。”

“不是所有人都好得這么快，”李笑容滿面地說。

隨后，我和李一同參加了康涅狄格州私人醫生史蒂文·A·R·墨菲的多肽講座，其網站宣傳“雷帕霉素、多肽及其他藥物的遠程醫療咨詢和處方”。會場座無虛席，甚至有人擠在門外。標題幻燈片上是一個肯娃娃的圖片，一支注射器對準其額頭。

“你試過哪幾種？”旁邊一個年輕男子問我。

“一種都沒試過，”我說，感覺自己像兄弟會里的禁酒者。他一臉困惑。

墨菲詢問現場有多少人開具過多肽處方，約一半人舉手。他介紹了幾種已獲批特定適應癥、因此可安全超適應癥處方的多肽，隨后轉向灰色市場多肽。例如，伊帕瑞林是“最純凈”的促生長激素釋放多肽之一，可口服，也可——幻燈片標注“非法”——皮下注射。墨菲建議大家堅持對獲批多肽進行超適應癥使用，而非處方未經批準的同類產品。否則，可能會收到食藥監局的“討厭信件”，甚至吊銷行醫執照。

講座尾聲，李起身對全場發言。“我們必須拯救多肽！”他說。他呼吁大家收集多肽相關數據，并表示自己已發表三篇關于BPC-157的論文。“但我只是一個人，”他說。（李的論文未設置隨機對照，最大的一項研究僅納入十六名患者，發表在一本不知名期刊上。）離開時，李遞給我一本他寫的書。扉頁上，他簽下名字，還附了一句話：“與多肽相伴，樂享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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